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认怂了吗

    杭州街景

我虽然是北京户籍，但我经常对别人说——

我是浙江人。

我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

我生在杭州，两岁随筹建衢化的父母去了衢州，六岁跟他们去了嘉兴。

我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又在那里插队四年，一直到考上大学离开那里。但我基本上每年春节回家陪父母过年，直到他们都过世。这几年虽然去的次数少了，但故乡始终让我魂牵梦绕。

我有足够的理由为浙江自豪——

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嘉湖平原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称。改革开放后，浙江人始终走在了前列。他们智慧、勤劳，创造了大量财富。他们也是最早走出国门、开创事业的一批人。

文章的标题是《浙江年轻人，正在涌向体制》。

文章开篇说了一件事——

“上个月，浙江台州公布了一份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报考信息表。其中，报考人数最多最热门的岗位，是台州市殡仪馆的殡仪服务管理岗位。录取一个人，报名人数却达到了：

973个。”

宁波街景

台州市在浙江是个小市，跟杭州、宁波、绍兴甚至嘉兴，都不具有可比性。就这样一个没有创新环境也无技术含量的地方招一个人，居然有近千人去应聘。吸引人的应该是事业单位这块招牌。

文章接着说——

“2021年的浙江省公务员招考，有超过43万人报名。最热门的，是杭州余杭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科员岗位，报考人数达5451人。

3年前，获得这份工作的人，是一位北京大学的博士。

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公务员报考人数都是历史新高。6年前，浙江省公务员报考的竞争比只有1:21，而在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1:65。

普遍被认为是‘官迷’的山东，2021年的比例仅为1:48。”

作者在分析这个现象时说：原因很简单，体制内外工作的性价比均衡正在被打破。

所以，我的同学“济公”先生看了我转发的这篇文章后说：“哈哈，这不是都冲着钱去的？不要小看殡仪馆，这是独家垄断的，这赚钱的利润高得不好说！”

这还是浙江？还是我那勇为天下先的故乡吗？

绍兴景区

1989年的年底，我带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摄制组去嘉兴拍节目，嘉兴电视台副台长张扣林提供给我们一盘录像带，是他们台里制作的一个介绍嘉兴改革开放成果的专题片。我来回看了好几遍，深受感动。那些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创业者都是刚从田里上来的泥腿子。我们借用片中钱江潮的素材，剪辑了一个五分钟的节目，起名《海宁观潮》，以八月十五观钱江大潮为引子，展开了嘉兴改革开放的画卷。

1991年的年底，我去杭州编辑中国投资环境浙江分册，跑了杭州、温州、湖州、嘉兴和舟山五个市，见证了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的形势。

其中温州给我很深的印象。

最早了解温州，是从我们县人民医院一个祖籍温州的一个大夫那里。他虽有腿疾，还是辞去了公职，回老家开了一爿皮鞋厂，采取前店后厂的模式，后面做鞋，前面卖鞋。我于是揣摩这地方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

在温州，我看见两辆摩托车在一个胡同口相撞，两个车手爬起来，看看车子没事，人也没事，于是各自拍拍屁股走人，没一句废话。看来都有生意要做，没工夫去掰饬是谁的责任。

嘉兴月河街

在杭州，人们向我介绍了娃哈哈的宗庆后，万向节厂的鲁冠球，言语间还有些不甘：不就是一个校办工厂吗？弄一口大锅熬红枣汤。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万向节吗？谁不会做呀！你还别说，真给鼓球出名堂了！

在舟山的沈家门码头，一群渔家女围着堆成小山似的剥皮鱼，几秒钟时间就给一条鱼去头去尾去内脏。待从烤制车间出来，一条腥味很重的鱼就变成了一片喷香松软的烤鱼片了。

1992年的年底，我在杭州经营了一家广告公司。短短的两年时间，我跑了几百家大小企业，知道了创业的艰难，以及坚守的可贵。

在嘉兴，文虎酱鸭的创始人朱文虎讲了他创业的过程。

那年，他从插队的农村返回城里，失业在家。看到街上有人在卖酱鸭，感觉这个不难，可以试试。于是买了鸭子回来，酱完后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天连一只鸭子都没卖掉。于是他买来别人做的酱鸭，一只一只尝过去，琢磨出各种口味和火候。后来，他的文虎酱鸭成了嘉兴的一个著名品牌。

  舟山沈家门码头

陈宏达的宏达烧鸡，跟朱文虎有些类似。我去他那里的时候，他从鸡飞狗跳的灶披间里盛了一条鸡腿给我：吃吃看，味道怎么样？我一尝，不过如此。他讪笑道：有待改进，有待改进。数年后，新闻联播播出了江总在陈宏达那里视察，我的感觉是：还真的改进了。几年前，我回老家，在一家宏达烧鸡连锁店买了鸡腿回来一尝：确实是改进了。

那些年，日子过得不比现在好，但那个年代是火红的年代，人们心中有憧憬，做事有拼劲，知道播下了种子就会有收获。

三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为什么这股热乎劲也过去了呢？

前述文章里说道：“‘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第一代浙商，正在交接班的时候，但他们却不太愿意让子女从商了。

过去地方领导敢于冒着政策风险，商人有野蛮生长的机会。而今政策条条框框变多，地方管的多查的多，中小企业有着不小压力。浙商不愿意后代像自己一样求爷爷告奶奶。”

西塘风景

“浙江体制内的收入分配体系开始强调收入向基层倾斜。以本科毕业工作满3年的一级科员为基准，做杭州市的公务员，底薪、公积金加上各种奖金津贴，一年全包在25万。远远超出了杭州的人均收入水平。”

两头一权衡，选择自然就有了。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连创始人都不想自己的后代经商，企业的归宿就可想而知了。

突然就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中的话——

东三省想要长三角化，基本不可能；反之，倒有可能。

初时不信，现在想想，或许真的有可能。

只要浙江人认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