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设计师在中国】Jürgen Kunzemann

疫情原因，对Jürgen Kunzemann的采访是在线上进行的。隔着非母语表达的障碍，依然能从他的谈吐中感受到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和实在。

2011到2021，Jürgen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年，抛开社会环境与设计师创作的互相影响，Jürgen从建筑设计师到城市规划师的身份转变，正好折射了10年间中国从高速发展转向新常态的经济特征。

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规划和设计，来抹去因高速发展而撕扯出的表皮纹路。

Jürgen Kunzemann

Y=乙集

J=Jürgen Kunzemann

Y：为什么会想当建筑设计师？

J：最初我想当飞行员，但我的视力实在太差了，硬件不符合。后来我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我没有天赋，软件不符合。再后来……我也没更多选择了，就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

Y：为什么会来中国工作？

J：我非常喜欢东亚文化，但其实我来中国工作的真正原因很简单——我没钱了。当时在德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很难获得新的委托和收入。后来我获得了领导SBA上海分支办公室的工作，薪水不错，并且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前景是很有希望的。

Y：哪些中国文化令您印象深刻或者让您感到有所不适应？

J：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中国菜，中国菜太棒了！无论我在哪个城市旅行，总能很容易就找一家既美味又不贵的当地特色餐厅。所以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

Y：您的设计有没有受到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

J：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比德国人更满意，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德国街头，与陌生人之间的摩擦或充满警惕性的对抗氛围是常见的。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遇到让我感到紧张或具有攻击性的氛围。陌生人常对我报以微笑，令人愉快而轻松的环境有助于乐观情绪的产生。这种乐观的情绪当然对我的设计有积极的影响。

Y：迄今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作品是？

J：最满意的作品，应该有两个项目吧，它们的规模大相径庭。第一个项目是横滨野毛山动物园操场上的儿童公厕。操场本身很漂亮，由工作组的高桥晶子和宽精心设计。我在工作组里的任务是负责儿童公厕的室内设计。是应当把重点放在卫生功能和实用性上？（当然，为了适应孩子的体型，厕所内的一切尺寸都必须缩小。）还是应该设计得特别可爱，以符合我们假象中的儿童喜好？或者应该强调质感，以增强孩子们在使用时的触觉体验？这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项目是我为韩国的新城市——世宗特别自治市做的设计方案。我的作品是国际公开设计比赛的最终十件入选作品之一，评审专家包括矶崎新、韦尼·马斯和多米尼克·佩罗。这是我的第一个大规模城市设计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和我的团队试图从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一系列广泛领域中找寻答案。许多我在后期引用拓展的概念都脱胎于这个项目。

Y：您在中国参与的设计项目，与以前有什么不同？

J：想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我已经在中国待了近10年。我来中国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建筑设计。但在这里，我现在主要从事城市设计，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即便是我在中国参与的建筑设计项目，也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德国建筑设计师负责整个项目，从最初的草图到施工管理。而在中国，我的任务到效果图就结束了。

Y：不同国家间的审美差异会不会影响您的设计思考？

J：国与国之间的审美差异对我的影响不大，对于审美我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并且我认为美学在艺术中并不重要。那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举个例子，就拿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来说，这是一个由48首前奏曲和赋格曲组成的循环。当你演奏或听第一首前奏曲时，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首非常简单而直接的乐曲，但当48首前奏曲和赋格曲依次递进、循环往复时，你会逐渐发现乐谱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第一个序曲变成了整个循环中最复杂的部分。

我不认为一个建筑能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建筑的空间光影，以及因自然环境而产生的整体效果会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固有印象，但人们对建筑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感官，还与其功能、在城市中的角色息息相关。就像罗马城的每一栋建筑都体现了当时的审美，却不是艺术品。当建筑和街道组成了罗马城，则成为了可以跨越时空的伟大艺术品。同理，圆厅别墅是一座杰作，但安德烈亚·帕拉弟奥在他的《建筑四书》中阐述的建筑原理和建筑思想才是艺术品。

Y：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哪些特色，又在哪些方面受到限制呢？

J：在建筑设计中，一个主设计师和信任设计师的客户配合，才能取得最好的设计效果。但城市设计从来就不是这样的，需要尽可能多的相关者参与其中并提供专业意见。中国城市设计最显著的特点可能是缺乏对设计权限的限制。如果路上有一个斜坡，设计师就会要求把斜坡夷为平地（甚至在重庆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这种一刀切的情况，可以尝试将城区划分为独立的地块进行设计规划。这可能会在设计上造成一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不仅对后续的发展保有可持续性，也对保存城市精神非常重要。

中国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在设计规划上没有限制约束，另一方面却又在体制和制度上太过制约。一块巨大的土地通常只由少数开发商控制，如果在开发阶段出现问题，责任机构宁愿停止，甚至重新启动整个项目，而不是反思调查及制定新的战略。上海虹口，这个最具城市特色和启发性的地区之一，就极有可能因为这种开发模式而变得平庸。

Y：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沉重的一年，您觉得疫情对您有什么影响？

J：在疫情爆发期间，我留在了日本，但幸运的是，在边境关闭之前我回到了北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出国过。除了不能出国旅行外，疫情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我的工作也没什么变化。当我在2020年3月回到中国时，我的家人会因为COVID-19而担心我。而如今情况正好相反……

Y：未来10年，随着信息通讯和AI技术的不断精进，您所在的建筑设计行业会受到哪些挑战，整个行业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J：中国在通讯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在设计领域，仍处于寻找自己文化身份的阶段。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空间，让设计师们不受干扰地进行创造性思维和实验。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运用新的IT工具或技术在提高设计效率，恰恰相反，应该是防止这些智能工具占据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太多方面，而影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