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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高丽使臣所过州郡，官员要出城迎送。宋朝使臣去高丽，高丽也隆重接待，在开京建有专供宋使下榻的顺天馆。宋朝皇帝和高丽国王经常接见并宴请对方的使臣。高丽赠送宋朝的礼物中有罗、人参、药材、白硾纸、松烟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宋朝的回赠有龙凤茶、酒、乐器、建本书籍等。宋、金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也十分频繁。宋朝商人常常几十人或几百人，由一名“都纲”率领，驾三、四艘船横渡黄海，赴高丽贸易。一般是第二纲到达高丽，第一纲必定回国，第三、四纲也是如此。高丽船舶每年初夏也来登、明州等地贸易。元朝建立前，蒙古军即已侵入高丽。元世祖时，设征东行省，把高丽作为侵略日本的基地。元朝的统治为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两国的文化交流仍在进行。

　　宋、金、元的统治者曾应高丽国上的请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书籍，诸如《九经》、《史记》、两《汉书》、《圣惠方》、《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大藏经》、《三经新义》等赠给高丽；高丽也以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如《（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高丽书籍如《三国史记》等作为回赠。元仁宗赠给高丽四千三百多册宋秘阁旧藏的善本。两国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宋朝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一次运往高丽近六百卷宋版书籍。泉州商人徐戬专为高丽在杭州雕造《新注华严经》板，然后运往高丽。高丽国王之子、僧人义天和尚归国时，带回宋佛经三千多卷。元初，高丽博士柳俪在江南购回经籍一万零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丽根据辽、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经》。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义天和尚的《续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后，高丽的雕板印刷业逐渐兴盛。宋仁宗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南宋末年又发明木活字。高丽劳动人民根据这一原理，推陈出新，约在十三世纪中期，铸成一批铜字，印刷《古今详定礼》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铸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铁字和鍮（黄铜）字。

　　宋朝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司马光、范镇的文章、王安国的诗词等，受到高丽文人的喜爱，汉诗在高丽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丽的书画家互相交流技艺。高丽不时派遣使臣和画工来宋访求、观摹书画。高丽著名僧寺兴王寺正殿两壁临摹了汴京相国寺的壁画。宋徽宗曾把自己的书画赠给高丽国王，并推崇高丽画家李宁，要宋画家向他学习。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藏高丽画家的杰作。金朝皇帝也经常派人向高丽求取书画。元朝流行的赵孟书体，深受高丽文士的爱慕。

　　高丽的纸、墨原从中国传入。高丽的白硾纸和松烟墨传到宋朝，很受士大夫的欢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丽的松烟，制成最佳的墨，驰名国内。

　　高丽对宋朝的医学也很重视，高丽国王多次派人来聘请医生和求取医书、药物。一○七四年，高丽国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医、药、画、塑四种工匠，以教导本国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种人内，召募愿行者二三人。一○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请医，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慥等前去，并带去药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两次派名医牟介、杨宗立、杜舜举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材。此后，高丽正式建立医官制度和设立药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医药大都从高丽传入，医师也是高丽人。

　　高丽还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学习。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国子监读书，进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职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转运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时，高丽进士权适、赵奭、金端等参加贡举考试，宋徽宗亲临集英殿主持他们的考试仪式，特赐上舍及第。宋朝士人侨居高丽，国王也授以官职，如萧宗明、萧鼎、萧迁、卢寅、陈渭、叶盛、慎脩等人，曾任高丽阖门祗候或阖门承旨、秘书省校书郎、参知政事等职。

　　程朱理学在元朝初年传入高丽。一二八九年，高丽人安珦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不久，又按权溥的建议，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朱熹《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出现了李谷、李齐贤、李穑等理学大师。

