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你回家了吗?

问：陕西人为什么这么土？

答：陕西人看起来“土”的背后，其实是厚重至极的传统文化。

第一，陕西人倔，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你怎么死拽都拉不动。陈忠实的文章里面讲到关中冷娃，其中的“冷”就是倔强、认死理。对许多老陕来说，关中是最好的地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到了偏执的程度。

第二，说好听叫传统，其实也就是土。

在春晚上，奸商说的是广东话，小男人说的是上海话；如果一个人土得掉渣，一般说的就是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陕西话成了土的IP。

张艺谋算是陕西的一张名片，也称得上是艺术大师，但骨子里其实还没有离开那片黄土地。我的一位好朋友、美食家曾经请张艺谋吃饭，精心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张艺谋最后的结论是:“东西的确好，但你别给我这么吃，整一碗面就行了。”面要宽，碗要大，最好背靠墙“圪蹴”着吃，能晒太阳更佳。

第三，陕西人厚重，换种说法是保守。

当时我在西安做策划时，一个相当高级别的陕西官员和我在车上聊天，讲到陕西保守风气的时候自嘲说，有这么一个段子，一个广东的老板过来要找婆姨要困一觉，后来看到了一个白白净净的米脂婆姨，就掏出了300块钱，婆姨说：“呃才不是那种人呢”。老板又掏出600，婆姨犹豫地说：“呃还要做人呢”。老板拍桌子上1000块，婆姨马上说：“呃脱裤子你关门呢”，这就是典型的陕西故事。

毋庸置疑，陕西是中国底蕴最厚重的地方。而陕西人，则是一群被沉重的底蕴压到喘不过气来的人。

行走中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像老陕一样，酷爱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到了顾影自怜和固步自封的地步。当酷爱走向极致和物我两忘，人就成了兵马俑。

我公司里曾经有个陕西小伙子，和兵马俑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陕西人不仅在骨架上跟很多地方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继续保持两三千年前那种刀刻斧斫的气质。

述及过往的荣光，陕西人总是如数家珍。但说来历史无情，宋代已降，陕西的荣光开始暗淡，皇城成了废都，土地愈加荒凉。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逐渐自西向东、由北往南移动。

陕西也从昔日的昂扬刚健、纵横捭阖变得沉郁下来。周故原、秦直道、汉宫阙、唐三彩，乃至吃面时捧着的海碗，都带有某种落寞的意味。历史的风华与现实的贫瘠交错，给人以穿越时空的苍凉感，这就是陕西。

问：山西人都是煤老板吗？

答：在工业时代之前，山西最引以为豪的是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到了工业时代，日渐落寞的山西发现了自己新的价值所在——煤炭。

时至今日，“煤老板”一词，成了很多外地人对山西的刻板印象;“黑”与“金”这两种颜色，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山西的代表色。

这种刻板印象，源于话语权的极度不对称。煤老板的挥金如土掩盖了山西的整体滞后和大量普通工人的艰难生活，毕竟从没听说过哪个工人靠挖煤挖得又多又快成了老板。

一个豪掷万金的煤老板背后，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在幽暗矿井中讨生活的矿工，他们沾满煤灰的双手，他们的破败与绝望，全部被消解在煤老板盖大房子、娶小老婆的招摇形象里。

山西籍的导演贾樟柯的叙事对象，一直是面对巨变之下无所适从的小人物，以及隐藏在其人生际遇中的真实中国。他的这个角度，比讲述买豪车、买豪宅、千万嫁女等煤老板故事，可能更贴合山西的时代本质。

问：山东人为什么爱考公务员？

答：给山东找魂，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水浒遗风”都有些道理，但不全面；山东真正的魂是认大哥。

除了山东外，东北也盛行大哥文化，但山东和东北的大哥貌似相同，骨子里面却是截然相反。东北的大哥文化是一种对江湖义气的追求，而山东则是源自骨子里对权威的崇拜和追随。

山东的大哥文化，对上体现为忠君爱国，对中体现为孝顺父母，对下体现为兄弟义气。“孔孟之道”和“水浒遗风”是大哥文化的一体两面，不管是忠孝义气，还是传统保守，都是认大哥情怀的不同表现。

