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被群嘲的南京,其实是中国最坚韧的古都

参考文献：

[1][英]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83页[2]张文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3]“在这两个帝国中，最终都建立了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和一种比古典文化渊源更深、基础更牢的中世纪文化，但是每一个帝国都不是照搬旧体系建立的，也不是以东南部保存下来的旧秩序残余为中心建立的。因此，不管是君士坦丁堡还是南京，都不会成为中世纪的基础。”见S.A.M. Adshead《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4]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161、171页

[5]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

[6][西班牙]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第50页

[7]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第370页

[8]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61页。在此需要补充一点：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宫崎市定着重指出：“中国也是到了近世就和中世不同了，政治组织复杂化了，京师中百官荟集，军队驻扎，成了最大的消费城市，因此交通不便之处，即便有山河之固便于防守，也不适合国都的条件。南宋所以舍弃建康而决定以杭州为根据地，主要就是从海陆交通方面考虑的。”见氏著《南宋政治史概说》，载《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63页

[9]这是明人丘浚谈永乐迁都燕京时所言：“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转引自吴殿庭著《定都与迁都：兼论中国迁都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日本学者檀上宽认为明代定都南京“旨在依托江南富庶的经济进行发展。但其结果，对于北部防御却是极其不利的。难以调控防卫北方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大明定都南京的致命弱点。”参见氏著[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8-69页

[10]邱仲麟《风尘、街壤与气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载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4页

[1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九：“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

[12]前引《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98页

[13]欧阳修《有美堂记》：“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

[14]“晚明时，城市成为士人集散的据点，城市中的社交活动极为频繁，尤其南京更是一个各方文人汇集的城市。”见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浪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载蒲慕州编《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63页

[15]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16][法]加勒利等《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徐健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3-134页

[17]谢成侠 编著《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

[18]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下册“制度•人•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19]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69页

[20]陆游：“泊秦淮亭。说者以为锺阜艮山，得庚水为宗庙水。秦凿淮，本欲破金陵王气，然庚水反为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胜也。”《入蜀记校注》卷二，蒋方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21]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章

[22]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第76页

[23]前引《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第37页

[2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25页

[25]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 / 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193页

[26]前引《太平天国初期纪事》，第122页

[27]《谢阁兰中国书简》，邹琰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28]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60页

[29]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30]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章

[31]刘淑芬《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载陈国栋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经济脉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32]胡阿祥《魏晋文学地理论纲》，载氏著《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三联书店，2013年，第165页

[33]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社会变迁》，第296页

[34]龙盛运《向荣时期江南大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页。湘军破城后，军纪完全瓦解，“他们无视上级命令，肆无忌惮掠夺，使叛军首都沦为废墟”，见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78-379页

[3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82页，又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9页

[36][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37][英]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9、128页

[38][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