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链接】吴晓林《理解中国社区治理》

《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

吴晓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晓林，1982年生，山东莱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兼任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发展、城市治理等方向的科研、教学工作。代表性著作和论文有《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房权政治：中国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新结构主义政治分析模型：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的回溯与发展》《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创制：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凭借机制”》等。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天津市和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内容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必然影响着世界秩序的变革和走向，因此作为影响双边关系深层结构的世界政治体系亟待研究。既有的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研究单元有“资本主义”和“文明范式”。

书本目录

第一章  何为社区？社区何为？

第一节   何为社区：社区认知与实践简明史

第二节   社区何为：生活场景的“家国政治”

第三节   共同体与社区复合体：一个中国命题

第二章  里治：中国古代的“社区治理”

第一节  皇权下县“入里”

第二节  古代“里治”发展简史

第三节  古代社区治理中的“家国关系”

第四节   古代“社区治理”的结构与遗产

第三章  第一轮改革：街居制的形成与扩散

第一节  “街居”体制与“单位制”

第二节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形成

第三节   第一轮社区治理改革的制度分析

第四章  第二轮改革:“居站分设、政社合作”的试验

第一节  第二轮社区治理改革的四种模式

第二节   第二轮社区治理改革的制度分析

第五章  生动的故事：政社合作的典型实践

第一节  武汉市江汉区的实践

第二节  宁波市海曙区的实践

第三节   广州市越秀区的实践

第四节   青岛八大湖街道的实践

第六章  新时代的新定向：社区治理体系化

第一节  体系化：新时代社区治理的新要求

第二节  新时代社区治理体系化的新探索

第三节  新时期社区治理的特点与议题

第七章  政党在社区：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与社区党建

第二节  走向政治取向与社会取向“两维均衡”

第三节  政党连接社会与二次社会建构

第八章  社区复合体的形成：治权、服务与生活

第一节  从行政单元到政社复合体

第二节  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

第三节  社区复合体背后的深层原因

第九章  社区治理转型：家国关联的传统与进路

第一节  中西方社区治理的深层差异

第二节  中国社区家国关联的深层逻辑

第三节  中国社区治理转型的密码解析

第四节  社区治理转型的时空坐标与进路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本总序

刘建军

    晓林是我非常欣赏的青年学者。他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不仅视野宽阔，而且精准细腻。每每与他交谈，总是能被他的一些真知灼见所打动。前段时间，他说有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深感荣幸。一看到《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这一书名，我就倍感亲切。对我来说，这一书名不仅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诱惑，而且也与我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解不谋而合。

    我在研究中国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现以家庭为支点的撬动策略、动员策略不仅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治理能量，而且还释放出了东方社会基层社会治理难以名状的理论美感。于是，我经常扪心自问：从逻辑上来说，充当社会原初单元、第一单元的要素到底是个人还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通则”似乎就是唤醒个人意识、彰显个人权利的过程。但我们如果将这一“通则”贯彻到社区治理之中，结果是社群的荣幸还是个体的无奈呢？正是在走进基层、阅读人心的过程中，我对这一“通则”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从中国治理、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一原理来说，国家不是与社会的完全脱离，也不是与家庭的彻底断绝。恰恰相反，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关联则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把这个原理称为“关联主义”。《大学》开篇就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生八条目”。“人生八条目”不是简单的生命中的八个环节，它包含着中国独特的“家国”原理。如果说近代西方是在市场与社会的冲突过程以及市场向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中牵引出国家，使得国家不得不成为暴力的垄断者，那么，中国则是在人格完善、道德升华、能量扩展的过程中孕育了独特的“家国”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成原理。布罗代尔曾经提出“国家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这一命题暗含着西方国家的宿命。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分离是西方社会的基本要理。甚至“家庭”（familia）这个词本身，在古拉丁文中，常指依附于一个主人、一户人家的全体仆役，只含有仆人的意义，不指任何亲属关系。

