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朝变局四】奢靡带来的社会分裂

发布于 2021-09-08 01:27

奢靡带来的社会分裂

——奢靡风与穷富群体对立

《管子·牧民》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方面，衣食足也思淫逸。从这方面来说，上层社会的所有需求和喜好，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和大众的需求和喜好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人心、人性的本能。从明朝社会来说，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和社会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是同步发生的。

天顺元年，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人上疏，提醒窝居的大明皇帝注意：朝野上下奢靡之风已经盛行，他说出当时京师富豪的新追求：“近来豪富竞趋浮靡，盛宴、崇佛事，婚丧礼文，借拟王公。”成化六年，户科给事中丘弘等人再次上疏:“近来风俗尚侈，亡论贵贱，服饰概用织金宝石，饮宴皆簇盘糖缠，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提醒朝堂这种风尚很快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

有需求就有供给，适应人们的需求，同时也引导，推动这种需要的，是一批敏锐捕捉到这种需求信号的商人，成为财富和权力双赢的奢靡之风开拓者，他们被清流官员称为“射利之徒”。其实都是一些给皇帝做买卖的先锋商人，皇帝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屠宗顺，因为替皇室采办珍宝，景泰时就升锦衣卫千户，其子屠芝升百户,并予世袭。

这种由简入奢是从正统到成化间的风气变化显露出来:正统年间，男子服装，只有达官贵人可用苎丝绣边，女子服饰也一眼可以看出贫富。二十年过去，到了成化年间，从服装上根本看不出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服饰都敢穿。

这些都是以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和政治环境的趋向宽松为前提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在通过物质消费表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传播表现出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用明朝中后期十分流行的一段话:“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儒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意思很清楚，务农劳苦利少，老实人干，打工也劳苦，利益是务农两倍，是心巧的人去干，商人利多而轻松，是有心计的干的，走私盐利厚，是豪强和鬼滑人干的。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投资发财已经兴起，投资书的发行比写书更挣钱。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曾经说，当时有《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流行，不但“市井之徒”争相传诵，国子监的监生们也日夜记忆，作为谈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明人小说，不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其读者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流通。

景泰、成化年间，说书挣钱已经流行，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叶盛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小说戏文》)小说、戏曲在流行，民间时曲也有了新的品种,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

历来读书人“业儒固善，然猝不成名，不若业贾，可朝养生”,但到明朝大量读书人朝廷并无用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声誉换不来柴米油盐。士人以代人请托官府、代人考试、代入讼词等等，以“业贾营商”等方式谋生,“耕读传家”的传统方式抛弃，“学者治生为急”的功利思潮方兴未艾。当时看不惯的理学家李塨痛切指出:“则士风益颓矣。有名声者，亦率同气不和，见利忘义。以利相交”。

这种状况，蔚然成风，明代商人王文显大书儒商之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但现实中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美好，士人生计的贫困化在中晚明表现得十分突出。“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唯读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比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

儒士与商贾都有对方需要的东西。如蒲州盐商展玉靠行贿数百金，谋得了一个驿丞的小官。于是，十分得意地叫来儿子接管盐业并嘱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而”,意思是自己做官的同时还监管着儿子的营生；同行们更是羡慕他“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就是老子做官，儿子在老子的管辖里做生意，已经很流行和羡慕。

明代中后期，出名的士人卖文谋生已是平常之事“专以卖文为活”者草拟三篇序文，可得“润笔千金”,何乐不为？在明人的许多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士人不遗余力地为商人撰写赞、寿序、文序、碑铭、传记、墓表、祭文等行状，而且多是大家，当地名流，大名鼎鼎的归有光、祝允明等名士无不深谙此道，受人托请，获利颇丰。

原本“谋道不谋食”的士子,开始“屈尊与商人交往；而当时盛行的借贷形式“放官吏债”,更是成为商人地位上升的典型例证。虽然“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脑袋满满的士人和口袋满满的商人还是找到了走到一起的理由。那些挥金如土的富商纷纷“喜交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无非以财货吸引文人来附庸风雅，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而那些屈就降节的士和官，无非是因贪财而乞助于“富可敌国”的商人。来过奢靡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士与农商常相混”这种新型社会交往关系的出现，是富而求贵的商人们寻求社会地位的一种奢侈性、炫耀性消费方式。