　　日本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元朝虽两次侵略日本遭到失败，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时，主要是宋朝商船驶往日本；南宋时，宋、日两国都有商船频繁往来；元朝时，日本商船来中国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温州、泉州启航，到达日本筑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县）的敦贺港。日本 安置宋船人员在鸿胪馆，供给膳宿。宋朝运销日本的货物，有书画、文具、铜钱、佛经等，日本运往宋朝的货物中，刀剑和折扇，颇受宋朝文人的欢迎。宋朝著名文人欧阳修、梅尧臣都曾赋诗赞美日本的宝刀。宋、元和日本的僧人不断互相访问，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寻、寂照、荣西等入宋，晋谒皇帝，进献礼物，然后朝拜佛迹，备受优待，宋、元僧寂圆、道隆、普宁、一山一宁、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扬禅风。两国商人和僧人对沟通经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携往日本的大批书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经》，道家、儒家书籍，《白居易文集》、《东坡指掌图》、《五代史记》、《唐书》、《太平御览》等；带来中国的书籍，有当时已经失传的儒、佛经典，如裔然曾向宋太宗进献《郑氏注孝经》、《越王孝经新义》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板书籍和佛经的大量输出，日本的印刷业日渐兴盛。宋禅院刻印佛经施舍信徒的风气传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时刻印了《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等大量佛经。这些佛经被称为“折供养”。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论语集注》十卷，成为日本雕印儒家经典的滥觞。

　　这一时期，两国的绘画艺术不断交流。宋画题材丰富、画法多变，在日本得到好评。日本画家曾亲自来宋朝学习，并带回很多名画，宋朝画家也应邀赴日传艺。日本绘画也受到宋、元人的赞赏。汴京相国寺市场出售日本扇，宋人对扇上图画评价极高，认为“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给予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一些书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重视。

　　宋朝的一些医生东渡日本行医。如郎元房在镰仓侨居三十多年，以他高明的医道赢得日本执政北条则赖和北条时宗的信赖，担任他们的待医，对日本医学起过促进作用。宋朝的一些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等都先后传入日本。许多中草药和成药，如麝香、金益草、银益丹、巴豆、雄黄、朱砂等，也大量输入日本。日僧荣西还从宋朝带回茶种，培植茶树，并撰成《吃茶养生记》二卷，提倡饮茶养生延寿之道，于是日本饮茶的风气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会。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发展，禅宗“顿悟成佛”的教义和寡欲朴素、专心修道的精神，吸引了许多士大夫。传入日本后，逐渐吸引了镰仓幕府的执政和武士们，使他们成为禅法的虔诚信奉者，从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热心参禅究道的风习。到南宋时，日僧更是频繁入宋学禅。禅宗学说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程、朱理学在十三世纪传入日本，首先在日本传播理学的是元朝僧人一山一宁，日本的理学先驱便是一山一宁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舰成为日本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二）东南亚与南亚诸国

　　宋、元时期，与南方及西南毗邻的各国之间，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外，海上的交通空前繁荣。与南海诸岛国的联系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南半岛诸国 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宋元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朝曾向这些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创立安南陈氏王朝的陈日便是福州长乐人，后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长府即墨县，以渔为业，叔陈守度，取李氏王朝而立日。交趾的贵族多沿汉姓，如丁、黎、李、陈。交趾的李氏和陈氏王朝，先后与宋元王朝保持经常的朝贡关系，接受赐予他们的官号。彼此之间商贩往来十分频繁。宋在广西沿边邕州和钦州设立互市场，宋和交趾的富贾行商，都到这里来贸易。双方商人还经由海道运货贩卖，宋商大部以巨商为纲首，结伙从泉州、广州等地发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海运货到泉、广州，然后贩运宋朝的货物包括书籍、纸、笔等回国。交趾、占城和宋朝到对方国家定居的人民也络绎不绝。北宋初交趾时犯占城，一批批占城人逃来宋朝，当时广州的占城流民就数以百计。宋朝一些人也侨居在占城。庆历初，广东商人邵保到占城，见到逃亡的“军贼”鄂邻百余人。人民间的往来杂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与真腊战，两方皆乘大象，胜负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阳军，为风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习骑射，因得大胜。

　　通过使臣和商人的不断来往，交趾、占城从宋朝获得《大藏经》和儒学书籍。十三世纪中叶，交趾出现了雕板印造的户口帖子，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纪前，汉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岛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能赋诗作词，与宋朝诗人唱和。占城也出现了许多能赋诗作词的文士。他们的汉文学水平可与高丽比美。十一世纪中叶，交趾国王指导宫女仿照宋朝的丝织品锦，织造锦绮，获得成功。宋朝传入交趾的中草药不断增多，宋医在交趾受到重视，甚至交趾统治者也延请宋医治病，并服用中草药。交趾的药物如使君子、霍香等，这时也传入宋朝。

