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到底讽刺隐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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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说，“白鹿原”很神奇，包含有许多隐喻，而只有读懂这些隐喻，才算真正读懂这本书。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农耕文明的挽歌。在书中，作者从来都不吝惜笔墨描写各种农田劳作，如何耕田、如何收割，描写妇女们如何织布、如何烧火做饭……而这一切作者都以一种近乎是赞美诗的文笔在书写，细腻、恬淡而又深沉。就连写求雨的那一段，也是满含虔诚。

或许，作者陈忠实认为，农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而这本书所写的正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之下，古老的农耕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痛苦的经历。满清的灭亡、辛亥革命的爆发、共产党的兴起，无一不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结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会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

先看白嘉轩和朱先生。

白嘉轩既是一个地主，又是一个农民。按照阶级划分，很难说他是剥削阶级或是被剥削阶级，他是从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一个人物，是一个传统的卫道者。白嘉轩恪守着“耕读传家”的信条，勤劳、正直。作为族长，他以身作则，以乡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规范族人的行为；作为父亲，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和自己一样，精心守护祖先留下的土地和规矩。他的宽厚和他的严苛使他几乎不可侵犯。

他的这种卫道者的形象在黑娃看来，就是“腰挺得太硬太直”。而朱先生恰恰代表了白嘉轩苦苦守卫着的道。白嘉轩代表了农耕时代的经济基础，朱先生代表了农耕时代的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的浓缩，一个是文化的浓缩。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到白鹿精魂，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白鹿精魂。

白嘉轩的腰为什么会被打断？书中交代是黑娃的土匪打断的。其实白嘉轩的腰迟早要断，新时代的来临不允许有这样太直太硬的腰存在，因而他只能弯着腰，抬起倔强的头颅守卫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道。

朱先生在书中是作为一个完美的圣人形象出现，却是带着遗憾离开。属于他的物质基础没有了，他自然也无法存在。朱先生去世后，白嘉轩感慨：“世上再不会有这样的先生了！”这句话是真话。现代人常常在吹捧某某人是国学大师，大学里都在开国学课，政府也在国外成了孔子学院用以鼓吹传统文化，这些做法都很可笑。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的，一旦工业文明取代了农耕文明，传统文化就只能成为戏台上的道具，不但似是而非，而且没有实际的用处。

书中的几个年轻人都是朱先生的学生。鹿兆鹏、鹿兆海兄弟是，白孝文、白孝武弟兄是，白鹿精灵白灵是，黑娃也是。这些人师出同门，却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结局。

鹿兆鹏是白鹿原最早的共产党，思想先进，一直在不屈不挠的做着革命工作，几经生死，却至死不渝。单凭这一点，鹿兆鹏就值得人尊敬，但朱先生是怎么评价他的呢？当兆鹏和白孝文作为对头在白鹿书院遭遇后，两个人勾心斗角，一个想抓，一个想逃。朱先生说了一句话：“看来都不是君子。”

很显然，鹿兆鹏也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白鹿精魂。鹿兆鹏的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作为一个导师级的人物，他的血统很不好。鹿兆鹏祖先的发家史很不光彩，用白嘉轩的话说，是“靠卖尻子发的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心术不正的流氓，而他，偏偏是白鹿原上第一个共产党。作者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共产党写成是朱先生的儿子或白嘉轩的儿子？是有意为之？

鹿兆海是鹿兆鹏的弟弟，是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身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他是当时一些青年的代表，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很多。他在书中最出彩的地方是和白灵谈恋爱，他和白灵用掷铜钱的方式决定各自要参加哪个党派。而后，他一直珍藏着这枚铜钱。

他和自己的哥哥都深爱着作为白鹿精魂的白灵。这里又有两个隐喻：那枚铜钱是否在说，国共本来就是一体，是一枚铜钱上的两个面。而他们兄弟俩对白灵的爱，是否在说两个党派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白灵是小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是白鹿的化身，是作者笔下非常理想化的一个人物，是书中的白鹿精灵。在朱先生眼里，白灵文“可以治国安邦”，武“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朱先生又觉得白灵的命运不好，“左边有一个黑洞”。

白灵无疑是白鹿原上最美最有才情的女儿，她象征了白鹿原的柔情和炽烈的理想，但她却是流着泪走的。在白嘉轩的梦里，那头纯白的白鹿离开时满眼都是委屈的泪。其实这世界本来就不该她来，因为这世界太污浊。

