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从延安、重庆到沦陷区,国人怎样传递日寇投降消息?又欢庆胜利?

 1945年8月8日，蒋介石巡视川东回到重庆，得知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9日，他得知苏联对日宣战。这时，他已经在考虑沦陷区收复后免征一年田赋捐税。10日，他考虑接收东北和各省复员。这一天，他开军事会议，“指示敌寇投降时之各种措施，与预备事项”。下午8时，蒋介石忽闻外面求精中学和美军总部欢呼声、爆竹声，他让警卫人员打听，才得知日本向盟国投降的消息。

　　在延安，早在8月4日，中共中央已经指示郑位三、李先念：“必须在日本失败前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来的内战局面。”8月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他也是在10日夜里才知道日本政府已发出投降照会。当日，中共中央电示郑位三、李先念等并告华中局：“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准备对付内战。”

　　这说明，中国方面，无论重庆，还是延安，自美国扔下原子弹，苏军出兵东北后，对于中日战争即将结束，都是有准备的，但日本投降的信息，具体在8月10日夜里8时左右传来时，多少还是有点突如其来。

重庆和宜宾李庄

重庆街头人们的喜悦

　　

岳南《南渡北归》一书中记述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情景：

　　8月10日晚上，日本投降的消息最早自美国新闻处传出。《中央日报》迅速印出号外：“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广播电台播音员报告：“中国苦战八年，终于赢得胜利，赢得和平。”重庆全城响遍锣鼓声、爆竹声、欢呼声。

　　该书还写道：连傅斯年这样的教授人物也欣喜若狂，他立即取出一瓶泸州大曲喝起来，后跑出去，加入狂欢的人群。罗家伦多年后回忆说：“孟真（傅斯年）疯了。”罗家伦写出白话诗《凯歌》：“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诗登在《中央日报》。

　　11日，梁思成从重庆赶回宜宾的李庄，要把胜利的喜讯与妻子和同事们分享。而李庄古镇也早在10日夜里就得到日本投降的信息，这是因为同济大学的一位德籍教授有一架旧收音机，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李庄男女老少欢腾一片：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住在李庄镇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济、曾昭燏等研究人员都连夜参加游行活动。只有住在李庄镇郊区的板栗沟和门官田的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学所的学者们，第二天早晨才知道这一重大喜讯。他们和当地群众拿着各种临时用床单、衣服甚至废报纸做的旗帜，敲着小铜锣出来游行。在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病卧在床的林徽因听到喜讯，也振奋起来。她坐在由几个年轻人抬着临时扎成的滑竿上，加入狂欢游行的队伍。

昆明

　　日本投降的消息，云南人知道得早。据《日本投降的消息，云南人知道的最早！》文说：

　　1945年8月10日，“立秋”第三天，闷热的天气开始凉爽下来。傍晚8时，昆明宝善街、晓东街、南屏街上3家电影院已经客满。电影开场一半，银幕忽然黑了，半分钟后，突然打出几个醒目的幻灯字幕：“日寇已无条件投降！”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影院中互不相识的观众彼此握手祝贺，有的兴奋地把帽子扔向空中，人们争先恐后挤出大门，沿街奔跑狂呼：“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啦！”

　　昆明比重庆国际广播电台11日凌晨2时正式发布日本投降的官方消息早了数小时。据说，原因是在昆明的美国新闻处和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得到未经官方证实的广播消息时，该社立即用电话通知各影院和各报馆。

　　云南出版的《正义报》在1945年8月11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主标题：“苦战八年，最后胜利终于到临！”副题：“四强已接投降照会，即将商定共同答复。”

　　这个夜晚，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昆明市区的每一个角落。马市口国际照相馆楼上，四盏水银聚光灯照着街心，亮如白昼，大街人头攒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游行队伍欢呼“胜利”。逃难而来的人们相拥痛哭：“我们可以回家了！”

延安和敌后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延安各界民众召开庆祝胜利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时，当年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锺林回忆说：

　　8月10日晚八时左右，一支庆祝胜利的队伍，从新华社、电台、报社、印刷厂等新闻单位所在地的清凉山出发了。人们手舞足蹈，奔走相告。有人激动地撕开棉衣、棉被，掏出棉花，捆在木棒上，蜂拥“万佛洞”，打开煤油桶，用木棒蘸上煤油，高举起点燃的火把，通红的火光照亮了宁静的夜空，狂呼的声音振（震）动了整个山头。

　　瞬间，延安连绵起伏的峰峦，到处是爆竹声，到处是燃烧的篝火，游龙般的火炬，天空呈现出一片红光。人们齐向宝塔山下的广场涌去。

　　广场上，人潮如海，歌声如浪。歌队、乐队、舞队，锣鼓喧天，一片欢呼声。人们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一些人敲着饭桶，打着脸盆，唱啊，跳啊……胜利，把人民最喜悦、最欢乐的心境连在一起。

　　在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当边区政府和报社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连夜组织宣传队奔赴附近农村，传播胜利的消息，赶印号外和传单，飞送各地。人们奔走相告，一群一伙的人们欢呼聚谈，庆贺胜利的到来。

上海

　　在沦陷区的上海、南京、北平，在日伪统治下，中国人民获得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是无比高兴。但是，日伪军警却封锁信息，压制人民热烈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据《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中国欢庆圣地之上海》文记载：

