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民不离故土养老可行吗?

发布于 2021-09-05 16:00

82岁的梅芳

去年碰上了农民身份的

一次巨大变现机会

她位于奉贤区浦秀村的老宅

在上海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政策下

换成了一套在建的高层住宅

和一大笔现金

“正好给两个儿子留些财产”

梅芳一面感慨自己还有些“剩余价值”

却又不免发愁

进城生活会不会习惯？

这一年来

梅芳数次被儿子接到城里的公寓楼住下

每次待不过一周

她便嚷嚷着要“回家”

她能“回家”吗？

村办养老社区爆火

排队等候遥遥无期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也被称作农民“上楼”，这在国内许多城市已成必然之势。它不光是土地高效集约化利用的破局之法，也被农村家庭视作改变身份命运的机会之窗。

仅在上海市奉贤区，就已有不少村民自愿“上楼”。当地可供分配的现房供不应求，期房的建设亦是如火如荼。

然而，离开乡土后，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和梅芳一样，虽然满足了子女“上楼”的心愿，却也只能深埋自己不愿离乡养老的“守土情结”。

为了解决农村老人就地养老问题，上海市民政部门前几年专门出台《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年）》，鼓励利用农村存量资源发展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在奉贤区，浦秀村、五宅村、吴塘村、吴房村、存古村等地率先探索为“上楼”老人“重建家园”，如今已经建成一批因地制宜、形态各异的养老社区。

吴塘村的养老社区，原本是村里一排闲置的农民房。村委会将其整修后，隔成了19间拥有独立厨卫的30平方米小屋。村民每个月交200元租金，即可入住。

但让吴塘村党总支委员潘春燕没想到的是，有入住意愿的村民远远超过村委会可提供的房间数量。为公平起见，村委会只好让老人按年龄大小排队入住。“目前才刚刚排到83岁，年纪更小的村民只能等待有人退租，或者是去世。”

不过迄今为止，这些养老社区还没有出现退租情况。“在养老社区终老”，是里面老人的普遍心态。

吴房村有闲置农民房55间，两年前，村委会将其按照统一规格改造，形成一片养老社区，共可承接31户村民。

沈嬢嬢颇有运气，搬进来时，恰好占据了最后的“席位”。虽然她不日就将拿到置换后的新房，但她仍坚持认为，这里就是她将来的“家”。

吴塘村养老社区。

上海农村老人为什么不愿进城养老

村民与城市存在多重隔阂

为什么村里建的养老社区突然火了？想解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上海农村老人为什么不愿进城养老。

“城里没有朋友”“城里不能种地种菜”“腿脚不好”……这是老人给出的答案。但老人与城市的隔阂，显然不止于此。记者发现，一些上海农村老人对城市生活存在某种“感官排斥”。

目前已入住浦秀村养老社区的梅芳，第一次到城里儿子家过夜，就“浑身不适宜”。

85岁的陈林芳觉得，住在乡下，哪怕一个人待着也不害怕。住城市高楼里，房门一关就孤独得很。

阮连珍如今在吴塘村养老社区独居，儿子儿媳每周来看望她一次，她却从不去对方家里做客。她说，“城里住一天，回来要刮痧刮三天。”

记者一再追问下，阮连珍说出不愿进城养老更为直接的一条理由：“电梯摁不来的，怕被别人笑话。”

可以想见，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许多老人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经验全然失效了。一部电梯、一个电子门禁，就足以令他们感到手足无措。

而经济、文化水平差异带来的自卑感，更是让人际、代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尴尬。

梅芳儿子居住的小区有个花园，里面常聚集着很多老人。梅芳从不敢和他们打交道。有时陪孙女一起下楼，她会因为跟不上孙女的脚步而感到抱歉。

相反，回到乡村，回到农民当中去，老人却如释重负。记者在养老社区里看到的梅芳，并不像她描述的那样胆怯、畏缩。她可以和村干部、年轻社工们侃侃而谈。讲起 “自己如何独自从城里坐车回乡”的经历时还眉飞色舞，透着一股自得。

而对子女来说，老人归乡，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吴房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玉诗说，“其实很多人都不忍心父母别别扭扭地进城养老。一听说我们有养老社区，都主动帮父母缴纳租金，办理入住。父母晚年有了保障，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上楼’红利。”

还有一些讳莫如深的传统观念，左右着农村老人的养老选择。许多老人入住养老社区后，向村干部反映的“当务之急”，不是吃穿住行之类，而是要尽快辟设白事专用的公共祭拜点。

吴塘村养老社区在住房紧俏的情况下，还是挤出两间来，供老百姓备办白事。吴房村里，村干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村民便主动出击，并看准了田间一处废弃的农用房，交由村委会加紧改造。

在养老社区里，这尽管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仍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村民代代相接的传统观念。村里的养老社区，既是老人的家，也被他们视作最后的精神家园。

吴塘村养老社区在住房紧俏的情况下，还是挤出两间来，供老百姓备办白事。

“床位”式养老社区当下遇冷

农村乡土观念是最大阻碍

眼见养老社区供不应求，不少乡村动起了扩大规模的脑筋。而实际操作中，又屡屡碰到建设成本、土地空间利用、后续管理等多方面问题。

吴房村曾设想在现有基础上，再回租一些农民宅基地进行改造。“不过村集体自主改造压力大，社会资本看不到利润又不愿投入。”王玉诗说。

更为关键的是，该种模式虽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民住房的相对集中，但仍需要不少土地空间。一些村干部表示，“目前并没有可用于扩建的土地指标。”

为了规避上述痛点、难点，浦秀村的养老社区则采取了另一种建设方式。村书记冯建军介绍，村里改造了一座原有的3600平方米集体所有厂房，并按照长者照护之家标准，设计了95张床位，高效利用资源。

社区还聘请了充足的护理员、厨师，划分出综合服务区、休闲娱乐区、医疗服务区、生活服务区等，提供包揽式养老服务。老人每月只需缴纳2000多元床位费，享受的服务水平，基本可达市面上收费5000元左右的民建民营养老院标准。

理性测算，上海一个农村老人每月农保及其他保障性收入可以达到1600元左右。如果子女再接济一些，是完全可以住得起这样的养老社区的。然而截至目前，浦秀村养老社区仅入住了11位老人，尚不到其负载能力的九分之一。

“关键在于老人的乡土观念。”冯建军说。所谓乡土观念，不仅包含老人对土地的态度，也包括老人基于乡土的金钱观、价值观、消费观等等。

“上海农村老人的消费观，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可支配能力。”近年来，奉贤为农村9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餐，80岁以上吃一餐4元，政府补贴6元，优惠力度仍然很大。但许多村干部表示，“订餐的人并不多，90岁以上占大多数。有些老人明明有需要，宁可熬到90岁以后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