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庐读书|《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不同时代对幸福的定义略显不同，柏拉图所谓的幸福倾向于道德层面，而边沁对幸福的界定则更多以功利主义为导向。但无论如何，幸福始终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个体层面，幸福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而群体层面，幸福是整个社会的追求目标。目前关于幸福的研究有哪些典型结论？立法者应如何回应有关幸福的问题？幸福是一个社会乃至国家可以追求的适宜目标吗？本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回答。

作者引用幸福研究学者埃德·迪纳（Ed Diener）对“幸福”的定义，阐述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当一个人说自己非常幸福时，他对生活有一种满足感并常感到愉悦；相反，当一个人说自己不幸福时，他会对生活表示不满，总是处于一种不愉快之中。20世纪70年代至今，有关幸福的实证研究连篇累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同群体间幸福感的差异与国家间不同的幸福状况等。度量方法则以个人调查为基础，采用“回顾评级法”询问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或是通过“经验取样法”询问人们对生活事件的感受来完成调查，两种度量方法有时会因文化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出对立的结论。但采用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均认为，一天中人们最快乐的活动几乎都在工作时间之外，而不愉快的感受往往与工作相关。与此同时，人们越是在乎财富，就越难以从家庭生活中获得满足。因此，经济成功对幸福感的影响远低于人们的预期；相反，影响人们幸福感变化的主要因素为：婚姻状况、社会关系、就业情况、自感健康、宗教信仰以及政府性质。可见，一味追求金钱上的享乐难以实现持久的幸福，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恪守仁慈的美德以及秉持友善的品行才是人们通往幸福的正确道路。[1]

在幸福研究的政策实践层面，公众对于政府应扮演的角色的期望莫衷一是。一方面，福利制度的支持者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个人抵御生活中遭遇的各种风险；另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人们应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这样才能够从长远上获得幸福。然而，个人并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抵抗大环境导致的不幸，如因经济萧条导致的失业风险和因病致贫等问题，因而失业保障、健康促进等以提升幸福感为目标的政策对于提升国民整体幸福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收入的增加”即“幸福”，但上述幸福研究的结论表明，相比经济收入的增加，其他方面的政策更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简言之，幸福研究的成果在实践应用中存在诸多限制，但其仍可为改善决策者的价值判断提供机遇，帮助政府做出最佳决策。[2]

具体到幸福的影响因素，作者从经济增长、不平等问题以及经济危机的困境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经济与幸福之间的关系。首先，从经济增长的层面出发，对于民众的幸福感来说，作者认为真正匮乏的不是金钱而是政府责任。以美国为例，GDP的增长并未使得民众的幸福水平持续提高，过度的发展甚至将自然资源开发殆尽，使得空气、水和臭氧层都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基于此，幸福研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但一味地阻止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个静态的经济环境中，个人往往更难获得成功，严重的环境问题依然会继续存在。即使政府通过减少工作时间等“曲线救国”的方式抑制经济增长，其结果也差强人意，因为人们并不会把时间用在读书或社交等能带来快乐的活动上。换言之，政府想要使其国民感到快乐，先必须搞清楚究竟什么能够带给人们持久的幸福。[3]

其次，关于不平等问题，作者笔下的不平等包含“收入的不平等”与“分配的不平等”两层含义。一些自由派学者认为，美国公民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政府应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方式提高居民的整体幸福水平。然而，作者认为，该做法下失去财富的人所产生的痛苦远多于受益者所增加的幸福感，因此，这一假想的可行性并未获得证实。另一部分自由派学者还基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同时带来了穷人和富人寿命的差距”这一事实支持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观点，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造成贫困群体短寿和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且该群体幸福感的下降也并非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是由于其享有的地位、自由和权利和其他群体不同，而这些因素并不会因为收入再分配而消失。作者认为，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劣势不仅源于金钱的缺乏，还由于他们对政治家和政治活动长期以来的冷漠与讽刺心态，因而立法者应通过立法改变依靠富裕阶层来影响竞选活动的方式，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政治平等。此外，政府还应保证人们能够拥有平等地接受教育、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机会，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避免低收入者被利用和剥削的不幸，提升低收入者的幸福感。[4]

最后，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最常见的三种风险包括：退休金严重不足、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以及失业后失去收入和自尊。作者以美国为例，列举了深陷经济危机困境的群体其生活现状：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尽早退休，但他们401(k)账户计划中的股票份额却随着股票市场的跌宕而减少，高昂的医护费用更是令他们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由于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未能覆盖所有公民，这导致未能参加医疗保险的低收入者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健康和经济风险，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大大减损了人们的幸福感，作者也因此将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视为最失败的社会政策之一。而由于失业导致的收入来源的中断（包括相关保险的缺失），和由此引发的自尊的丧失与不安全感，则使得人们处于持久的忧虑之中，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水平。[5]鉴于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诸多负面情绪，作者认为政府应针对这些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首先，在退休金风险的应对上，政府应提高最低社会保险津贴数额，从而减少陷入贫困的老年人数量。其次，在医疗保险风险的应对上，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涵盖长期护理等必要的服务项目，并且保障所有的美国公民和外国合法移民都享有相应的医疗保险。最后，在失业风险的应对上，如果员工因非正常原因遭到解雇，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仲裁等司法手段为其提供帮助，确保雇主切实履行在解雇前60天通知员工的规定。此外，政府还应增加就业培训支出，为失业者提供学习新工作所需要技能的机会，以加强其应对失业风险的能力。[6]