在这种认大哥文化的熏陶下，山东人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为什么?就是因为认大哥，大哥说什么都对。

在浓厚“认大哥”情节的背景下，跑关系、攀亲戚、喝大酒成了山东人的三大绝活，其背后都是认大哥。

跑要跑大哥的关系，认要认大哥当亲戚，大部分酒局也是权力的游戏。

大哥用喝酒彰显权威和控制力，手下用敬酒表白忠诚和服从。就算谈生意喝酒，也要讲究个“制度建设”，必须到位。

山东人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

认大哥情结到了现代，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山东人重贵不重富的观念。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走仕途，经商赚钱往往被人看不起。山东人对当官的痴迷，本质上是对权力的崇拜；家里有人当官，全家跟着沾光。

问：河南人为什么是“地域黑”的重镇？

答：谈河南首先要明白一点，河南就是中国，好坏都是文章。

在中华文明的巍峨大厦中，很多省份只是家具、盆景或者装饰，美则美矣，却不关键。只有晋、陕、鲁、豫少数几个省才是四梁八柱，其中又以河南这根顶梁柱最为关键，顶梁柱一断，房子肯定出大事。

因此自古以来，其他省份受灾是癣疥之疾、手足之创，一旦灾难蔓延到河南，立刻就成了心腹之患、骨髓之痛，河南的大面积受灾往往预兆着全国性的灾难即将到来。

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类是现代中国人之间最流行的地域歧视链受害者。指控对不对且不说，巧合的是，引发地域歧视的这四个地方，河南的东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西南部，不但在地理上接壤，且同属“黄泛区”。也就是国民党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段，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的豫皖苏一带。

黄泛区带来最致命的问题，不是贫困与流离，而是不稳定。孟子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句话真的说到了点子上。 

河洛大地的文明史就烙印在黄河摆动的轨迹上，洪水滔天和刀光剑影的笼罩下，黄泛区的人们一直不太热心自家房屋的建设，人们时刻准备着逃难，自然不会在装修和布置上花费力气。

直到今天，豫东南农村的房屋和家具摆设还能看出凑合的味道，灾害让黄泛区的河南人很难有“恒财”，甚至连最基础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放辟邪侈”再正常不过，坑蒙拐骗、舞刀弄枪，毫无顾忌，说到底，还是那句“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后果。 

河南人的性格弱点中，灾难（历史上多次黄泛）带来的不稳定性是一面，另一面则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小农意识：春种秋收导致的精明，自给自足导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导致的愚昧......

无论是“放辟邪侈”还是小农意识，河南的问题都是中国民族性的深刻体现与浓缩。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整个中华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河南人身上浓缩着中国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俗大雅。柏杨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打开一看，对号入座，骂的几乎都是河南人。

问：为什么说安徽的“省会”是南京？

答：南京的确曾是安徽、江苏两省共同前身江南省（清康熙六年被拆分）的省会，两省分家后，安徽的行政班子硬是在南京多逗留了近百年，才恋恋不舍地搬到安庆。

时至今日，很多安徽人依然有浓厚的南京情结。今天的南京城里也到处都能看到安徽人的身影。

近日，蚌埠也投怀送抱，希望加入南京都市圈。南京当然表示欢迎，希望与蚌埠密切合作，加强沟通。这么一来，从GDP总量来看，安徽排名靠前的城市一多半投靠了南京，这也是个让合肥头疼的问题。

但即使今天的江苏先富一步，安徽人拍起胸膛来，还是比江苏响。毕竟当年南京的底子都是安徽人打下来的，朱皇帝就是安徽凤阳人，淮西二十四将也多是凤阳人，明朝拿下江山以后才奠定了近现代南京的基础。

