如何救经济?宋铮教授等建议发行真金白银的数字消费券

黄益平教授在5月14日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提出要“不惜代价救经济”，重点应放在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他的呐喊讲出了当下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心声。但问题是什么样的政策既能稳定宏观经济，又能有效地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呢？黄教授建议慎用结构性货币政策，那么是否存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可能呢？

如果财政政策针对企业，并由政府选择受益者，这样的“结构性财政政策”不仅在操作层面上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比如失业救助），而且与产业政策的界限模糊，在确定受益者覆盖面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很大争议。相反，如果直接把资源发放到消费者手中，让消费者决定资源配置，反而可能通过消费的“报复性反弹”，更好地将资源引向在疫情中消费下降最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扶持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企业。

这类“普惠”财政刺激政策的最大问题是消费者不一定把收到的资源全部用于消费。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全球消费者都出现了消费疲软和储蓄增长强劲的情况，普惠财政刺激政策是否有效？对此，我们利用港版支付宝30万用户经过匿名处理后的详细交易数据，评估了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价值5000港币/人的数字消费券计划。从总量上看，消费券用户的额外支出达到消费券面额的80%以上，近于世界各地以往财政刺激政策效果的上限，对香港经济复苏起了积极作用。从结构上看，非耐用品（如食品、服饰）和服务类消费的增加至少占额外支出的60%左右，而电子产品消费却基本没有变化。由于小微企业在非耐用品和服务类消费的比重较大，这些结构效应说明数字消费券也起到了稳定小微企业和老百姓生活的作用。

决定消费券总量效应的关键在于政府补贴的每一块钱在多大程度上替代或“挤出”了家庭原有消费。在考虑到这类挤出效应之后，政府补助每一块钱所带动的额外消费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度量财政刺激政策有效性的核心指标。有许多研究对过去不少刺激政策的边际消费倾向作了估计，估值范围很大，介于10%（即每100元补贴拉动额外消费10元，如1999年日本“地域振兴券”）到80%（如2011年新加坡“增长花红”计划）之间。这些差异或来自实证研究设定本身，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刺激政策在支付设计上的差异。

面临疫情与外部贸易环境变化的双重夹击，香港特区政府于2021年推出一项大型消费刺激政策，堪称有史以来通过电子支付平台发放的数额最大、覆盖最广的消费券计划。面额5000港元（约合人民币4210元）的消费券，通过四大电子支付平台向以18岁以上香港永久居民为主的群体分两期发放。截止2021年底，约有630万人成功申领消费券。这些消费券采取现金全额抵扣的形式，无需“满减”条件。通过数字平台，香港政府限制了消费券的使用场景。譬如消费券无法用于教育开支、支付租金或金融产品（包括偿还债务）等，也无法用于非本地零售交易与个人间的转账。当然，如果消费券具有完全的“货币特性”（fungibility），从理论上讲，消费券的支付门类与非消费券的支付门类间也可以产生替代，从而减少甚至彻底消除消费券的效果。

蚂蚁金服研究院和港版支付宝为我们研究香港数字消费券的效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100多万选择港版支付宝平台使用消费券的香港市民中，我们随机抽取了30万用户，用他们的匿名交易记录信息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其中也包括2万多没有申领消费券资格的用户（比如在港就业就学的港漂群体）。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DID)，通过比较消费券用户与未合申领资格用户，在消费券推出前后的消费变化来估计香港消费券的成效。

香港消费券计划于2021年6月18日正式公布。自政策宣布起，消费券用户的每周支出平均增加约200港元，至2021年底，共增加约5400港元。当样本限定在政策推出前后消费模式较稳定的所谓“活跃用户”后，我们发现，消费券带来了每周平均145港元的消费增长，共计约4000港元，即消费券面额的80%。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内地发行数字消费券也有利于普及数字货币，是个一箭三雕的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