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得庐山真面目——10年期美债利率与中国资产定价
发布于 2021-03-31 03:13
投资要点
我们认为2017年以后外资大规模进入A股作为边际定价者使得中国核心股票资产估值由美债利率决定、以及中美利差较大情况下美债利率上行就不会引发资金流出的等主流解释是可疑的。边际定价理论适用于商品而非资产,而美债利率上行对股债市场的影响不同似乎暗示两个市场在美债利率上行之前存在明显套利机会——与市场有效假说不符。
中美利差较大阶段美债利率对中国利率仍有传导,但是本轮的传导在传导机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发生了变化。
长期美债利率会通过全球的经济、金融周期的协调、全球债市资金互通、投资者情绪扩散、资产组合平衡效应等多因素从影响短期利率在未来的预期和期限溢价两个渠道影响其它国家包括中国的长期利率。历史数据显示即使中美利差较大,这种传导依然存在。然而,虽然春节以后美债期限溢价上升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传导渠道畅通,但是由于抗疫节奏不同,疫情对中美经济供给的冲击存在显著差异使得美国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的影响与过往显著不同,中国债券市场可能反而为未来短期利率的下行而定价。因此,一正一负的因素可能使得春节后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比较平稳。从中国和全球价值型股票在春节以后的表现的对比来看,可能也反映了中国经济要走过周期顶峰的预期。
2017年以后外资边际定价决定中国A股市盈率的逻辑与数据不符合,A股核心资产的调整可能与投资者风险偏好改变刺破泡沫有关。
美债利率与A股市盈率虽有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系数,但是却无法通过平稳性检验和差分检验,属于伪回归。一些其它证据也证明外资流入与否与美债利率对股票估值的影响没有相关性。A股核心资产的调整更可能与美债利率上行导致中国以外成长股估值调整过程中投资者情绪传导到国内刺破A股成长股龙头估值泡沫有关。
资产配置:我们看多利率债;股票方面对除了受益全球复苏的大宗商品之外的周期品保持谨慎态度,建议投资者对成长股在估值合理的情况下买入。中期而言,人民币或有温和贬值的压力。
风险提示
美通胀超预期,中美关系、疫情恶化,中国经济超预期
目录 |
引言:美国长债利率决定中国资产价格吗? 1、 长期美债利率与中国国债定价 2、 10年美债利率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定价 3、 资产配置的建议 4、 风险提示 |
引言:美国长债利率决定中国资产价格吗?
反过来,尽管历史上中美国债利率一直有相当的相关性,然而本轮美债利率上限却并没有推动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明显上行。市场的普遍解释是当中美利差较大的时候,美债利率即使有所上行,投资中国国债的回报仍然较高,因此不会导致资金流出,也就不会影响中国国债的利率。
对于美国10年期利率影响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详细探究,可能存在一些令人费解之处:
首先,“边际定价”理论适用于商品而非资产。对于一般性的商品而言,由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而生产者的生产成本递增,价格由边际效用最低的订单(最低出价)和边际生产成本最高的产品(成本最高)共同决定[1]。但是对于资产而言,基本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拥有500股微软公司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和拥有100股微软公司的投资者在购买下一股微软公司股票不会有不同的出价——与购买大饼不同。
在不考虑汇率平价的情况下[2],如果海外投资者确实因为美债利率比较低而愿意接受较高的估值,中国投资者则只愿意接受较低的估值。那么理论上外资应该会买走全部(现实中起码是大部分)感兴趣的龙头成长股的股票,才会按照美债利率定价。如果由于资产配置的原因只是外资只是占这些股票流通市值的10-15%,参考美债利率定价的逻辑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美债利率上行对债市没有影响但是对股市影响较大似乎暗示在本轮美债利率上行之前,股票市场的定价比较合理,而债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套利机会。在市场理性的情况下,资金没有填平这个套利空间是比较可疑的。即使外资受到资本管制的影响无法充分套利,国内资金坐视套利空间而不参与(大量抛售成长股而买入债券)违背了理性市场的假说。
最后,就最简单直觉而言,教科书的说法都是资产定价应该参考本国的长期无风险利率,无论是不是开放经济体。对中国的资产市场而言,当然应该参考中国10年期国债,为什么突然间中国的核心资产就变成了由美国国债利率来定价的呢?