　　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历史上很早就与中国交通。一○○八年，真腊商贾三人到广西高州贸易。一一一六年，真腊国王派遣“进奉使”等到宋，赠送礼物。此后，宋朝、真腊的使臣和商贾，不断往来两国。元成宗初年，周达观曾随元使访问真腊，到达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当时真腊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货物，以“唐人金银”为第一，其次为五色轻绢帛，再次为真州的锡铁、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器，还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伞、铁锅、铜盘、木梳、针、矮床等。宋、元时期有许多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真腊保存了可贵的历史纪录。

　　宋代的罗斛国（以今泰国华富里府为中心）、真里富（今庄他武里一带）、西棚（今素攀一带）等，以及元朝时的暹国，都是今泰国境内的古国。罗斛国在一一○三年，派使臣到宋“进奉”货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来远驿，接待罗斛、占城国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国，暹国使者也九次访问元朝。一一六四年，真里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当地官府为他准备棺木盛敛，嘱其随从护丧归国，并准许带回巨商的全部遗产。次年，真里富国王派人带信表示感谢。宋、元商船也到那里贸易，运去宋朝的特产。

　　宋、元时期，缅甸古国为蒲甘或缅国。一○○四年，蒲甘国王派遣使者从海路到宋赠送礼物，受到宋朝的欢迎，邀请他们参加上元节观灯。此后，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与大理国（今云南省）毗邻，蒲甘王阿奴律陀曾亲自到大理访问，与大理关系较为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经广西，一起向宋朝赠送土产。蒲甘商船也经常运载金颜香等到泉州贸易。蒲甘还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赠送佛经。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门。

　　南海诸国 宋代，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王朝奖励发展海外贸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及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为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徐远人，阜通货贿”。在这种奖励海外贸易政策的推动下，宋朝与南海以及西洋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成书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著录南海地名约二、三十处，稍后，赵汝适撰《诸蕃志》地名多达八、九十处。元末汪大渊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以亲身的见闻，报导了从东南亚远及于东非的道里风俗，大大丰富了关于这些地区的知识。

　　元朝在平南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础上，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善国，发展海外贸易。一二七九年，又遣杨庭壁出使俱兰（印度西海岸）。杨庭壁抵达俱兰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也在其国，闻诏使到来，都表示愿意遣使入贡。苏木达国也遣使通过俱兰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皆遣使入贡。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使臣抵锡兰岛，入谒国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遗发与供食之钵。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当他在古里时，曾见有元朝船只十三只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跃，不少人迁居南洋诸岛，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

　　位于苏门达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国际贸易的枢纽。三佛齐向宋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齐王遣使李加排、副使无陁李南悲来贡，且言本国建佛寺，请赐钟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三佛齐文字用梵书，上表章用中国汉字。阇婆（爪哇）也多次派使臣入贡。宋与三佛齐、阇婆等国商人的来往也极其频繁。宋朝商人至阇婆，备受优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经多次运货去阇婆，归国时又为阇婆使者充作向导。

　　位于加里曼丹岛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国王向打派遣使臣带着表文（国书）入宋，赠送龙脑、玳瑁、檀香、象牙等礼品，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礼宾院，以贵宾相待。宋朝商舶抵达渤泥三天，国王就带领眷属、大臣前往参观，商船跳板铺上织锦迎 接，设宴款待，最后分送礼物。船上货物都由国王和大臣定价，然后击鼓，召集附近百姓前来贸易。在文莱发现的一块汉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这是东南亚现存最早的一块汉文碑刻。据考订，是一二六四年为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这说明许多泉州人，包括宋朝的官员，都来渤泥侨居。

