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文|“新冠病毒”(Covid-19)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象征

Diana Sahovaler of Litvinoff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会员；

拉丁美洲精神分析联合会准会员；

IPA精神分析师中国培训项目的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师；

拉丁美洲精神分析学院研讨和督导部前主任；

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学院教授；

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理事会成员(2013-2015)；

阿根廷中央传播媒体的精神分析观点文章撰稿人；

《虚拟现实中的隐藏主题》一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作者。

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当今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令人震惊的时期，期间形成的一些共识表明，这场大规模的Covid-19流行病终究会对世界和人类造成影响；这是一种无法预防和很难控制的威胁，这是一种阻止世界前进的威胁；这是一场将人类限制在家中并造成相当多人死亡的威胁，这些巨大的影响终将会造成一定的后果。

怎么如何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大洲和整个世界联接一起呢？通过隔离吗? 只有全球化可以使之成为可能。由于技术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距离和时间的缩短使得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变成了一个共同体，彼此沟通和交流也变得方便和快捷。由于旅行和交通的便捷，鼠疫之类的传染病也会通过密集的人际交往得以迅速传播。但是经济大发展以各种有形和无形方式已经把我们关联一起，一个地区的财富与另一个地区的贫穷有关；在地球的一个偏远地区进行的一些实验性测试导致了另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阳光之下无新事。古老的西方谚语早就说过蝴蝶效应：“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在世界的另一边就能感觉到振动。”

在《大众心理学》一书中，弗洛伊德告诫我们，所有个体的心理学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因为从生命的开始，主体就与他人、与他的家庭或与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成员处在一种关系之中。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所有主题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构成大众群体，是因为个体所涉及的核心认知有着相同的理想或目的，他们将其置于自体的理想位置并彼此认同。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传染（contagion）的现象，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能引起共鸣的信号物（signifier）：在一个群体中，每一种感受或每一个行为都具有传染性，都是标准化的，异质的东西将会融合成同质的东西。

除了传染病大流行造成的一致性之外，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以前一直沉浸在一种日益标准化的现象中。一个生活在大城市中穿着西装的年轻人，和另一个站在他居住的帐篷外半裸着身子的年轻人，这两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手机咨询类似的内容，这个意象说明了这种世界趋于一致性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概念，它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和利益在世界上传播，但也意味着相关的观念和欲望也同时被孕育出来，同时也就形成了不平等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全球化中发生的大规模效应。

在上面提及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群众（乌合之众）是易受影响的、轻信的、冲动的和不负责任的一面。甚至在群众中个体丧失了个人自由，很容易被操纵和被控制。但群体中的人们也获得了一种与他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对抗恐慌，包容痛苦。弗洛伊德分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军队，另一个是教会。在当前的传染病大流行期间，人们如何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一场爱国壮举的对抗病毒的战争，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还有一种现象，是以一种宗教仪式的方式，对所有人采取共同的照顾和防护措施。弗洛伊德认识到，像哲学体系或科学一样，宗教也是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情况下，仪式似乎集中体现了所有的重要性，因为它以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的方式发生了。

我们并没有认识到我们正在参与一种新的宗教仪式：关于传染病、带口罩、洗手、酒精和罪疚感的宗教仪式。其中有顺从者、异教徒、有罪者，以及那些如果遵守戒律就能获得救赎的人。这些仪式其实都不是必要的照顾和限制，而是一些不必要的、瘫痪性和折磨性的夸张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产生痛苦和罪疚感来惩罚假设的违反戒律行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过去熟悉的参照系统发生了改变，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与从前相同；在这种情形中，生命的局限性似乎更加具体和切实，面对痛苦时的安全需求也变得更加迫切。如果没有具体的答案，至少有一些仪式可以把我们和其他人结合起来。于是人们便相信，他们会在不确定性面前有一定的信心。

抗击病毒的斗争是把人们团结起来的一种理想，它是一种围绕科学和医学进行的一种交流，参与的每个人都有确定我们身份的共同信条，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有“归属的”。但仪式行为继续进行，它取代了模糊不清的答案。我们可以说“一位父亲正在消失”，那些应该确保安全的人，就是那些无法保护我们的人。失去了具有保护能力的父亲和对他孩子的照护所产生的失望，却产生了恢复父亲功能的需求，也支持去拯救父亲的神经症性倾向，这是 父亲的错误 假定他的错误。

由于理想的沦陷，宗教狂热的产生试图弥补这种理想的缺失。有时它似乎是一种酒精的宗教，但一种令人不安的怀疑出现了，它就是Covid-19的宗教。面对着既往应对规律的失败，它将展现为一个复仇之神，几乎就是一个恶魔。它是一个惩罚性的形象，要求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幸存之上，远离导致后悔感的快乐。于是一种迫害的气氛便产生了，其他人都是危险的或具有传染性的。仪式行为最终变成了对那个惩罚性形象的献祭牺牲，以便讨好和安抚这个恶魔。这种情形解释了这个时期世界各地为新出生婴儿起名字的一种有趣现象，男孩取名为“Covid”，女孩取名为“Corona”，就像人们为孩子取一个圣经中人物的名字一样。