原来南京王朝虽多，但王气暗淡，秦淮河边的皇帝们，执政多是笑话，风流都成佳话，虽能偏安一隅，最终逃不了被统一的宿命，只有朱皇帝才是真命天子，是南京唯一的正统政权。

大明留给南京的，不止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还有市井生活。出身微末的朱元璋成了皇帝后，很多当年的农民最喜欢吃的菜，摇身一变成了南京一绝，鸭血粉丝汤、盐水鸭都成了南京城的代表饮食，至于珍珠白玉翡翠汤最后也成了名门菜谱。

除了食物，还有语言，南京话和天津话都和安徽话非常相似，南京是天子脚下，天津是天子津渡，这也是大明留下的遗产。

安徽与江苏之间，真称得上剪不断，理还乱。

问：浙江人为什么这么会做生意？

答：浙江人不仅会做生意，他们好像什么都会一点。

千年以降，浙江一直是中国的人文渊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写的都是吴越风情、魏晋风流和唐宋风华。

从宋元到明清，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结出了丰厚的果实，浙江籍状元就有60人之多，占历代总状元数的十分之一强，明清两代，仅浙江籍进士就冒出六千五百多个，浙江籍的文化大师同样璨若星河，数都数不过来，可以说，浙江让整个中国变得精致了不少。

在乱世烽烟之时，浙江又多人杰，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时精英荟萃、群星闪耀，浙江不过弹丸之地，且远离政治中心。但偏偏能得风气之先，思想激荡、人杰辈出，从立宪名流到革命志士，再到博古通今的大师，其中诸多人物，无不身名彰显，青史留名，即便百年之后，仍鲜有人能望其项背。

从章太炎、鲁迅、蔡元培等学界巨擘，到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先驱，以及之后蒋介石为首的江浙军政商群体强势崛起，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

如今，一夜之间，市场经济的浪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金钱至上，唯此为大的时代到来了。浙江又摇身一变，成了商品经济的海洋，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老板群体，一副“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观景象。

浙江文脉与商脉昌盛的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

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仅靠农业完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谓的“鱼米之乡”更多是一种美称，物产丰富固然不假，但完全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选择读书考取功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则开始外出经商，再加上浙江濒海的有利条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经济的传统，茶、盐、纸、瓷、剑、镜、绸......很多都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业化更让人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陆游、王阳明、鲁迅、金庸这样的才子说不上俯拾皆是，总归是一派儒雅风流；结果现在浙江人都跑去经商了，寥寥无几的文化人（如余秋雨先生）还成了被人攻讦的对象。

但令人欣慰的是，无数极富商业头脑的浙江人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发动机。

问：江西为什么没有存在感？

答：历史上的江西，曾经独领天下风骚，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

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汉、唐时代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相比于同样受文明南迁之风惠及的南方诸省，江西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国交通大十字的交叉处。

纵向来看，如果说京杭大运河纵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通了中原（华北）政治中心、江南，那么自从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梅关驿道（今梅关古道）在唐玄宗时兴修完成后，“长江 - 赣江 - 大庾岭 - 珠江 - 广州”这条通道就连接了经济高度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

横向来看，江西处在长江中游，连接东西。三者共同构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唐代以降，在陆路交通不便、水运当道的古代社会，这条大动脉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由中原、江南进入岭南，还是岭南商人、学子北上，今江西都是必经之路。

来自岭南的货物从广州沿北江北上，过了大庾岭梅关，就可以沿赣江北上直通长江，顺江而下，最终由镇江进入京杭大运河。

那时，岭南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赣江水面上舟楫如云，络绎不绝。

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沿线孕育了杭州、苏州、扬州、淮安等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那么赣江沿线的江西城市地位也不遑多让，赣州 - 吉安 - 樟树 - 南昌 - 九江成为当时全国非常重要的城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江西由此步入全盛。

江西近代的落寞，从客观上而言，和被抛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有极大关系。

经济发展主轴线的重要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近代以来，“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主轴线迅速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条（沿海、沿江、沿铁路线）。

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1906 年动工、1936 年筑成的“粤汉铁路”（“京广铁路”的南段），自武汉南下之后转向西南，跨越湖南全省，沿线迅速形成一条工矿业城市带，对湖南经济发展帮助巨大。

