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王建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问题的辨析

【摘要】本文认为毛泽东在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主要使用第一手调查资料，也使用了第二手资料。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从此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急风暴雨式的农村革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只是对事实的陈述，并非毛泽东有意倡导；被称为“革命先锋”的“赤贫阶级”确实是游民，但毛泽东并非对游民不加区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深入社会调查的坚实开端，但也存在轻视军事力量的欠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感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反思。

【关键词】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查研究

【作者】王建国,解放军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

“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摆脱流俗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潜藏的事实。”^[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以非凡革命胆识写就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所体现出的独立精神和判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本文试图就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动因

关于毛泽东赴湖南考察的动因，不同时期的说法不一。1926年12月28日的长沙《大公报》这样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将赴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2]。从这则报道看，毛泽东此行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主要使命是“巡视党务”，而对与农民运动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则是由于受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托。这与1937年1月问世的《毛泽东自传》的说法明显不同：“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农民部，并被派往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3]至于为何人何组织所派，毛泽东没有说。但从语气来看，应该是指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题解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4]题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为了反驳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才去考察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毛泽东想反驳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中共中央也很想进一步了解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被派往湖南考察。恰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又委托毛泽东对诸多问题进行考察。毛泽东此行是受到多方委派，负有多重使命。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说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公报》的报道的背景是国共合作，而且当时的共产党人一般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因此强调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毛泽东自传》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然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作用，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进行介绍。至于《毛泽东选集》题解的说法，也是由选集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个人选集，自然要突出作者自己的特殊作用。可见，这几种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不同时期选择的角度有所区别。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考察。所到之处，毛泽东都邀请农民和“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5]。在考察过程中以及结束后，毛泽东曾将调查所得与湖南区委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且就农民运动问题做了几次报告。这样，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主张。2月16日，毛泽东曾经写信向中央汇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标志着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已经成熟。因为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毛泽东特地这样说：“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内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7]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正式写作应该开始于2月17日，成文时间应该在2月20日左右。

众所周知，“毛泽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8]。实际上，毛泽东在以自己考察所得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间接资料。如，在论述农会组织情况时，毛泽东这样说：“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如益阳华容等县 大部分尚未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9]在论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10]在论述农民武装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因农民起来形势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11]，“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12]。诸如此类的论述，涉及的大部分县份不在毛泽东考察范围之内。在指出个别地区因为打菩萨引起不良后果的时候，毛泽东还使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乡湖北阳新二县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13]。关于这些县份的情况，毛泽东只能从间接渠道进行了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该表在考察报告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是毛泽东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这份表格并非自己调查所得，而是湖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1月的统计^[14]。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使用自己调查所得材料的同时，也使用大量的间接材料，才使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容极为详实，从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辨正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15]还批评毛泽东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16]。张国焘则怀着别样的心情“回忆”：“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7]

笔者认为李维汉误解了毛泽东，而张国焘则有意曲解了毛泽东的意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清楚地写道：“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18]这清楚地表明“有土必（皆）豪，无绅不劣”是从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中概括出来的，这是对事实的陈述，并非毛泽东自己提出。“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的表述，一来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农民运动中确实存在“过分的举动”，二来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像张国焘所“回忆”的那样严重。由于毛泽东认为“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 都有革命的意义”^[19]，因而提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的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0]，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由来。认为在革命中“恐怖现象”无法避免，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何况还特地强调“一个短时期”？再说，毛泽东也不是不加区别地对一切过激行为都全盘肯定。如，毛泽东明确指出：菩萨是农民自己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丢掉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21]作为一个迫切希望中共中央改变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家，置身于湖南农民运动热潮中的毛泽东，不可能像若干年后在书斋里研究资料或者写回忆录那样“理性”，即使使用了一些后来看确实“过头”的措辞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不应该抓住个别字词苛求毛泽东。

四、“革命先锋”——“赤贫阶级”辨析

李维汉还批评毛泽东“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2]。李维汉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级”。对于这些“阶级”，毛泽东这样分析：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23]而中农“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24]从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富农乃至中农的否定态度。在论及贫农时，毛泽东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在那里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一切破坏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25]在这里，毛泽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贫农运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强调：“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26]那么，“赤贫阶级”（文中毛泽东将“赤贫阶级”与“赤贫”交替使用）究竟是指什么人？请看毛泽东对“赤贫阶级”的描述：“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27]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游民无产阶级”的分析基本一致：“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28]毛泽东还这样解释“次贫阶级”：“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工业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9]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贫农的定义基本一致：“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30]。可见，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贫农”划为“次贫阶级”，而把“游民无产阶级”划为“赤贫阶级”。因此，毛泽东确实把游民（即“流氓无产者”）当作贫农的一部分。