除经济生活对幸福感的影响之外，作者还讨论了健康问题、婚姻家庭以及教育改革和幸福感的关系。首先，本书列举了影响幸福感的几大健康问题，如慢性疼痛、失眠以及抑郁症等。常见慢性疼痛（chronic pain）患者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疗，由于治疗疼痛效果最佳的麻醉药物往往会被列入非法药品名单中，医生为了避免执照被吊销，会尽可能减少使用此类药物，因此近半的患者所遭受的病痛并没有得到适当的缓解。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也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且睡眠对幸福感的影响比收入、教育、工作等其他因素更显著，这一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而抑郁症（despression）不仅会令人陷入异常的心理状态，还会导致人们不能正常工作。尽管相比以往，目前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和相关应对措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治疗心理疾病的资金支持不足、保险覆盖率低、医疗护理人员缺乏适当的培训，抑郁症患者在很多情况下都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救助。患者会因担心他人的负面评价而拒绝透露自己真实的病情，加之法律知识的匮乏，他们往往难以享受心理疾病治疗的政策保障。作者认为，由于这些疾病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正常生活，政府有必要对其提供相关政策保障。虽然这一系列措施需要巨大的政府开支，但这些改革可以大大提升许多正在经历长期痛苦的人们的幸福感。[7]

随着离婚率的飙升和未婚先孕比率的上升，如何维持稳定的家庭关系成为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研究表明，和谐的婚姻本身的确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当婚姻走向终结时，离婚对女性而言往往意味着情场失意和收入空白的双重打击；对男性而言，他们通常会遭受比妻子更严重的心理打击，更可能患上抑郁症等疾病。作者认为决策者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策略以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其一，提供教育指导，通过对夫妻进行婚前指导避免未婚先育等情况发生，从源头上避免部分单亲孩子可能面临的不幸；通过对年长的夫妇进行沟通教育，教会其有效交流和避免冲突的方法，以降低离婚率。其二，提供有效的激励，如对未婚先孕等行为进行劝阻或鼓励低收入者结婚等，具体措施如严格要求享受福利保险的女性参加工作，而对由于经济问题而不愿结婚的低收入者，则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就业培训质量等政策提升其经济状况。其三，提供积极的抚育政策，研究表明，生儿育女并不能给父母带来幸福感，不恰当的公共政策甚至可能降低母亲的幸福感，为此，政府至少应为所有家庭提供6个月的带薪假期，积极为有孩子的女性在公共部门安排兼职工作，在保证其工作的同时也为其照顾孩子提供方便。同时，学前教育等政策也可以提高儿童的幸福感。以佩里学前教育计划（Perry Preschool Project）为例，成功的学前教育计划不仅能促进参与者的幸福感，从长远来看，它也是一项有益的社会投资，能够为儿童提升基本学习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奠定基础。[8]

提升民众幸福感不仅需要从立法者的层面采取各项公共措施，还应从民众视角出发重视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如何履行职能以及民众如何评价政府职能，这两者对公民的幸福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一些普遍获得认可的重大指标上的成就及其相关数据，提出衡量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的指标包括公民言论自由程度、政治稳定程度、政府的成就、政府的管理效率、社会法治程度以及政府控制腐败的行为。从结果上来看，尽管美国政府表现没有大众认为的那么糟糕，但的确存在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造成此现象的关键原因是政府权力的极度分化，繁琐的规章制度导致政府部门时常出现争辩对峙的情况，冗长的法律程序亦使得政府工作效率十分低下。此外，由于美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实施不到位，能够借助政府资助项目脱贫的人数少之又少，民众对于美国政府的不满也进一步加深。[10]

作者认为，为避免政府职能履行不善引起民怨，改善政府职能刻不容缓。实际上，民众所不满的并不是政府的决策，而是制定决策的相关程序，这不仅包括低效的工作程序，还有诸多令人生疑的例外规定、补助金、特许权等涉及利益关系的政策。因此，可以借助更为公正的社会团体来制定和执行政策从而增强政府系统的公信力。同时，大众也应抛开偏见正确客观地认识政府，降低对政府不现实的期望，只有当人们拥有一个理性且现实的理解时，他们才能对政府做出公允的评价。如果人们能够消除种种不真实的消极印象，他们对政府的消极情绪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此外，报纸等新闻媒体还应承担起纠正民众歪曲印象的作用，在对政府失策、失误和渎职的详细解说之余，还应当增加一些对于政府的积极报道，使得公众能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政府的决策。总而言之，在提升幸福感的任务上，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和所持态度至关重要。[11]

本书深入讨论了幸福研究的重要结论和可行方案，为决策者提供了诸多提升民众幸福感的建议。首先，本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于幸福的具体影响，即一味地发展经济并不能让人们变得更快乐。尽管科学家们担忧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危害，幸福研究者也质疑经济发展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但抑制经济发展可能带来比追求经济效益更加严重的后果。其次，促进婚姻和家庭关系稳定、鼓励健康的休闲活动、有效治疗抑郁失眠和慢性疼痛等疾病、缓解失业带来的焦虑等政策规划对于提升幸福感至关重要。此外，为了提升公民的幸福感，政府还应积极提高其公信力，努力获得公众的信任，公众也应以现实主义视角看待政府职能的履行，降低对于政府不切实际的期待。

[1] 德雷克·博克. 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M].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 2011 :3-40.

[2] 同上，43-61.

[3] 同上，65-71.

[4] 同上，85-103.

[5] 同上，105-119.

[6] 同上，113-130.

[7] 同上，133-149.

[8] 同上，152-178.

[9] 同上，180-195.

[10] 同上，198-208.

[11] 同上，209-227.

[12] 韩克庆. 中国城市低保访谈录[M].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4 :27.

[13] 德雷克·博克. 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M].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 2011 :160.

[14] 白木 渚. 女性管理職のメンタルヘルスに 影響を与える因子の検討 -職業性ストレスからの考察-[D]. 筑波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人間総合科学研究科, 2020.

END

本文作者丨朴现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