    但是，这样的家庭观在中国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从个体修身到齐家置业再到国家建构，贯通其中的链条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斩断过。修身是一个人的志业，齐家是一个人的家业，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大业。受制于能力不同，一个人可以将其“业”推至不同的边界和范围。但无论是“大业”还是“小业”，它们都是服从于生命价值的积极展开与道德提升这一总体目标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家到国的扩展不是私利的扩大，而是转化为支撑天下的使命。中国人将其称为“家国情怀”。所以，“人生八条目”说明中国社会生成的机理是以个体修养为原点逐渐向外扩展的。这种机理孕育出了一种关联主义的身心结构、知行结构、群己结构与家国结构。这四重结构背后的灵魂与精神就是家国情怀。人不仅要处理行为与心智、个体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处理自我与小家、个体与社群的关系，更要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Country、State和Nation被翻译成“国家”，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的本土理解。《孟子·离娄章句上》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一论断是中国对政治共同体的最佳诠释。从国到家和从家到国这两条线路，在中国是同时并存的。这显然不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划分。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中国古人所颂扬的家国一体观念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起点与基础。在当代中国，家与国的关系虽然不是古代的机械同构，但也不是绝对的互相隔离。著名学者梁鹤年先生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并开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一种在道德、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强调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将支配西方文明的轨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文化信条，西方文明在近代大放异彩，但同样，西方文明终将走向困境的根源也恰恰是个人主义。在个人意识无限膨胀的轨道上衍生出来的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不仅创造出具有异化性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使西方世界走上资本化和私利化的不归之路。西方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因为个人主义泛滥，导致了社区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终结。而帕特南描写的“独自打保龄球”，十分应景地反映出西方社会基层共同体衰亡的现象。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太多的权利、太少的责任”（too many rights, too few responsibilities）这样的呼声。社区精神的衰落标志着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困境。从西方国家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的应对策略来看，它们短期内还无法走出个人主义所缔造的碎片化陷阱。就像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对美国政治体系所进行的批评那样：危险的东西并不是现实的专制控制，而是碎片化——人们越来越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碎片化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原子主义地看待自己之时，换句话讲，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结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他们实际上可能感到在与别人结合的共同事业中，但这些事业更多的是小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局部共同体、一个少数族裔、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们、某个特殊利益的促进者们。近几十年，美国政治过程越来越多地与司法复议（judicial review）掺杂在一起，美国人的精力被引进利益政治或鼓吹政治之中。人们将自己投入单议题的运动之中，狂热地为他们喜爱的事业而忙碌。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已经陷入这样一种泥潭：任何人、任何群体都在试图将“自身合理性”（如同性恋、吸毒等）的东西转化为“集体合法性”的东西。个人主义的无限泛滥、权利主义的狂飙突进，正在将西方政治政治拖入支离破碎的轨道之中。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无法容纳恣意妄为的社会了。这是西方政治困境的社会根源。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独辟蹊径地展现了英国变革的历史根源。从英国滋生并逐渐蔓延到美国的个人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英格兰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很久之前就已经被个人主义颠覆，且远远早于马克思的工业社会生产力，或者韦伯的新教伦理。英国的个人主义起源于交换市场支撑起来的庄园社会。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和农业共同体，在英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基于市场导向的社会结构是孕育个人主义的最佳温床。英格兰的契约传统由家庭成员之间发起，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惯例。显然，以拆解家庭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化改革塑造出来的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而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市场交易。这种传统在“乡土社会”中就曾存在过。所以费孝通先生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人们之间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在高度私人化的城市社区中，绝对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完全扎根。相反，新型的关系资源和关联纽带却不断地生长出来。

    以个人主义为第一逻辑命题的意识形态追求的是个人超越集体的机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家国关联追求的则是将小我与大我合成一体的整体主义的制度安排。个人主义的治理传统强调个人领域和外部领域的并立，而家国理论则强调个人、群体、国家这一链条形成的多种要素和多重领域的关联与整合。与之相适应，以个人主义为依归的社区必然要按照财产权的逻辑表达对排他性治理结构的过度迷恋，以关联主义为依归的社区则在情感主义、责任取向以及互动主义的逻辑中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之格局的构建。不理解家国关系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就像不理解政教关系就无从理解西方政治一样。家国同构与政教同构在中西文明演进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尽管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家国同构和政教同构已不复存在，但家国同理、政教同理的传统还是延续下来了。在中国，有国才有家、家为国之本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依然稳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家国理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元理论，家国情怀是支撑当代中国超大型社会的精神纽带。

    当然，从原理上来说，中国的家国政治完全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治。但是，原理上的美感并不能自动释放出治理的功效。这就需要通过体系的优化、机制的创新、合理的政策设定以及各种治理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积极行动，将原理转化为治理。这恰恰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超越古代中国的标志所在。可以说，晓林的《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借助中国很多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上为我们破解原理与治理的脱节提供了独具一格的思路。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营造和开发出来。一方面，人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区与家庭发生关联，将政治情感、国家责任和政策保护沉淀到支撑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单元——家庭之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贯通，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秘密”。这是体现中国治理逻辑和治理使命的“复合关联”“交叉关联”“立体关联”和“双向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关联的强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成功的音符，关联的弱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失败的晚钟。

    以上就是我阅读晓林的专著，并结合自己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体会，提出的一些浅见。晓林的《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一书，有两个关键词至关重要：一是理解，二是关联。“理解”取决于晓林在身、心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社区治理过程的“直接进入”和“深度体验”。“关联”则包含着晓林理解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创新与范式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晓林的这本书不是单纯的书房产品，而是将文章写在中国大地、将文章融入中国人心的直接见证。我期待着本书的出版，也为自己提前阅读如此精彩的著作而暗自庆幸。

编     辑 ：吴晓琳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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