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丁秉鐩记录梅程第一次打对台之误

丁秉鐩先生的《菊坛旧闻录》是记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名伶的演艺、生平、逸闻非常生动有趣的一本著作，写人叙事秉笔直书。看惯了那些瞻前顾后畏畏葸葸的所谓伶人传记，再看丁先生的文章，才叫看得一个通气爽快。尤其是一些著名人物的精彩部分，反复品读不忍释卷。其中关于程砚秋的记载有三个细节记忆深刻：雄心万丈、备极考究、上泗攻下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一下《菊坛旧闻录》）

最近因为查找一些关于张君秋先生早年演剧资料，在翻看北京旧报纸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梅兰芳先生1936年回北京短期演出的广告，这个部分也就是现在评论界所谓的“梅程第一次打对台”。仅就丁秉鐩先生关于梅程第一次对台的一些记录来看，内容与现在能够查找到的报纸广告资料有出入。丁先生的书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叫做《国剧名伶轶事》，这个时间距离他书中的那些人和事也相差三、四十年的光景，因此存在丁先生记忆方面的偏差也不无可能。

梅兰芳、程砚秋

梅兰芳1932年迁居上海，1936年回北京演出一个月，是阔别四年之后回北京演出，这在当时的北京戏迷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盛况空前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梅兰芳到北京演出一个月，其他京剧演出都必须停止，或者凑梅先生的空档才能出演，否则就是打对台吗？显然不能成立。最起码来说，同为梨园行，大家都靠演戏吃饭，任何人不能因为自己而侵犯到他人的利益，这个是基本的道义。也不能说梅兰芳是程砚秋的师父，程砚秋就必须让路，或者回避，不然就是欺师灭祖，这也不可能。这一次与上海那一次情况不同，1946年是程砚秋去上海演出，并知道梅兰芳也将在上海演出，而且经过抗战十年，当时的梅程与十年前的梅程声望上又有了很大的提升，也就是体量更大了，影响也更大了，所以才构成了影响巨大的“对台”。

1936年9月6日《平报》

程砚秋当时大致是每周二、六固定演出于中和戏院，不是临时非要加进来和梅先生对着唱；而梅兰芳也不可能挨个儿问一遍各位名旦老板都几时出台，要是那样的话，梅兰芳就不用唱了。三十年代的北京京剧舞台名家荟萃，争奇斗艳，没有一点真本事想立足都难。角儿也不是别人让出来的，是靠实力拼出来的。即便师父和徒弟也各凭本事。

1936年9月16日《平报》

不说名旦，就如三十年代有个票友下海的坤旦陶默庵，拜了梅兰芳，一直挑班在北京及各地演出，梅先生对其关照有加。上海《戏世界》1936年6月有报道梅兰芳还对陶默庵进行“函授”，这个恐怕要比程砚秋函授赵荣琛还要更早。但是梅兰芳大驾莅临北京第一舞台演出，陶默庵周三照样在吉祥戏院演出。

可能在别的城市，同时有两个以上的戏园子唱京剧就比较稀罕，就会有打对台的感觉，而在北京，唱京剧的戏园子多，还都是好角儿，要说打对台，那就是天天打。天天打，也就和没打一样，反正你只要是演出，就不定遇着谁，想要避开也不可能，避不胜避。荀慧生《小留香馆日记》曾经记载他新排《白娘子》，1932年1月3日日场首演于瀛寰戏院，“昨天兰芳在开明演《金山寺》；夜小云即在瀛寰演全部《雷峰塔》。”全都冲着你来了。

总之一句话，在北京没有什么打对台不打对台。

1936年10月2日《平报》

梅兰芳在第一舞台演出，程砚秋雷打不动，照唱不误，至于上座是不是如丁先生所说只能维持在七成，这个没法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如果程砚秋只能上七成座，对于其他旦角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那么其他名旦是否如丁秉鐩所说：“荀慧生趁机外出跑码头去了，避其锋芒。尚小云则在星期六晚上、星期天白天演出。”

1936年10月9日《平报》

荀慧生肯定没有出外跑码头，还是毫不示弱在北京演出，戏码也很硬。荀慧生周五、周六、周日都有演出，其中周五就与梅兰芳是对台。不仅自己唱，儿子荀令香也已经出台唱戏。尚小云也不只是在周末唱，他也有自己的基本观众，照顾人情面子是有可能的，因为尚小云与梅兰芳沾亲，但是绝不会认怂。

除了程、荀、尚，筱翠花也有定期的演出。

程砚秋用杜颖陶的策略，用重头戏《梅妃》压梅兰芳的《穆天王》，丁先生特意记录这个梅程打对台的故事旨在说明程砚秋不甘人下力争上游的刚性，也表现出程砚秋“雄心万丈”要超越梅兰芳而费尽心智机巧。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故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1936年9月28日《平报》

在北京《平报》的广告栏里面，每个戏院的戏码都在两三天前就开始预告，梅兰芳因为是每天唱，那就每天都是当天的戏码，遇到周六周日不唱，就预告下周一的戏码；而程砚秋戏码都是有预告。梅兰芳确实唱过《穆天王》，但不是只贴这一折，而是《穆柯寨》《穆天王》，在周一唱；同一天程砚秋贴出预告周三《梅妃》，程砚秋通常是在周二唱，但这周三恰是中秋节，所以就临时移到周三，唱中秋节的夜戏，当天梅兰芳唱的是《王宝钏》。程砚秋贴重头戏不仅是对付梅兰芳，中秋夜戏个戏院的角儿都贴出节庆重头戏相互竞争。

1936年9月30日《平报》（中秋节）

划重点：

所谓梅程1936年第一次对台戏之说比较牵强，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为戏界津津乐道的“共识”？这个大概就是“以讹传讹”吧！

丁秉鐩先生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别的不敢说，单对梅程这一个阶段的演出的记忆显然是有误的，感觉是对程砚秋下好了“雄心万丈”的结论而去“组织”了一些材料编织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