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技术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究竟谁是“公知”?“公知”有没有“跑偏”?

发布于 2021-10-07 09:54

假期“浪”了几天没写公号，一动手就打算扔个“炸弹”，碰个让键盘侠们“炸毛”的题目。

专家和专长是STS（科学技术研究）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被柯林斯等人称为SEE（专长与经验研究）。在我的有限技治理论中，管理者、知识人和工程师被统称为“技治三主力”。显然，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知识人，必然被我着力讨论过，其中当然包括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缩写为“公知”。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为“公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在网上逐渐成为一种贬义。这让人联想起费耶阿本德写的一篇批评方励之的文章，题为《伦理作为科学真理的一个标准——评Fang Lizhi的科学哲学》，收录在费耶阿本德的《征服丰富性》中。

方先生本来是物理学家，后来常谈论民主、科学和人权之类的问题。当时，美国一些人为占星术张目，联名写公开信主张应该在学校里教授占星术，费氏的大名赫然其上。方先生在美国看到公开信，便著文以科学的名义进行批评，其中有科学利于民主、破除专制之类的观点。

费氏是世界声誉的大科学哲学家，看到方先生大谈科学，必然不能忍，于是发文反驳，字里行间指责方先生误解了科学。费氏以“怎么都行”闻名哲学界，即他认为真实的科学活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论，而是只要能有利于科学发展怎么都行的——常常会借用一些非科学的方法，甚至是巫术、神话和传说的东西。在他看来，搞科学与写小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更麻烦的是，费氏以为当代科学已经成为极权的根据，主张破除科学沙文主义，让社会方方面面都走向多元化。显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方先生，对于费氏的科学观断然是不能接受的。

想一想，究竟谁对科学问题更有发言权呢？方先生是物理学家，但费氏专治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究竟谁更懂科学呢？鸟类学家也许比鸟更懂鸟——鸟可能更懂自己，但不见得懂其他的鸟——但有人嘲笑说：科学家不需要科学哲学家，就像鸟儿高飞根本不需要懂哲学。

方先生是物理学大家，可讨论科学与专制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从科学问题走到意识形态问题了。反过来，作为哲学家的费氏专长是意识形态，可又专门讨论物理学史和物理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对科学家语多不敬，难免被被人称为“科学界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的问题并非费方之争，而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两位都超出了自己的专业，对某些宏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发表一般性见解，试图对普罗大众进行自认为的启蒙工作。

当问题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完全就成为非科学实验可以判定的选择问题。当然，费氏的“启蒙”表现为反启蒙，即反对启蒙运动中逐渐在西方成为正统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观念。费氏想教育的对象是美国人民，而方先生想教育的是中国人民。所以，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方先生大谈科学对民主制的支撑，诚心诚意地希望民主与科学能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有意思的是，崇尚科学的观念原本是西来中国的，而搞点占星术之类的封建迷信看起来很中国或很东方。更有意思的是，又是几十年过去，主张多元和平等之类“政治正确”被笑为“白左”，而崇尚西方启蒙理念——崇尚科学除外——被讽为“公知”。

很显然，无论东西，今天的人民群众不再喜欢有人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一付导师的样子。不管导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宏大叙事，大家就反感。尤其是“公知”搞得什么都懂，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完全不专业，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套意识形态“鸡汤”。

有人说，这是民粹主义崛起。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此种情形是科学时代转入技术时代的结果。

21世纪之交，科学与技术地位的根本性颠倒，我称之为“技术的反叛”。今日某个科学分支的合理性，必须以促进技术-经济目标为基础，否则就无法得到发展。当然，如兰立山所言，“技术的反叛”同时意味着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存在失去控制的风险，即技术工具可能从人的手中反叛。

技术的反叛，造成技术时代。在技术时代，真理不再是个大词，而是直接意味着对某种行动或功利的实现。于是，谁以真理-普遍性知识的名义说话，谁就会被视为烦人的“公知”。更重要的是，技术时代是大众教育的时代，人人都多少有些知识，谁也懂不了全部。对不对？我说我知识多，你们得听我的，肯定会被人嗤之以鼻。

究竟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呢？一定要搞清楚，公共知识分子并非知识生产者，而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普及者。专业知识生产的专家生产出的专业知识，需要经过通俗化，才能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和普及，此时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按照柯林斯和埃文斯的概念，公共知识分子属于互动型专家，同时能与专家与外行进行沟通，因而就为专家研究与公众意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从公众角度看，大家的知识需要更新，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学院中的知识创新太过艰深，因而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中介，进行知识“降维”，才能成为人民群众可以吸收的知识养料。

公共知识分子所作的工作，并不专门而艰深。但是，他们在传媒场拥有很强的力量、渠道和技巧，能将专家研究为更多的老百姓所了解和接受。当然，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是某些专家业余“兼任”的。总的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传媒人，主要站在传播界来看待知识的。

一句话，专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张力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

在技术时代，各门专业知识都非常庞杂和生涩，需要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沟通各个专业知识生产领域与公众观念场。换言之，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也需要细分和专业化了。比如，火星登月、诺贝尔奖名单公布之类的科学热点事件，需要科技传播类的公共知识分子，给予专业性知识普及，而不是高喊口号，站个队伍。讨论新冠疫情，讨论中美关系，也应该如此，把最新知识生产的成果，设法普及到群众去中，其他的东西大家自己判断。从这种意义上说，克制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大的美德。

从这一点来说，“公知”有些跑偏，很可能是不够专业，什么东西都拐到意识形态大词中。同样，反公知的“战狼”“小粉红”之类，其实与“公知”一样，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什么都敢说，最后都拐到意识形态和阴谋论之中。在我看来，他们全是“公知”。

有些人坚持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社会批判。这种观点与我的看法并不一致，因为专业知识生产的目标是真相，而非批判。但是，很多时候人文社科的真相知识，实际可以起到社会批判作用，因为其中往往包含对更好社会的设想。但是，在技术时代，总体化批判应该也正在被操作性批判所取代。通俗地说，共产主义再美好，在它到来之前，我们还得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对不对？

今天的时代是民主制的时代，所有试图阻碍人们自己做主的东西，迟早都会被历史所抛弃。因此，在民主制面前，专业主义最终必须服从。但是，面对复杂的当代社会运行状况，没有专门研究为基础或作参考，民主决策很难高效地落实。

在很多时候，公共决策尤其是公共管理决策不一定要依据真相决策，此时重要的是响应公共舆论的呼声，而非响应真相的发展规律，毕竟政治不是求真活动。而李普曼曾讥讽所谓“公众舆论”，认为国家治理必须依靠专家，因为：1）普通人无法区分新闻真假，需要分辨出专业的诚实报道者，来作为个人决策的依据，2）政府、企业和机构需要专家完成情报工作，为公共决策提出辅助证据。也就是说，即使有个什么公众意见，那也是媒体操纵的结果，只有依靠专家才能破除新闻和舆论的假象。

李普曼是典型的反民粹主义者，被无数人批评过。我就不批评了。但是，他很正确地指出：民主制需要专家的帮助。而专家的帮助想要起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必不可少。尤其是政治响应舆论呼声，可能导致公众利益受损的结局。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此种我称之为“公众自损”或“公众自残”的情形经常会出现，并且在动机与结果之间往往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不可接受。但民主主义者看来，这属于正常的民主代价。我认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家应该努力向公众澄清可能出现的损失，但终归要服从民主制的程序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