究竟如何理解美国10年期国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对中国资产定价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些讨论。
1、长期美债利率与中国国债定价
世界各国长期国债利率与长期美债利率存在相当程度的同步波动,我们认为这是10年期美债利率是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最重要体现。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与全球的经济、金融周期存在协调性、全球债券市场资金日益互通、投资者情绪可能全球扩散、资产组合平衡效应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历史数据显示,中国长端国债利率波动与长期美债利率也有较高的相关性,虽然在不同的利差区间相关性存在差异。然而,本轮美债利率上行期间中美长期国债利率的联动状况与历史规律并不一致,我们认为中美长期国债利率同步波动的传导机制在海外逐步控制住疫情之后发生了变化有关。
1.1、 全球长端利率同步波动
在全球债券市场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是各国的长端利率存在越来越强同步波动的趋势,而美国货币政策和美国长端利率的影响尤其巨大[3]。
对于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伴随着资本项目的日趋开放,“不可能三角”理论表明该国自然会“进口”主导大国的货币政策,长端利率自然也会和主导大国保持一致——属于比较简单的情形。不过,即使是对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而言,这种同步波动的特征也非常鲜明。我们在下文中重点讨论这一现象。
理论上讲,一国的长端利率由短期利率在未来的预期和期限溢价共同决定。对于采取浮动汇率不同国家长期利率存在同步波动倾向的直接解释当然是:1)不同国家的短期利率在未来的预期存在趋同趋势;2)期限溢价在不同国家高度相关[4]。
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理论上央行当然可以独立设定本国的货币政策,但是不同国家短端利率在长期的预期仍然存在趋同的趋势。背后的原因是全球经济与金融周期存在协同性。我们以美国经济进入到经济和金融周期上行阶段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美国经济走强会增加联储加息的概率,但是也会同时导致美国的进口增加,中期而言会拉动其它国家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带动这些国家跟进加息。
其次,当美国进入到一个宽信用周期的时候,不仅美国由于信用扩张、房地产市场繁荣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走强并推动联储未来加息;美国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上升可能会在全球扩散——其中一个渠道是情绪传染——压低其它国家的风险溢价(包括信用债的风险溢价和权益风险溢价等),提升(以本币计价的)其它国家资产价格,改善这些国家企业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有助于推动其它国家也进入到信用宽松周期并最终带动央行加息。
例如,在从2004年初开始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才结束的全球性的信用周期扩张期,韩国公司债风险溢价持续下行。当联储为应对本国的经济繁荣和通胀压力而加息之际,韩国出现的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回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韩国经济走强并对韩国央行加息起到促进作用。
最后,在美国进入信用周期扩张周期之后,持有美元的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回升常常也会带来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溢价的下降、其它国家货币升值并可能增加国际银行的利润,通过国际信贷和跨国银行的渠道改善其它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并带动这些国家的央行加息。 一方面,一国经济企业、政府获取融资的渠道还包括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的以美元进行[5]——甚至不一定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关(例如中国地产和城投公司发行美元债券)。当美国进入信用扩张周期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时,不仅仅美元的借贷成本下降,同时考虑到本币计价的资产升值和本币升值带来的资产负债表的改善,相关经济主体会比较容易借入美元资金支撑本国和外国经济(后者是牵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情形)。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银行是跨国运转的,美国信用扩张期的繁荣可能改善跨国银行的利润水平,改善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推动它们在其它国家也增加信贷。国际信贷和国际银行的传导渠道会推动其它国家经济基本面改善并增加相关央行在中期跟随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概率。
1.1.2、 各国期限溢价的波动高度相关
例如,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显示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仅降低了本国长期国债的期限溢价,而且也通过“资产组合平衡效应”(当联储购买美国长期国债改变供求关系降低美国国债的期限溢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时候,美国的投资者自然会寻求其它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一个做法就是购买外国国债。这种行为会改变外国国债的供求关系,同步降低外国国债的期限溢价)等渠道降低了它国家长期国债的期限溢价。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9]。
不同国家期限溢价相关性高的另一个传导机制是在在全球债券市场的日益联通的情况下,国际投资者的的风险偏好可以跨市场传播[10]。
1.1.3、 全球长端利率波动趋同影响
各国长期利率受到全球性因素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意味着本国央行通过设定短期利率影响本国经济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可能有明显的下降。甚至对于美联储而言,其货币政策对美国长期利率和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全球性因素的约束;例如时任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曾经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间抱怨短期利率的上调无法推动长期利率上行,影响了联储收紧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政策目标,这一现象被称为“格林斯潘困境”。
当然,在所有利率中美国长期债券利率仍然具有主导地位。就我们看来,10年期美债利率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最主要的传导机制就是美债利率影响其它国家长期风险利率,从而影响全球各类资产的资产价格。
1.2、 10年期美债利率与10年期中国国债利率
我们还发现,在不同的利差区间上,中美国债的相关性存在差异。按照易纲行长曾经提到的中国国债利率高于同期限美国国债80-100bp属于“舒适区间”的说法,我们把2010年以来中美国债的相关关系按照80bp以下,80-100bp和100bp以上分为三段。我们发现在“舒适区间”中美国债的相关关系最高,低于80bp区间的相关关系最低,处于100bp以上的相关关系居中。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显示,这种相关性在不同区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11]。
那么如何解释春节之后中美国债利率联动的异常呢?