关于游民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有没有夸大？我们不妨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探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会党一概加入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逞英雄，吐怨气”^[31]。李维汉的论述更加直截了当：“农民的领袖是贫农，而贫农中的大多数是会党中的分子”^[32]。《湖南第一次农运宣传周宣传纲要》严肃指出：“失业的农村群众，地主阶级指为地痞、流氓，在我们看来则可名为贫农，贫农因生活毫无保障，所以对于革命容易接受，不比自耕农、佃农［雇农］有所顾忌。”^[33]强调“失业”，并且将佃农、雇农排除在“贫农”之外，这里的“贫农”显然是指游民。再看湖南省农民协会训令：“查湖南的失业农民起来，在湖南的农运中，实在是最勇敢的先锋队‘流氓地痞’自然是指最革命的一般失业农民。”^[34]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认为游民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并非夸大之辞。那么，毛泽东有没有将游民不加区分地看成“革命先锋”？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坛（神）庙，素聚流民，说也不服，农会起后，都悄悄去了。”^[35]关于这些“流民”的去向，毛泽东在其它场合清楚地指出：“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36]。“屈服于农会之下”以及“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的表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所有的游民都是“革命先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同湖堤团农会，捉了三个流民烧窑”^[37]的记载。

五、从考察报告看毛泽东认识的变化

李锐在《青年毛泽东》中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指导。”^[39]这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客观评价。那么，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有没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毛泽东不仅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而且受到的影响很大。

1925年底到192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40]；“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41]。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地主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虽然9月份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42]，“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43]，但直到1926年12月20日，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仍然这样说：“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44]。而毛泽东参与制订的决议案规定：“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45]这显然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希望农村发生大的社会震荡。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毛泽东明确指出：经过考察，“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的几个颇大的错误”^[46]。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站在激进的革命立场为农民运动鼓与呼，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打倒。毛泽东大声疾呼：“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47]所有反对农运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的错误处置，都必须迅速变更^[48]，“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49]。强调：“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王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是没有错的。”^[50]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认为中国革命是“农民进行的革命”，已经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一再强调：“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51]；“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52]。甚至极为乐观地估计：不久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53]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他后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只要认真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此前的论述进行比对，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使得毛泽东从此更加注重社会调查。毛泽东曾经极为自信地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54]当自己的建议被中央拒绝之后，毛泽东非常愤怒：“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严肃指出：“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55]。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这样评价：“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 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由个人经验而产生的自信，是《中国农民与国民革命》中没有的因素。”^[56]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毛泽东后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提出著名的论断：“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7]。应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2月16日致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始终没有提及掌握军事力量。而考察报告中“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的表述，则明显地流露出对军队的轻视。结果，在仅有千余支枪的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下，惊天动地的湖南农民运动便迅速宣告终结。这对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动情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8]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对陈独秀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反思。

综上所述，深入实际调查所得第一手资料，为毛泽东写作考察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量间接资料的使用又大大加强了考察报告的说服力。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旗帜鲜明地为农民运动辩护，并且实际上已经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他看重“流氓无产者”的革命作用，把他们看成“贫农”的组成部分，并且称之为“赤贫阶级”，但并非不加区别地赞颂他们为“革命先锋”、“革命元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存在忽视游民缺点、轻视军事斗争的欠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勒庞.革命心理学[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4.73－74.

[2][36]毛泽东年谱：上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5.176，17－1.

[3]毛泽东自传[Ｍ].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1.

[4][57]毛泽东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1.12，18.

[5][7][44][4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Ｃ].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208，208，148，208.

[6]王建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本问题[Ｊ].安徽史学，207，（5）.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6.

[9][10][1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Ｊ].战士，1927，（38）.

[1][12][13][21][31][35][3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Ｊ].战士，1927，（39）.

[15][16][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02，101，101.

[17]张国焘.我的回忆：上[Ｍ].北京：东方出版社，204.54－55.

[18][19][20][23][24][25][26][27][29][47][48][49][50][51][52][5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Ｊ].战士，1927，（35－36）.

[28][30][40]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Ｊ].中国农民，1926，（2）.

[32]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Ｊ].战士，1927，（41）.

[3]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9.

[34][45]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68，370.

[38]毛泽东选集[Ｍ].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523.

[39]李锐.青年毛泽东[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3.565.

[41]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Ｊ].中国农民，1926，(1).

[42][43]毛泽东文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3.40－41，37.

[54][55][5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Ｍ].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3.1，2，2.

[56]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6.78.

文献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