我们惊讶地看到，这种宗教会满足某些地区或群体的旧愿望，即在恐惧的驱动下控制整个世界。现在我们开始倾听从隔离区出来是多么令人痛苦的故事，隔离区域似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庇护所，在那里痛苦得到了控制。与外界接触似乎有风险，而且应该避免。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学创作和电影，如《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84年的《老大哥》（Big Brother），《黑客帝国》（The Matrix），都是通过构想一个程序化的社会来避免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避免质疑，以及避免人类的自发特征。“瘟疫大流行的信念”把所有的事情都结合在了相同的理想信念下面，除了生存以外的任何其他声音或抗议都要求保持沉默。生产力和创造力都受到了攻击，就在瘟疫大流行爆发前世界各地要求改善社会和劳动状况的社会运动也都被推迟。

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旦防疫失控，病毒就会感染所有人。控制也是阻断该传染疾病传播的唯一有效手段。那些反对实施预防措施的人，那些不认可限制活动和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也以某种教派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喊着口号欢庆聚会，挑战所有的权威，他们的口号是自由主义理想万岁！我们到处可以观察到这种群体性现象，例如，年轻人们或祖父母辈们被难以言喻的利益所操纵，并且被置于脆弱的境地，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群体集会，以否认被传染的风险。

人类是卫生和环境不受重视情形的受害者，再加上随机的偶发事件，都会促进对病毒控制不力的情况发生。但我们从成为受害者变成了“因为不知如何洗手”或“因为过度消费或过度旅行”而感到罪疚的人。这其实发生了因果的逆转。因此，隔离的痛苦似乎成为了曾经泛滥过度消费的后果。在这种应对方式中，隐含着过去许多年来一直奉行的理念和努力，即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把“幸福”定位于外在世界中，通过控制和获得客体来解决问题。这种应对方式也隐含着我们面对无法控制的瘟疫大流行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护措施。

人们为什么能够接受这种因果逆转的指责？欲望与限制之间的冲突使人们产生一种无意识的罪疚感，在这种瘟疫大流行的情境中，人们找到了一个机会把这种内在的罪疚感放置在一个外部情形之中：当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时，很容易就形成了一种群体共同对抗一个外部敌人的情形。于是，不管怎样，我们就可以说这种罪责不在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有责任揭露那些误导信息，让我们自己远离那些缺乏任何逻辑准则的信息。

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瘟疫大流行有关的原因之一就是，外国势力入侵一国领土，是他们带来了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病毒，而人们对这种病毒入侵一无所知，没有任何防备。殖民（入侵）者开始了一个消除差异的过程，其手段是通过强加他们自己的特征：另一种主观性、文化、语言，等等。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尽管没有同样明确的暴力手段，但也导致我们标准化、规范化和拒绝差异性，寻求信息和隐私的绝对透明度而逐渐丧失了保密权利。遵循一种预先确定的生活模式，被提倡为一种应该被所有人接受的理想目标。（译者：这是一种丧失个性化的趋势）

但是“他人”（the other）总是与我们有差异的。从我们生命最初的依赖开始，“他人”就在那里；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我们必须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他人”处于我们认为最个人化和最亲密关系的中心。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认同，我们不知道它，甚至我们拒绝它，我们把它体验为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一个敌人。当我们否定他人时，我们也就忽视了我们自己。当我们攻击与我们有差异的他人时，我们就是在攻击我们自己内心的未知者。他人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与“他人”共存的最佳方式。这也关系到我们处理现实的可能性。（译者：这是一种成熟，原初认同发展到次级交叉认同，处理现实是一种成熟的成就。）

Covid-19出现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中，人们试图否认差异性、忽视与缺乏地（星）球保护相关的现实局限性，以及似乎从外界接受了鼠疫袭击、减缓和停滞的破坏性。我们正在遭受一种病毒的攻击，而我们对这种病毒却一无所知。“传染病（epidemic）”这个词的词根意味着“一种突然的造访的，某种从外部侵入身体的东西，造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传染性疾病”。

由于人们对一种复杂现实的否认，对忽视和边缘化的否认，对“不同的”病毒和对其无知的否认，导致一种未被考虑到的威胁一直在那里存在着，于是一场瘟疫大流行会再一次出现，并表现为一种不可预见的破坏性因素。这就像一个具有破坏性的陌生人一样。许多因素在影响着病毒的传播，但对现实及其局限性的拒绝将会使我们对应对大流行病的准备不足。它会让我们措手不及，仿佛这只是一种偶然或坏运气的问题，而不是在地球遭到破坏及其居民缺乏保护之前一直有着应对策略的问题。

面对这场瘟疫大流行，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群体性现象，有些人无视所有权威，不依从医药处方，把他们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有些人建立了一种宗教，认为这场瘟疫大流行是神的惩罚，夸大了现实局限性并指出异教徒。还有一些人将防护措施甚至疫苗政治化，毫不犹豫地对公众人口造成损害，或者利用经济和社会的恶化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的不平等，例如在世界上疫苗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但是，尽管令人不舒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有一些人在寻求并努力在环境、卫生保健和社会保健方面实现变革和团结协议。他们是那些能够为所有人类达成全球预防和疫苗免疫的人。他们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说，创伤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令人震惊的体验，当这个创伤性情境与无意识的幻想关联起来并产生症状时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还处于第一个阶段，是否将有可能接受全世界对更多关怀的需求，从而使这种创伤性情境不会变得一种病理性创伤，并最终得以克服，这还有待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