湖南的一些大城市如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等，皆是“粤汉铁路”沿线的城市。

反观江西，虽早早修建了“南浔铁路”，但只限于长江鄱阳湖一隅，对全省的带动并不强。

20 世纪 30年代修建的“浙赣铁路”，所涉及范围也只限于赣北、赣中。广大的赣南地区，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因“京九铁路”的修建感受到轨道交通的便捷。

时代不等人，在因铁路错过的这些年里，多少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发生，而江西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等待衰落的必然命运。

从主观来看，在新思想、新理念于华夏大地上如春潮般涌起之际，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难以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

问：为什么说湖南人“霸蛮”？

答：纵览三湘四水，气质各自峥嵘。无论是常德商帮纵横商场，还是邵阳宝古佬的生猛，抑或湘西“筸子军”的铁血，都体现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

湖南人的性格特点，和湘军有很大关系。千百年来，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让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财富与知识“请进来”，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问：湖北人为什么被称为“九头鸟”？

答：关于“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起源，其实众说纷纭。

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聪明机敏，有人说九头鸟有九条命，寓指湖北人生命力强；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九头各有主见，窝里斗；有人扯上先秦楚文化、乡贤张居正的事迹，说张居正改革时曾任用了九位湖北籍的官员；还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好勇斗狠，如林彪的“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还有人说湖北是九省通衢等牵强附会之解......

九头鸟”作为湖北的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被大家广泛认同和传播，但不管是褒还是贬，至少有一点大家是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厉害：经商厉害，做官厉害，算计利害，打架厉害，读书厉害......尤其是湖北女人，那更是厉害。

在老板界，有句传得很广的俗语：广东妹子要家，不管你外面怎么乱，我只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湖南妹子要情，毕竟湘女多情；四川妹子要钱，你爱怎么耍怎么耍，钱给我就行；湖北妹子是要命，敢爱敢恨，绝对不含糊。

湖北女人要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好哄骗。湖北女人太聪明，不像很多地方的妹子，三言两语就可以哄得心花怒放，湖北女人，你还没有开口，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让你分分钟就失去哄骗的信心和欲望。湖北女人思维之严谨逻辑之严密，辩论起来，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男人都自愧不如，更不用说哄骗的小伎俩。如果你碰到一个容易哄骗的湖北女人，要么就是她在配合你演戏，要么她就是一个假湖北人。

第二，两手都抓。湖北女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跟大部分地区的女性要么要钱要么要人不同，湖北女人是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很硬。赚钱少了，她看不起你，赚钱多了她会看死你，你在家里，她不省心，你在外面，她不放心。总之，娶了一个湖北女人，基本上就是请了一个女皇，你的一切，都是她的。

第三，豁得出去。湖北女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豁得出去，放得下面子弯得下身子。比如吵架，是骂是打还是摔东西，各种项目随你选，她都奉陪，不分时间地点，不挑周边环境，大半夜大街上，随时都能进入战斗状态，而且体力好斗志旺战斗力强。一般而言，男人都会缴械投降。

周围娶到湖北太太的朋友和我聊天时，我给他们总结了三大阶段，第一狼狈不堪，第二缴械投降，第三家庭稳固，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深表认同，总之一句话，湖北女人好像是伪装成女性的男人。

既然湖北女人这么要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要命，抢着娶湖北女人呢？

湖北女人首先是水灵，颜值上普遍过关；其次，湖北女人虽然有不太像女人的一面，但她们普遍洁身自爱，并且独立自强，像要求自己的男人一样要求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湖北女人在经营家庭方面，绝对是一把一等一的好手，有湖北女人的家庭，一般小日子都过得风生水起。

问：为什么说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人像男人？

答：在巴蜀地区，有一句俗语在民间广为流传: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人像男人。

此言虽有些一概而论，但的确有几分道理。“成都女人一枝花，成都男人耳朵耙。”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中国大概数一数二。而重庆女人热情果敢、阳刚霸道。

