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读五|老大难的国际传播,到底怎么答才能让老师“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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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称其为“专制政权胁迫，操纵外国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要、学者及媒体对“锐实力” （sharp power）概念的炒作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推向高潮。有学者指出，这一概念旨在指责中、俄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体现出“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升级”，本质上是新时期“中国威胁论”的翻版。

具体而言，平等的全球传播秩序应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均匀地拥有世界上的传播基础设施资源，能够覆盖和触达同样范围的国际受众；

其次，传媒业发达国家和传媒业不发达国家平等地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声，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得到同等尊重；

第三，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和信息真正自由、均衡地在世界媒体平台上流动，不因意识形态、商业利益或传播渠道所有权而有所偏颇；

第四，建设性新闻和对话、合作传播成为主流和常态。

世界大变局背景和5G网络全球架设的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污名化”给传播效果提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合传播中语言编码和技术编码的叠加难度。

为了应对挑战，在 5G技术的驱动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理性选择和控制，实现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减少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缩小不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抵达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在新旧媒体更迭交织、“西强我弱”格局延续的态势下，国际舆论生态纷繁复杂。美国皮尤中心2019年的调查显示，不同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差异较大。（为什么要细分）

因此，当务之急是根据这种差异性细分全球舆论场，一方面强化对中国的积极印象和正面态度；另一方面剖析消极印象和负面态度的成因，并加以适宜引导。（宏观措施）

具体操作层面应针对不同国家实施“一国一策”的传播策略，在深入了解各国传媒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展传播活动。更进一步，在一个对象国内根据不同层次、背景受众的媒体接触习惯进行受众画像，开展“一国多策”的精细化传播。

5G 网络为“四全媒体”提供了赖以传播的基础设施，国际传播体系的全面升级换代势在必行。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也应围绕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四个方面展开。

从传播过程的角度看，应朝向传播全过程智能化、360 度报道新闻事件全过程、超越国界和地域全球传播的方向努力。

从传播形态的角度看，5G与VR、AR、MR、AI、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处理、大数据等技术的结合可生产全息影像、浸入式新闻等多种新颖的富媒体内容产品形态，超越人们对现有媒体形态的认知和想像。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应着眼于创造新的全球传播生态环境，让媒体全面渗透进传播对象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从传播者和受众的角度看，二者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国际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中来，不仅可以贡献素材和内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动参与的增多能使国际传播的可信度得到大大的提升。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应有利于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传播主体与国内、国际受众的深度互动。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以 “视频+”为主要应用模式的5G国际传播将为受众带来更舒适和人性化的视听体验，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应以效果为核心，注重对个体感受变化的效果监测，再由微观效果扩展至中观和宏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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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务；狭义上指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

西方的公共舆论一般受媒体左右并由媒体建构。由于长期接受“中国威胁论”之类负面报道的“涵化”，再加上中国对外传播影响力有限，西方民众深受本国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对中国的好感持续走低。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6月发布的一份“情感温度计”调查称，当前6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冷感”，2018年这一数字只有46%。（案例数据背诵）另一方面，CNN、BBC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采用双重标准对华进行了大量失实、歪曲报道也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对立情绪。

各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既反映了自我与“他者”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形塑和强化了这些不同，最终在对内强化刻板成见的同时，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国际传播显示出在深化国家间沟通和理解方面的“短板”。

如果说国际传播更多的是政治和媒体精英的舞台，那么全球传播则使得传播权力“飞入寻常百姓家”。

吉登斯曾提出“对话民主”的概念，他着眼于重振人际交往，强调在纯粹关系中重建积极信任，进而将这种来自生活世界的对话、信任和平等敞开扩大至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民族国家层面，直至全球秩序，这就使得“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接在一起”。

民间叙事不是国家叙事的补充，更不是附属，它同样是一种“他者”话语，是能够与国家叙事平等对话、相互观照的外位性存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叙事接受民间叙事的外位性反观，双方彼此成就，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营构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思维出发，从以我、以政府、以主流官方媒体为主的单向度传播，转向各方共同参与、共建共享、共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调大合唱。

心理学与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虽然人类难以实现强利他的理想状态，但还是具有弱利他性。

利他的基础是个体的共情能力，它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感染和投射，即个体的情感状态引发另一个体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情感状态，而使之发生作用的则是个体直接感 染性的情绪刺激。利他有助于产生个体之间的连接与互动。

在后疫情时代，个体需要培养一种全球传播素养以保证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它是交流性的，而非宣传性的；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走向的是文化互惠，而非文化输出。真正良性的关系，应当是“自我”与“他者”互相建构, 在差异中明确自身，形成的不是优越感，而是相互尊重与理解。

（结尾段升华总结可用）虽然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在最基本的伦理要求方面，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伦理体系却大体一致，探寻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文化的普遍伦理规范成为可能。只要全人类都践行平等、自主的全球伦理准则，秉持宽容、互重的全球伦理理念，一定能实现全球文明共存和共赢的全球伦理目标。

后疫情时代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华东师范大学2021年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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