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世界范围内的主观幸福感:毕生发展趋势和预测因素| 唧唧堂论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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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作者 | 唧唧堂心理学小组：Lights；审校编辑 | 悠悠 糖糖

本文是针对论文《世界范围内的主观幸福感：毕生发展的趋势和预测因素（Subjective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Trends and predictors across the life span）》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20年发表于《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研究者包括Andrew T. Jebb, Mike Morrison , Louis Tay和Ed Diener。

前言

世界上有许多人担心，变老意味着自己最好的时光已经逝去。相当多的追踪和横断研究表明，幸福感水平在一生中都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以往的研究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一个在世界各地许多数据库中得到验证的研究结果是，幸福感在一生中发展的趋势呈U型曲线并在中年时达到最低点。以往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使得主观幸福感的毕生发展趋势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仅依靠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层面）得出结论，但主观幸福感还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其次，U型或其他类型的曲线可能确实存在，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在数据上显著并不能说明这些差异具有实际意义，还应考虑效应量的问题。最后，大多研究仅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而不是世界范围内取样，这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在一个来自160多个国家并包含了170万参与者的代表性横断数据库（Gallup World Poll）中检验了世界上10个社会文化地区在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方面（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年龄差异，并在得出结论时考虑了效应量的大小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研究方法与结果

被试

Gallup在2005年到2016年间调查了来自世界166个国家的1709734名参与者（年龄范围=15-99岁，M = 40.87，SD= 17.40）。根据人口规模或地理位置对主要的抽样单元进行分层，并使用随机路线程序（random route procedures）选择参与的家庭。

世界地区

本研究采用全球领导力和企业行为效力研究（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 GLOBE）的框架将调查的国家划分为10个世界地区（world regions）：（a）盎格鲁，（b）拉丁欧洲，（c）日耳曼欧洲，（d）北欧，（e）东欧，（f）拉丁美洲，（g）儒家亚洲，（h）南亚，（i）阿拉伯和（j）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个地区包含的国家、样本量以及调查的年份可在原文献的补充材料中找到。

测量工具

翻译：每个国家的调查都会由双语者翻译成一种或两种该国家通用的语言。近期对情绪术语的分析表明潜在维度在不同文化中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通常由三种不同的指标构成：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本研究对这三个指标均进行了测量。生活满意度采用一个0（最糟糕的生活）到10（最好的生活）计分的量表测量被试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积极和消极情绪采用一些0/1计分的题目询问被试在前一天是否经历了特定的情绪，之后将这些题目的得分去平均，并转换成一个0到10之间的得分。

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素：被试需报告他们的年龄。除了年龄，还测量了四个可能预测幸福感的变量。采用一道关于婚姻状况的题目测量被试的婚姻，采用两点计分（1=已结婚或有同居伴侣；0=单身/从未结婚，分手，离婚或丧偶），分别代表结婚和未结婚。采用一道两点计分的题目测量被试的工作状况。采用Gallup调查中的三道两点计分的题目测量被试的亲社会性，询问被试在上个月是否（a）捐款，（b）花时间参与志愿服务，（c）帮助陌生人。生活意义采用一道两点计分的题目测量，询问被试是否认为自己的生活有重要的目的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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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模型：本研究中的数据存在嵌套结构（个体嵌套在国家中，国家嵌套在世界地区中），因此采用R中的nlme包拟合三水平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因为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本研究采用了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本研究对被试的性别以及参与调查的年份进行了控制。

在分析数据时，本研究先拟合了常规的线性模型，但由于变量间可能存在曲线关系，因此也将二次项纳入了模型。在考察预测变量时，年龄与其他预测变量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且这种交互作用可能也是曲线性的（如，婚姻的影响可能在中年之前比较大，但可能在个体年龄更大时减弱）。因此在检验四个预测变量的效应时均采用了曲线交互模型（curvilinear interaction models），除了包含传统的交互项，模型中还包含了调节变量（年龄）的平方以及调节变量的平方与其他预测变量的乘积。这些分析也是在随机斜率和随机截距的多水平模型下进行的。