她是一个革命者，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没有死在叛徒的卑劣中，却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

白灵的死让读者很痛苦，我想作者这样安排内心也是痛苦的。如果她被敌人杀死，我们会痛恨敌人；如果她是病死，我们会感慨命运多舛。但她这样的死法却让人非常的郁闷，这种安排直接封死了我们能看到的光亮。

不管在剧中还是在小说里，田小娥都是最大的悲剧人物。她活着时没有尊严，死后还要被压在镇妖塔下。通过田小娥，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冷酷的一面。她是制度与文化的受害者，是投火的飞蛾。

田小娥的抗争是很懵懂的也是很感性的，她在和整个道统为敌，挑战着白鹿原的道德尊严。我觉得她和白灵有一比：小娥是被压抑的人性在世界上扭曲的宣泄，白灵则是一种喷涌着的理性的追求。

她们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极端，一个举着火把艰难前行，一个在暗夜的污浊里沉沦。

白孝文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本来是家族最有希望的接班人，却堕落成了乞丐、大烟鬼，差一点就饿死喂了野狗。然后经人介绍进了保安队，做了保安团的营长，又回到白鹿村认祖归宗。最后他参加了黑娃策划的起义，成了县长。

他的人生从令人尊敬的族长接班人到乞丐，又从乞丐变为扑杀革命者的保安团营长，然后又成为投机的政客，这一切看似偶然，却也讲了一个必然的道理。白嘉轩认为孝文的堕落是田小娥引诱的结果，之所以被引诱，是因为孝文的意志不坚。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孝文的媳妇没有找好。我倒是觉得，孝文的堕落是很自然的事情。

孝文是给有思想的人，处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让一个心眼活泛的年轻人本分的呆在村里当一个卫道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堕落等于是给他的生命淬了一次火，在他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又添加了另一种东西：狡诈、冷酷与残忍。

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两面性，白孝文两者兼得。所以他最后成功了：当了共产党的县长。

黑娃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的爷爷是长工，他的父亲也是长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也会一辈子当长工。当他领着自己的爱人小娥回到白鹿原后，所有的人都不接纳他，包括他的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和小娥是白鹿原上最需要革命的人。鹿兆鹏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让黑娃到省城学习，黑娃因此成为白鹿原农协的主要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他随习旅参加了暴动，在暴动失败后又当了土匪，随后被招安当了保安团的营长。当了营长以后，黑娃开始学好为人，拜朱先生为师读书，回白鹿村祭祖，整顿部下，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他的变化令鹿兆鹏大跌眼镜，问他怎么能回村里给曾经憎恨的祠堂下跪磕头呢？

作者把这个功劳归结为黑娃娶了个能让他安静的媳妇。以后他又帮共产党的游击队安全转移，和鹿兆鹏一起策划了保安团起义。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黑娃会顺理成章的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功臣，会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干部。

然而作者又和我们开了给玩笑，黑娃被当成反革命和岳维山、田福贤一起枪毙了，而坐在审判席上的却是被白灵憎恨得想打他俩耳光的白孝文。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冷笑话，真正需要革命并且真心革命而且学为好人的黑娃被镇压了，真正的革命者白灵牺牲了，革命的发起者鹿兆鹏生死不明，而投机者白孝文却当了县长。

鹿子瀮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丰满的人物。作为好人，他不够格；作为坏人，他又坏的不纯粹不彻底。

他是一个聪明人，但缺乏智慧。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着，比所有的人都真实，因为他具有人性中所有的原始的恶习。

他贪财、好色、嫉妒、背后算计人，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风光。但这些习气让他有了一个致命的弱点：短视。尤其是他坐了两年牢出来以后，本来在认识上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没有了长工，大房子也被拆了，土地也卖的差不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有一个不错的归宿。

偏偏此时他的孙子出现了，孙子的出现唤醒了他的全部身体机能和思想机能，于是他又开始当保长，又开始买地雇长工，又开始了他的酒色生涯。因为这些事，他又一次成了陪斗的对象，被吓成了疯子，悲惨的死去。对这个人，我们心里生不出憎恨，也无法给与同情。