　　宋朝与蒲端（疑为今非律宾班乃岛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吕宋岛）及其属国三屿（今吕宋岛西南诸岛）、蒲里噜（今吕宋岛东波利略岛）、白蒲延（今吕宋岛北的巴布延群岛）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端国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弥难入宋，向宋真宗赠送土产和红鹦鹉。次年上元节，宋朝派官员陪同使臣观灯、宴饮，并赠送钱币。从此，蒲端使臣不断来宋，从宋朝带回冠带、衣服、器币、铜钱、旗帜、金银、铠甲等物，又给宋朝带来玳瑁、龙脑、丁香等物。麻逸国商人在九八二年运宝货到广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铁锅、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绫绢等运到麻逸、三屿等国，又从那里买回黄蜡、吉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陆诸国 宋人称为鹏茄罗（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辇（今印度东部海岸）、故临（今印度西海岸柯钦一带）、南毗（即古里佛，今印度西部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罗达一带）、麻罗华（今印度巴罗达以东）、细兰（今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都与宋朝保持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宋太宗时，天竺僧罗护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请罗护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们给宋朝带来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种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国途中，必经故临国换小船而去。宋商把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运往细兰国，又从那里购买白豆寇、木兰皮、粗细香等回国。

　　海道之外，宋与印度次大陆诸国在陆路上的交通也很频繁。北宋建国之后，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返还，表献贝叶梵经四十二夹。道圆是在晋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亲自召见他询问所历山川道里，颇加礼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游西域取经，朝廷各赐钱三万遣行。此后，往取经者甚多。同时期，印度僧人也纷纷东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国法天、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和乌填国僧施护等。太宗崇尚释教，九八○年（太平兴国五年），诏立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召天息灾等三人入院，从事佛经翻译，由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笔受，杨悦、张洎润色。九八三年，天息灾诸选召童子，学习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演者悉馆于传法院”。传法院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从太平兴国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四年内，贡献并内出梵经无虑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成经论凡五百六十四卷。以后又续有译作。当时来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挟梵夹来献者不绝。

（三）中亚、西亚及东非诸国

　　阿拉伯沿海诸国 早在行勤西游时，便携有宋王朝致大食国王书。行勤显然完成了传递使书的任务，因此，九六八年（开宝元年），大食国王遣使来贡。宋人所说的“大食”，是中亚诸国之泛称。从行勤的行程来看，他们道出克什米尔，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兰那罗国。他所致书的大食国，很可能便是当时据有锡斯坦地区的伽色尼王朝的创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国又遣使来贡，宋以其使者李诃未为怀化将军，还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告身以赐。从这以后，取陆路和海路东来的大食使者史不绝书。

　　辽王朝已与中亚诸国有密切的联系。早在天赞初，就有“波斯国来贡”、“大食国来贡”的记载。一○二○年，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并进象及方物。明年，复遣使来，辽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许嫁。一○二六——一○二七年（圣宗太平六——七年），辽又遣使至锡斯坦与伽色尼王朝联系，建议“辟联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环”，使之从西南方牵制哈剌汗国。一○四一——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为辽戍边的一万六千帐契丹人叛逃，迁入哈剌汗国。所有这些关系表明，后来耶律大石的西迁不是偶然的。

　　成书于一一二○年的《动物与自然属性》的作者马儿瓦齐报导，当时中国分属支那、契丹与畏兀三部分。凡是经商及从事其他事务的人皆自喀什噶尔经叶儿羌、和田，至沙州，然后由这里分道前去三国。但是当时东西间的陆路交通是艰难的。十世纪末，辽圣宗向西扩展了领地；十一世纪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断。宋神宗开熙河，与西域的交通才得恢复，但必须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这一段旅途更加僻远迂回，彼此间的陆上联系受到限制。因此，宋与大食的联系，主要还是依靠海路进行。

　　宋朝与大食诸国海上交通发达，远洋船舶广泛使用罗盘针导航。大食使臣和商贾从海路到东方，多到故临国换乘东归的宋商海舶。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罗盘针传入大食，又经大食传入欧洲。宋朝有近六十种药材大量运入大食各国，其中川芎对医治采胡椒工人的头痛病有显著疗效，而牛黄约在十二世纪前又由大食人传到欧洲。这说明宋朝医学对大食医学有很深的影响。大食各种药材也被宋朝药物界广泛采用，阿维森纳创造的丸衣方法传到宋朝后，迅速得到推广。

　　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广州建筑寺院和高楼，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筑艺术风格，又吸取了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