1.3.1、 假说的提出
一方面,美国财政刺激超预期之后国债的大规模发行会改变美国国债供需的基本面,提升美国国债的期限溢价;投资者自然有抛售其它国家国债买入美国国债的意愿,其它国家国债的期限溢价也会因此上升。例如,纽约梅隆银行一项指标显示,随着美国公债收益率攀升及美国疫苗施打进度迅速,最近几周投资者已转为净卖出中国国债[13]。
另一方面,在联储无限量宽的背景之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叠加联储改变货币政策框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市场对于美国和全球通胀的前景的判断分歧加大,通胀预期的波动性可能能也有明显上升,也会提升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期限溢价。
从实体部门来看,也有一些经济走弱的迹象。例如,中国制造业的PMI已经从去年11月以后就出现了拐点,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扣除掉基数效应可能也已经明显有所下滑。
2、 10年美债利率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定价
在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整体保持平稳的情况下,春节以后中国大盘成长股乃至整个成长股板块的深度调整被归咎于美国长期无风险利率(以10年期美国国债为代表)决定中国核心资产定价。我们的研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首先,尽管10年期美债利率和中国A股的主要股票指数的估值似乎都在2017年之后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甚至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如果把这个关系向全球推广,则完全不成立——甚至在美国本土,都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股票估值和10年期美债利率的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2.1、 美债利率与中国股票估值不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性
简单的统计分析显示,十年期美债利率不仅与创业板等成长型股票和沪深300等中国主板指数的估值在2017年之后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甚至与代表大盘、中盘和小盘股的中证超大、中证500以及中证1000的市盈率也表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而且这种负相关明显的高于相关指数市盈率与中国10年期国债的负相关。
然而,当我们试图在更大范围内验证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和股票市场估值的关系时,我们发现无论是美国的标普指数,还是纳斯达克指数,其估值水平都仅仅与十年期美债利率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性,而相关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更大范围的研究显示,德国、日本、法国的代表性股票估值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相关性也不显著。
在美国本土股票市场的估值与美债利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日本、欧洲股市估值水平与美债利率也没有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香港市场估值似乎在2017年以后也才产生了和美债利率的负相关关系的情况下,用外资大量涌入中国A股来解释中国成长股和美债利率相关性的理论是非常可疑的。
我们用中证超大、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上证50、创业板指、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上证180、180成长、180价值、上证非周期、深证价值共13个股票成分股中北上资金在2020年底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和相关股票指数TTM市盈率与10年期美债利率的相关性做了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统计上无法证明北上资金占比高的指数估值水平与美债利率的相关性高。例如,中证1000[14]这一小盘股的代表指数成分股中外资的比重很低(约1.1%),但是在2017年以后和美债利率的相关性也超过了-0.5,显著高于沪深300等外资占比更高的指数。
2.2、 美债利率与全球成长股的调整
2.3、 刺破核心资产的泡沫
我们认为,在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保持稳定的背景下,此次10年期美债利率上行对中国核心资产定价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调整投资者风险偏好而间接达成的。在中国成长股估值虚高的背景下,十年期美债利率的上行,冲击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最终刺破了核心资产的高估值泡沫。
2.3.1、 成长股泡沫的证据
基金抱团的自我强化循环,推高了中国核心资产的估值,而中国成长股较其他国家尤为剧烈的上涨和下跌也是中国成长股估值存在较大泡沫的证据之一。
证据一:基金抱团股的自我强化循环。2020年下半年开始,公募基金对特定行业尤其头部公司的持股集中度不断提升,抱团白酒等景气度较高的行业与个股逐渐成为“共识”,而赚钱效应下,居民资金持续被鼓励通过机构入市,继续推高成长股定价,形成了“抱团-申购”的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证据二:中国的成长股疫情以来上涨更多,调整也更剧烈。
同时,中国的流动性并没有收紧,长债利率保持稳定,说明美债利率的上行对中国股市的流动性并没有构成直接影响,成长股的调整更多的是因为美债利率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产生了影响,进而导致原有的泡沫破灭的过程。
3、 资产配置的建议
我们对中国利率债市场整体持有乐观态度。伴随着本轮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逐步接近顶峰(以产出缺口而论),短期利率在未来的预期有下行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10年期债券的期限溢价已经已经有明显回升(图表17),关于通胀的争论已经相当充分,如果四季度之前拜登政府不推出新的财政刺激计划且联储不缩减购债规模改变国债市场供需,期限溢价进一步上升并通过溢出效应影响中国10年期国债期限溢价的风险比较有限。
股票方面,鉴于中国经济可能逐步见顶回落,我们建议除了收益于全球复苏的上游行业,审慎对待中国的周期股。对于成长股,我们认为在其进入合理估值区间便可以适度配置,不必一定等到美债利率见顶。实际上,中国长债利率如果受经济周期影响而下行,可能会对成长股、核心资产的估值水平构成一定的支撑。
我们认为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特别是欧洲地区的疫情最终肯定还是会受到控制,前期经过调整的商品价格仍有第二波反弹的空间。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模型并不看好石油价格突破75乃至80美元(《大宗商品定价之惑》)。
4、 风险提示
(1)美国货币宽松不及预期;
(2)海外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3)中美关系、疫情超预期恶化。
注释:
【13】https://www.163.com/dy/article/G5SISA7905414IT5.html
【15】Rovert A. Connolly, etc, (2003),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et comovements: Economic fundamentals or contagion",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11 (2003)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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