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札记 | 刘备为何要努力维护“帝室之胄”的身份认同?

一、

说起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宗室血统，司马君实也不禁感叹道：“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这等同于说，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于血统而言是十分微弱的。

但微弱并不等于不存在，刘备一生对自己宗室身份的维护，无疑是尽心竭力的。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也称《草庐对》）中，葛氏也明白讲到，刘备需要凭借“帝室之胄”的先天法理优势，作为恩著信义，收纳人才，乃至跨据荆州、益州的道义之名。

二、

名正言顺，是自先秦时代，就已奠定下来的仪礼规则。在崇尚儒学的两汉，特别是以儒生群像所开创的东汉政权，事业的从事者是否名实相符，这直接关乎到其事业的正当性。作为创业者，必须要为自己的事业给出正名的意义，故曹操要做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举措，以保证礼乐征伐出于天子（汉献帝）的义理逻辑。当然，在混乱的时局中，不论是世家大族，亦或是匿迹丘园的士人，其智识水准并不难为自身的事业提供名实相符的依据，并为其对手制造“名与实爽”的道统困境。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执意攻打许县，谋臣沮授曾为袁绍谋划。彼时袁绍刚刚讨取了公孙瓒，沮授建议袁绍以此“功”向天子报捷。天子正居于许县，如果曹操阻止袁绍的奏捷使臣，袁绍即可上表，称“曹操隔我王路”。如此一来，曹操就由堂而皇之的“奉天子”，变成舆论声讨的“挟天子”。毕竟，天子与各州郡的士族，乃是利益共同体，如果曹操做实了“挟天子”的恶名，至少曹操就要为自己或将失去士心而忧惧。《隆中对》中，诸葛亮称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法理瑕疵，并非师出无名。

三、

法理是儒学仪礼的先天依据，沮授以“曹操隔我王路”的指摘，显然要比陈琳对曹操的檄文谩骂更为合适。以法理之名来作指摘，这种舆论攻讦的主要传播途径，并不是在江湖草莽，而是在士人之中。这些士人可以是在朝的，也可以是在野的。并未出世的诸葛亮，在当时就属于在野士夫。陈琳相较沮授而言，其地位不过一介文人，而文人对于看重实际利益的士族来说，不论其笔下的曹操多么不堪和下作，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曹操的事实判断。

而沮授在士人中的地位，从其同僚兼政敌的郭图口中即可得知，沮授乃是“监统内外，威震三军”的人物。以陈琳的声望，显然不足以给曹操造成沮授级别的舆论压力。与此同时，陈琳这篇檄文即便辗转流通于坊间，对于长期困顿流徙，且磨练出高超生存智慧的民夫而言，其意义最终不过是贫困之人将其作为苦中作乐的杂谈。因此，以名实是否如一的法理逻辑，作为舆论武器的沮授；陈琳的檄文，更加接近于政治八卦。

对汉献帝的拿捏，于曹操而言，并非演义故事中那样轻易。尽管曹操在献帝处，有显露怒容，甚至开杀戒的一面；但献帝并非掌中玩物，任由曹操驱使。在建安十九年（214年），献帝因曹操的放肆而自卫示威。献帝对曹操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曹操在天子威严下，流露出惊惧惶恐的一面，故《通鉴》记载“（曹）操失色，俯仰求出”。

献帝的不再掩饰，令已身为魏公的曹操很是惊惶，毕竟在朝见天子之时，随侍天子的虎贲对曹操“执刃挟之”，曹操究竟是“奉天子”还是“挟天子”暂且不论，天子这次是货真价实的“挟”了魏公。在朝礼结束后，“（曹）操出，顾作有，汗流浃背，自后不复朝请。”这就意味着曹操与天子尚需维护的君臣礼仪关系，已经冰冷不堪。

四、

通过曹操来观察刘备，不难看出法理（名）与权力（实）的关系，在东汉末年有多么关键，即便是“智计殊绝”的曹操，也会有惊惶失据的时刻，即便献帝的威仪，已接近君权的谷底，但伴君如伴虎的俗话，仍有其适用价值。

对比曹操的战战兢兢，刘备对尊君这张法理王牌的把控，无疑是清醒而不做作的。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策可谓开诚布公，刘备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作为其取信于天下的法理前提，诸葛亮对此是认可的。这足以说明，在刘备、诸葛亮眼中，奸臣窃命、天子蒙尘是可以作为该集团拓展实力，尊王攘夷的现实依据。只是仅有这样的法理之“名”，还不够完备。

放诸西汉初期，封域广阔、跨州连郡的宗室诸王，对于君权而言，其威胁性已接近于潜在的敌国。彼时纵使与天子血缘亲近的诸王，尚处于被防范和被削弱的行列，诸王之于天子，本该处于弱枝强干的关系之内。但政治风向是会变化的，东汉末年的时局，已非西汉时期的枝干关系可比，刘备这种“族属疏远”的宗室成员，如果赶不上乱世，恐将英雄无出头之日。

灵帝年间的黄巾起义与西陲边事，使汉廷不得不放权于地方，太常刘焉以地方刺史威权太轻为由，建议“选清名重臣”担任州牧。刘焉私心很重，希望求取交趾牧以提升自身实力，后又参考经侍中董扶以“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提议，遂出任益州牧。州牧职权甚大，可独立辟用僚属，并应机增设吏职，这一权重自西汉景帝、武帝的削藩措施之下，已经远离大汉的政治逻辑太久了。

在汉廷开放州牧权重以来，宗室占据大郡成为混乱时局中，新兴的政治正确。如刘焉之于益州，刘表之于荆州，刘虞之于幽州，在西汉初期威胁皇权的诸王势力，转而成为维护皇权的宗保。正是这种政治风向的变动，保证了在后来的二十年中，刘备以帝室之胄的宗室身份反客为主占据荆州、益州，并借以尊君之名，作为其合法性依据。至于刘备积忿于刘表，豪取于刘璋（刘焉之子），这不过是宗室旗帜下的内部矛盾，无碍于帝室之胄以尊王业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