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不得志怎么破?古人选择“欲从赤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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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教的神仙信仰体系中，赤松子是一位有着相当高神阶的上古大仙。书中记载，赤松子是神农时期的雨师，具有“随风雨而上下”的神通。《淮南子·齐俗》中写道：“（赤松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

后人注，赤松子因病重入山修行，目的是寻找超越生死的良方。从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到，赤松子最后寻到的良方便是道教历来所推崇的导引术和丹药服食。

《列仙传》中对此事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曰：“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由此可知，赤松子是道教早期通过自身修炼而上升成仙的典范。

 

一、欲从赤松游

道教是一个追求实践经验的流派，赤松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从人到仙的可行性，由此也成为后人们竞相效法的楷模。《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因辅助刘邦建汉有功，刘邦欲封他为候，张良对言：“布衣之极，子房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从此之后，张良开始不吃五谷，一心习练导引轻身的法术，最终遁迹远隐。

从此，“欲从赤松游”开始成为文人们惯于表达弃仕从道志向的滥觞。如痛恨官场腐朽的唐朝诗人陈子昂作诗“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深情表达了对世外逍遥的向往；辛弃疾有词《太常引（寿南涧）》“一杯千岁，问公何事，早伴赤松闲。功业后来看。似江左、风流谢安”，其表达的则是笑看人生风云得失的洒脱；清朝文人张问陶作《邳州道中感留侯遗事》诗“留得眼前平勃在，不妨归与赤松游”，借古喻今、喻己的情态溢于言表。

不论是如张良一般懂得功成身退，还是以赤松子为理想人生的对照、试图从充满了局限性的现世中寻求情志上的超脱，赤松子俨然成为众多文人的理想楷模。有为于家国，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儒家倡导的人生信条；逍遥世外不问人间事，则成为道家的典型象征。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多儒士在人生历练之后，最终却要选择一位道家楷模作为理想追求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必然隐藏在和赤松子有关的文字记载中。除却了其个人学道成仙的经历外，史上还留下一部以赤松子的教诫为主要内容的《赤松子中诫经》。王常月祖师曰：“戒者，禁止之辞。益善止恶，皈真舍妄之谓也。”

二、积德行善，修持证真

劝善、行善，是道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得以在社会中立足、发展、弘道的基础，根本的目的依然在于教化。道教信仰中的诸位神仙，皆是功行得道，所以追随赤松游绝对不只是单纯地羡慕世外逍遥，而是需要立足于善念、善行的基础，做好这一世功行，才能为出世的超越打下前提基础。在这一点上看，儒道两家是共通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儒士在历经政治磨难后想要效法赤松子的原因之一，他们想要避离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想让自己报效家国的理想更加纯净，因此才会把人生的重点转移到以赤松子为代表的道学流派身上。毕竟人生有限，把精力都用在你争我夺上才是对生命的最大浪费。道教主张的“贵己”的思想，恰恰成为这些文人儒士实现推己及人政治理想的最佳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结构。尽管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但这并不能掩盖道家思潮生来就具有的入世光辉。不同的是，道家的入世并不强调对个人和群体的过分干预，而是以“自然”和“无为”为最高的治国、治身法则，由此实现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与开元两大盛世。赤松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逍遥理想，也绝不是弃世人于不顾的自我修真，而是试图以得道圣贤为楷模，教化后人不要把自身置于无聊的功名利禄之中，唯有外积功行、内修真性才是为人处事的真道。

在此层解读下，赤松子的神仙事迹及与其有关的《赤松子中诫经》这部经典，均不再只是道教内部的信仰和教化，而是可以与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对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做出了非常明确的指导，核心要义是在强调积德行善。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为儒还是为道，均离不开这一理念来作为人生指导。若再向上追溯，儒家的祭祀活动与道教的神仙信仰其实都可以归于“敬天法祖”这同一个源头。人们敬奉天帝、效法先祖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希望以天帝的威严和先祖的圣训作为当世人民的行为准则。以古警今，以神戒人，才是信仰的要义。

而当人们表达出“愿随赤松游”的理想时，显示的正是历尽人生百态之后的彻悟。正如道祖一生为柱下史，“见周之衰”后起身归隐，这不是对世人的舍弃，更不是消极的人生表现，而是真正立足于万有的基础并最终堪破了世事皆是虚无之真相的本然表现。既然已经在精神上实现了超越与升华，那么世间的利禄荣华对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唯有效赤松之游，法天地人三才之道，才是回归自我的唯一法则。

能够在一世红尘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也就实现了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人生母题。那些效法赤松之人，他们心中保持的正是对人生光明的无限希望，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切实的努力。纵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历练成为仙真，但有人尚在因理想而不断修持且精进着，这才是先人留给后世我们的最大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