大明王朝前期对商人的歧视和压迫，朱元璋时期抑商政策的挤压，到中晚明时期以特异奇葩的方式反弹起来。所谓晚明的奢靡生活与其说是一种“思想解缚”，即人们开尽情享受富足的生活，倒不如说它更像是某种心理宣泄，其情形几近于招摇过市，初富时期的消费行为从不露山、不显水；世事一变，此时的专为露山、专为显水，显山露水成为主题，从而使得讲排场、讲攀比甚至求新奇、力求怪异成了世风变迁的显著特征。

反差极大的穷富对比、城乡对比，出现大量城市流民。扬州农村不少人已经进城，放弃农业“俗喜商贾,不事农业”；常州府靖江县“农人贱而商贾贵”。农人也嫌弃耕太累利单，在城寻机打工或窃盗生活，不思乡村，进城的农人和乡村读书人，成为在城里混迹的“漂流两族”。

为了生存，干什么的都有。明朝中后期，人们交往关系功利主义色彩渐浓，人情淡薄的风习日厚，人际交往“渐加以货币，遂至视多寡为厚薄”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人与人相处陷于极端不信任之中。而且以欺骗、欺诈为突出，今天显示的诸多犯罪手法,如用假钱、碰瓷儿、骗婚、色骗、下蒙汗药，以残疾儿童行乞，冒充高官子弟招摇撞骗等，以色诱骗，都在明代蔚为盛行。

当时有人写了一本《杜骗新书》,把好多诈骗的例子集合起来,教人防备。犹如今天警方展示的防止诈骗手册。明代商人的旅行指南《客商一览醒迷》,内容也都是如何防止受骗上当的，怎么判断对方是否可靠,某个地方的风气如何等。

明朝有一个叫姓桑的浪荡子弟，擅长男扮女装，以女红绣花之名迷惑女子，暗地里祸害了不少名门闺秀，靠这一特殊技能，祸害了近200位美女，快二十年的时间里竟无一人发觉。结果两个同样擅长男扮女装的色鬼互相诱骗而暴露。发现是一个行业的团伙，引起皇帝重视，才凌迟处死。

对于此案的全部过程《明世宗实录》、《国朝献征录》、《人妖公案》。摘文如下：

“成化年间，石州民桑冲传得师大同谷才之法，饰制头面，耳足作女妆，又巧习女红，自称女师。密探人家好女，即往其旁。贫小家，夤夜得入，顿成奸合。或女贞不从，则用靥昧法……女畏败名，终不敢言。以是十年，遍游河南、河北、山东，污大家有名女一百八十二人。又传徒任茂等七人，分途行奸。至十三年七月，冲在晋州高秀才家，为其婿赵某反欲行奸，始识是男子。捉送晋州，谳出前情。具奏，犯人凌迟，急捕任茂等七人，皆得罪如之。”

明宪宗朱见深于承天门下旨：“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任茂等七名，各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

浅显的比喻：奢侈之风如同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奢侈时风所怒放的“恶之花”，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土壤。具体说，人欲的横流颓废的宣泄与宗教的泛滥，成为堕落文化的内核。

弗洛姆说过:“推动人的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来自人类生存的条件，金钱魔鬼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世界各国的发展都经历这个欲望膨胀时期：18世纪的英国则被称为娼妓的“黄金时代”和“丑闻的时代”,伦敦和王室成了丑闻的集散地，官员和名流与演艺界娇女纠缠不清，丑闻不断。19世纪的美国社会逐渐步入“镀金时代”，强盗大亨们打着“达尔文丛林法则”的旗号巧取豪夺。老百姓虽然可以通过“食物骚乱”等群体性事件实现一种“弱势博弈”，但更多的是在官、商等强势群体的游戏规则中波逐流。

国家、社会的衰落，使得人们心理落差加大，“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由于贪荣廉耻、弱肉强食、公平尽失，人们往往会产生“无官不贪，无处不送礼的奢侈泛化心理”尽管“社会变革是一个连续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仅仅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习俗进行比较，肯定太过单调”，从17—19世纪，中国明朝、大英帝国落下，美国“丛林法则的镀金时代”的三段腐败高发期对比里,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颓败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