至于为什么重庆的女人如此个性张扬，我想是因为，重庆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存殊为不易，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光靠男人撑不起家，女人自然就变得强悍了起来。而且重庆自古多战乱，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延续的血脉，妇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天灾、人祸，反而造就了重庆女性的独立个性。

成都与重庆这对欢喜冤家，看似阴阳相对、泾渭分明，但其本质的生命观、精气神可谓殊途同归。

毕竟巴蜀文化曾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四川盆地这个半独立地理单元内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两者早已不可分割，互相浸润、共享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正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观、生命观和世界观。

成都人爱把“安逸”“巴适”挂在嘴边上，只要过得去，就不必太过复杂。这种达观背后的精神内核，正是顺应自然的生命观。

重庆人的性如烈火、快意恩仇、精彩每一天的背后，同样是面对江河奔流，逝者如斯、追寻逍遥自在的大解脱。天地不仁，人生无常，自然无须一惊一乍，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只不过一者选择享受生活之乐，一者选择张扬生命之美罢了。

成都与重庆，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互相依存，互相攻讦却又始终山水相连、水乳交融，最终形成了这幅造化天成的巴蜀太极图。

阴阳相济，造化万物，巴蜀双城记的未来也在于此，巴蜀文化间的互补性远强于对立性；所谓的口水战，更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交流方式

问：为什么说贵州人是日鼓鼓的？

答：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经历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谈谈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几个贵州老乡。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其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问：为什么东北人都很幽默？

答：东北人的幽默感从何而来?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东北地区纬度高，冬季气温极低，时间极长，所以，东北人几乎放弃了户外活动，只能在室内“猫冬”。在漫长且无所事事的冬天，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聊天，语言得以洗练凝华，逐渐成为东北人张口就来的日常用语，这大抵是东北人幽默的起源吧。

第二，东北过去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生猛不羁，近代“闯关东”的汉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流民，不懂寻章摘句。因此，他们极善于用常见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东西，这种语言的艺术充满了来自草根的生命力，画面感很强，让人耳目一新。

第三，东北喜剧能风行全国，和东北话的普适性有关。东北话和普通话极其接近，但更生动活泼，既让人能听懂，又趣味横生。哪怕是同样的内容，经东北人的口一说出来，再带上配套的方言口音和表情，就会完美地诠释出一种喜剧效果。即使那些外地人听不懂的“成语”，如吭哧瘪肚、破马张飞等，随意粗粝之下自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

东北的地名也和东北语言一样，充满了随意性、幽默感。比如同样是一座山，在广东叫“笔架山”，在江浙叫“灵翠峰”，在东北就叫“一撮毛”;同样是一条河，在广东叫“珍珠滩”，在江浙叫“鉴湖”，在东北就叫“老母猪河”，你可以说它们少内涵、多粗鄙之词，但这就是鲜明的东北特色。

问：为什么潮汕人这么会吃？

答：潮汕的美食讲究粗料细作。

资源不丰富，反而能够充分地激发人的创造力，变废为宝，创造出很多全新的吃法，潮汕就是如此;相形而言，内蒙古虽然拥有大量的牛羊，却通常白煮就完事了。

在煲汤方面，潮汕人将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加以糅合，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粉葛鲮鱼汤”，葛粉、木薯等是很一般的东西，但在潮汕人的手中就能流光溢彩。葛粉的植物性纤维和鲮鱼所含的蛋白质等营养元素完美融合，清淡鲜甜，另外再放些黑豆、黄豆，味道非常棒。

总之，潮汕人将粗料细做做到了极致。他们不仅是能够变废为宝，而且把里面的隐藏的味道给调出来，像西方人调鸡尾酒一样，通过杂处、煲汤，蒸、揉造等方式就会变出一种奇特的味道。

潮汕菜之所以出众，和潮汕商人的发达有很大关系。潮汕人最早跑到香港先发了财，继而产生了“舌尖上的乡愁”，期待向往家乡的这些美味，于是他们就把家乡的烹调工艺跟燕、鲍、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结合到一起，最终打造成为全球最奢华的新派商务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