效应量：不同年龄主观幸福感的效应量是20岁（基线年龄）与其他年龄的平均差，其他预测变量的效应量是被编码为1的组与被编码为0的组之间的平均差。本研究没有使用严格的临界值来界定效应量的大小，不过本研究认为当效应量小于一个量表单位时就是非常小的，大概小于0.6或0.7时基本就微不足道了。

主要结果

主观幸福感的毕生发展轨迹：本研究检验了主观幸福感从20岁到80岁的变化。在20岁，50岁以及80岁时模型的参数、图片以及效应量可在原文献的补充材料中找到。（1）生活满意度：总体而言，生活满意度的趋势呈负曲线（线性: b = −0.01, p < 0.001; 二次项: b = 0.0002, p < 0.001），但所有变化都很小（相比于20岁时的变化在0.48以内）。具体到每个地区，如图1所示，除了东欧之外，大多地区的变化也都很小。（2）积极情绪：总体而言，积极情绪的趋势也呈负曲线（线性: b = −0.02, p = .001; 二次项: b = 0.0002, p = 0.008），且积极情绪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50岁时的变化是0.80，80岁时的变化是1.32）。具体到每个地区，如图2所示，东欧地区的降低更多，盎格鲁、日耳曼欧洲、儒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降低更小。（3）消极情绪：总体来看，消极情绪的年龄差异在数据上显著（线性: b = −0.005, p = 0.004; 二次项: b = 0.0001, p = 0.03），但这些变化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大的变化是50岁是有0.28的上升）。如图3所示，消极情绪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盎格鲁、日耳曼欧洲、北欧和儒家亚洲消极情绪的降低要小于其他地区。

图1. 生活满意度的毕生发展趋势

图 2. 积极情绪的毕生发展趋势

图 3. 消极情绪的毕生发展趋势

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素：预测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三个指标的影响请见图4。（1）婚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中，结婚的个体均比未结婚的个体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但这些效应都非常小；（2）工作：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中，有工作的个体均比没有工作的个体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在三个测量指标上结果一致），这一效应在50岁左右时最大且这些效应比婚姻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大；（3）亲社会行为：总体而言，参与亲社会行为的个体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但这一效应量很小，亲社会行为对消极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但参与亲社会行为的个体有更多积极情绪，这一效应具有实际意义且会随着年龄增长。（4）生活意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中，生活意义均可以预测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在三个测量指标上结果一致），这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且会随着年龄增长。

图 4. 预测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三个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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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在来自166个国家、超过1.7百万个被试中检验了主观幸福感的毕生发展。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也同时考虑了结果的实际意义，结果表明很多关于U型曲线的内容被夸大了，本研究发现的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结果是积极情绪的降低。本研究中的数据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似，但在幸福感水平U型曲线上与其他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本研究考虑到了结果的实际意义。

本研究在婚姻与幸福感的关系上发现了跨年龄、地区以及测量指标的一致结果，即结婚的个体比未结婚的个体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这一影响在50岁左右时最强，不过这些影响都是很小的。与婚姻相似，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有工作的个体都比没工作的个体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不过工作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且具有实际意义。亲社会对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都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影响，但亲社会水平高的个体有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这个效应在60岁前就比较高且之后会一直增长。生活意义的结果与婚姻和工作相似，对于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有生活意义感的被试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且这一影响的效应比较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本研究的数据均是横断的，并不是通过对相同个体进行追踪得到的发展轨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且结果可能会受队列效应（cohort effects）的影响。本研究的许多测量工具也比较有限。最后，本研究中测量的婚姻和工作都包含了不同的子类（如，未结婚包含了离婚、丧偶、一直单身），这些子类可能会随着年龄有所变化，也许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Jebb, A. T., Morrison, M., Tay, L., & Diener, E. (2020). Subjective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Trends and predictors across the life spa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3), 293-305.

解析作者: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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