　　在上海，日本乞降消息8月10日晚首先由苏联侨民中传出（可能是与苏联侨民联系接触者的感受）。11日晨，上海全市中国国旗飘扬，爆竹之声整天不绝。热闹市区曾有几千人的行列游行示威。但几小时后，敌伪连忙贴出布告，要市民“严守秩序”，并派出岗哨监视。

　　到12日，敌寇并在交通要道架设机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不许市民悬挂国旗，同时，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等发表“告民众书”，要市民镇静，并声言敌伪军警将采取武装弹压手段，以维持治安，更使上海人民愤怒无已！

　　8月15日晨，上海国际饭店之顶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临风招展，数千人仰头致敬。这一天，上海全市停业，爆竹声整天不绝，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这一天，放炮仗、跳秧歌、敲铜鼓，热闹啊，老百姓都在一起开心死了。

南京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是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和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但到1945年夏，日本败亡在即，汪伪政权也死期将临。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信息也很快传来。据《1945年谁在日军控制的南京偷播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文说：

　　早在8月10日晚上，日本投降消息已传至南京。据载：原来，在南京有人偷播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此人叫谭宝林，是汪伪中央广播电台的一名无线电技术员。8月10日晚，正好轮到谭宝林值班。8时整，他像往常一样开始转播东京电台的新闻，同时一边偷听中国的重庆电台的广播。

　　突然，重庆电台播放了一条特别的新闻，说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向同盟国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作为一个中国人，谭宝林十分激动，要立即把这消息转播出去。他随即关闭日本人的东京电台广播，接通重庆电台的新闻广播。由于重庆方面反复播放这条新闻，中国胜利的消息马上通过电波，迅速传遍了南京。就这样，在汪伪严密的控制下，南京却突然播出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南京市民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群情振奋，甚至响起了鞭炮声。可是，第二天，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遍贴布告，否认了这一消息。

　　8月15日上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收到日本大本营关于“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通知。冈村宁次也收到了大本营发来的陆军第68号密电，“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1时过后，冈村宁次带领总司令部全体官兵齐集南京中山北路总司令部大楼前的广场上，面向日本皇宫的方向，列队收听天皇的《终战诏书》。收听结束后，冈村宁次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

　　汪精卫死后，接任汪职务的陈公博，8月16日在南京召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解散伪国民政府，将原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原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陈公博、周佛海为正副委员长，暂时负责维持南京等地的社会治安，等待重庆国民政府接管，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存在5年多的汪伪政权寿终正寝。

北平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也封锁日本投降的信息。据《73年前，日本投降的消息是怎样传出来的？》文说：1945年8月11日晚，中共印制了五百多份《告北平青年书》，第二天夜里秘密张贴在北平街头。与此同时，刘新、张文松、崔月犁等人印发了日本投降的“通告”。把日本乞降、抗战即将胜利的消息，告诉了北平市民。

　　8月13日，北平日伪报纸恫吓：“对附和流言曲解军方真意者，决采取断然措施。”8月14日又刊载：“倘有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者，一律援照军法惩治。”甚至到了8月15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汉奸王荫泰还广播“辟谣”。

　　8月15日下午2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播音被译成中文，在伪北平广播电台播放。北平民众围着收音机，收听胜利的消息。

　　中国旗帜又飘扬在北平上空，人们欢呼雀跃，高声呼喊：“胜利啦！”好多商店门前贴出“中国胜利”的标语，天安门前竖立起一块黑色大木牌，上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老北京有过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习俗，也就是“盂兰盆会”。8月15日这天是阴历七月初八，这一年的“盂兰盆会”变成了庆祝胜利的庆典。百姓们糊了写着“庆祝胜利”等字样的灯笼，提灯逛街。学生们临时组织起来，抬着中国版图灯、中美英苏胜利灯等，敲锣打鼓地游行。“今日中元佳节，举国欢腾共庆和平，盂兰盛会同悼英灵”。

不忘苦难牺牲

　　对于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何等振奋人心的大事。几百万将士拼死作战，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几千万人伤亡，无量财产的损失，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遭遇挫折。因此，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人们不能忘记中国军民抗日战争的苦难和牺牲。许多人在回忆中都叙说了抗日苦难经历者的痛切感受。

　　齐邦媛怀念张大飞。1945年5月，27岁的张大飞驾驶战机从陕西安康飞往河南信阳与日军空战，以身殉国。许多年后，齐邦媛回忆起看到张大飞遗书的情景：“我于7月6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以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当晚的胜利大狂欢中，当齐邦媛经过母校重庆南开中学校门口时，她马上回想起当初张大飞到学校看望她，将她紧紧拥在怀里的情景：“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林徽因哭三弟林恒。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在那些宏大叙事背后，这个民族的个体所曾经蒙受的哀痛和苦难。林徽因在《哭三弟恒》中的最后一句话：“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便是最好的写照。

　　在血洒长空的空军英烈中，有的是归国华侨，有的是刚考上清华。一个个英武潇洒，前途无量。他们中有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有中国兵工之父俞大维的儿子，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幼子……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本拥有无数人艳羡的一切，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却自愿成为了人肉炮弹。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一直到抗战结束，共有1700多人冲上天空。谁能想到，这些还是孩子的鲜活面孔，在抗战十四年时间里，一个一个变成墓碑上冰冷的名字，而他们殉国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寂静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在街头巷尾欢聚的人群中爆发出来了。忽又想起参加淞沪会战的郭汝瑰留下的一句话：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船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作者 _ 曾景忠

本期编辑 _ 张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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