许多读者对作者一开始不厌其烦的写白嘉轩死了六个妻子，认为这毫无必要。小说中有一句话，叫“女人的地，男人的犁”。什么意思呢？女人是土地，男人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基于土地的农业文化，是男人与女人结合的文化。这种中原农耕文化曾经经历了很多危机：第一次是犬戎的入侵，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第二次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导致中国北方沦入游牧民族之手；第三次是唐末的分裂，导致人口锐减；第四次是宋朝开始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直至蒙古人统一中国；第五次是满清入关；第六次则是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东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这六次灾变对中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就像一个男人死了六次老婆。所幸文化还在，只要有合适的土地，这种文化就能得以传承。所以才有了第七个媳妇吴仙草的出场。

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谁是作者心目中的好女人呢？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应该是谁才是符合白鹿原文化的女人？

白灵显然不是，她只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无法在人间长久停留。田小娥更不是，她是白鹿原文化的副产品，太过消极沉沦。在第三代人（白嘉轩算第二代）里，有两位女性符合这个标准，一位是黑娃的夫人高玉凤，另一位是白嘉轩亲自为三儿子孝义选的媳妇。

高玉凤的特点是知书达理，沉静温柔，她使野性的黑娃变成了好人。回归祠堂的黑娃和高玉凤的结合是完美的结合，但黑娃死了，高玉凤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孝义媳妇的特点是柔顺与勤劳。她在结婚时人们夸她最多的一句话是：“磕头的样子真美。”磕头的样子有什么美呢？这是在突出一种性格，一种近乎奴性的柔顺。在白嘉轩的儿子里，老大孝文已经不可能再回乡种田了，老二孝武除了种地还会做生意，只有老三孝义喜欢种地，也就是说老三白孝义是才是白嘉轩真正的继承人，孝义和孝义媳妇真正承载着传承白鹿原文化的责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孝义不能生育，他们的孩子是朝长工兔娃借的种。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仅仅是为了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吗？不是，作者这样写是在骂人呢。骂谁呢？骂现在招摇过市的国学大师呢。真正的传统文化随着农业社会的衰退已经消亡了，现在传世的所谓传统文化，是孝义媳妇与兔娃媾合的杂种，它衣着光鲜也罢，外表古朴也罢，骨子里流着的是近乎奴性的柔顺与麻木低贱混合在一起的血。

《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意识形态很鲜明的书，但电视剧就另说了，它只是展现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让读者自己去品，去思考。书中真正要表现的东西是对农耕文明的依恋，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是对生命的礼赞。白鹿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生命依然在繁衍。

书中写了两次灾难，都带有很强烈的神秘色彩。闹旱灾时的求雨，闹瘟疫时的镇妖塔，看似非常离奇荒诞，实际上这些东西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书中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是一种心理需求，是文化的物化。

《白鹿原》一方面在礼赞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迷惘。白嘉轩晚年更象一个哲人，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作为哲人的白嘉轩整天佝偻着腰象狗一样在台阶上晒太阳，仅仅是看明白而已，又能怎样呢？人生往往是这样，当你看明白的时候，事情已经由不得你来操纵了。

朱先生看似走的很洒脱，其实是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亲手刻了一块砖用来堵墓道，当红卫兵挖出那块砖时，发现上面刻着字“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当把那块由两块砖合在一起的砖摔开时，发现中间也写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

圣人朱先生算出了身后多少年的事情却又无可奈何，这该是何等的一种痛苦？俗人鹿子瀮从大牢里出来以后，“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白鹿原整个白鹿村都没有一处令人留恋，整个熟人生人包括白嘉轩父子、田福贤和岳维山等等，也都一下子变得十分可笑十分没意思了，和这些人争斗或交好都变得没有必要了。在那种心绪里，他甚至安静地企盼，今夕睡着以后，明早最好不要醒来。”可他每天醒来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依然贪财好色，依然争名夺利。

读此文后不但对原著和作者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的农耕文化及现在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80年代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的代表之一，有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思考印迹，凸显了那个时代对于人性的思考，触及很多无法明说的观点。

白鹿原隐喻了什么，这是个有意义的话题。我以为所谓隠喻，是作者要曲说而不是白说的白鹿原的精神，白鹿原的魂。这种精神被近现代史上多如牛毛的革命和意识形态之争淹没了，被WG彻底地扫荡了。

但是，做为一种千年文化承载的精髓，它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永远不会消失，白嘉轩的形象，就是作者要集中表现的白鹿原的魂，就是一个字——义，义如纸薄，却冲云天。中华民族历百劫而不倒，有一群义者，成为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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