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为什么要取消戒严?

是因为个人情怀还是外在的力量逼迫？

因为穷。

细说则是：任何政体最大的问题就是搞钱，有钱什么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搞钱。

当钱不够的时候，政体不得不下放政治权力给钱袋子来促进经济，当维系政治权力的投入成本已经难以负担，逐渐开放政治权力，降低维系成本和提高收入就成了唯一选项。每次下发都是一小步，但下发到一定程度，就成了解除戒严的最后一步。取消戒严是这种逐渐开放的阶段性标志。

穷的第一阶段：穷的只剩枪了。有美帝援助支持提供钱袋子，不需要下放任何政治权力（49-60）

从49年开始，台湾军政支出占据90%，直到60年代依然高达80%，整个台湾是名副其实的大军营。在这个阶段，台湾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基本依靠美援输入维持财政平衡。这个阶段也是戒严最凶残的时候，毕竟银子不愁的时候，何必给下面人出让任何政治思想权力？

这个时期也发展了部分必要工业，产生了农业人口转型。主要以进口替代为主。大白话是买工业产品太贵了，能进机器自己造更便宜。

穷的第二阶段：美国爸爸放手，要自己搞钱。发展经济的同时面对本土精英的政治诉求，不得不放开议员参政（资本者），但大权还是在手（60-73）

60年代前期，美国停止美援，台湾瞬间面临极大的财政压力。61年以前台湾因为开拓农业和土改再分配促进了经济恢复，61年以后这种恢复红利吃完，实际gdp增长停滞到1-2个点（印象有误，是GDP平减指数，论据已经贴上）。于是美援一停瞬间让经济增长跌到负数（同错误，GDP平减指数），靠卖粮食无论如何也填不上维系军队的窟窿，台湾不得不初步放开经济钳制，开始促进工业发展来找钱。

台湾本土的人口根本支撑不起工业的升级费用，于是台湾要找钱只能主动融入自由市场经济，将经济导向从进口替代转型出口导向，从“我家缺啥造啥”到“人家缺啥我们造啥”，大量农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出口美日，大量农业人口开始转型工业人口，同时吸引外资投资，政策倾斜等来利用转型期的充沛人力资源。

从60-73年，台湾因为这种转型收入连年增长，进入经济腾飞期，虽然建立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但毫无疑问台湾开始有钱了。

但你要开放赚钱，金主的话就不能不听。老外进来后投资多了，有钱人多了，这批人却往往因为台湾各种奇葩政策导致国际竞争力下滑——原本台湾法统来源“中央民意机构”都是大陆来的终身制议员，这票议员毫无经济经验，反馈的意见无法适配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而且这票人随着时间一个个凋零，没办法，只能69年象征性开放第一批新议员作为商业界和政界的接口。没几年发现还是不好用，只能修订《xxxx临时条款》放开了本土精英参政的口子，这是台湾向下放权的第一步。

即使如此，台湾还是规定新选议员到期重选，老的大陆议员席位依然终身制，牢牢钳制台湾商业界精英参政范围和程度，避免大权流落。毕竟下放政治权力是为了搞钱，钱已经搞够了政治权力自然就收住了。而且因为劳动密集型的特殊性，权力下放范畴主要控制在有钱富豪。

穷的第三阶段：劳动密集型搞的钱有上限，要继续搞钱就要走科技路线，不得不下放权力给中产阶级（73-86）

73年后，劳动密集型红利逐渐减少，劳动力成本越发高涨，同时国际市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参与者越来越多，利润进一步压薄。当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台湾经济遭遇重创，不得不全面转型技术密集型行业。

这又遇到了新问题：台湾之前僵化的行政体制约束下劳动密集型行业还勉强凑合，转型技术密集型就玩不转了。

毕竟搞技术劳动力必须要足够的学历和知识，同时技术密集的方向和决策被行政影响度极高——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好不容易出成果等赚一笔，被zf告知你这条路因xx政策不能投产，是个人也忍不了。

没办法，又只能下放经济权力，84年蒋经国开放经济约束，搞经济自由化放开之前“国有主导”的经济方针，私营企业的成型已经不可阻挡。

到了这一步，行政封锁已经是一张纸，蒋经国原本想要通过放开经济约束来替代政治权力下发，但放开的经济约束越多，中产和科技富豪越多，对行政约束的反对越大，最终不得不在86年彻底取消各种禁制，彻底取消戒严。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蒋经国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每次都严控了自己政治权力的下放，面对浩荡的思潮，他也顺势做了最有利的改变。不过要说没有这些潮流他会主动放弃政治权力……emmm，也太高抬小蒋的觉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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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又嘉

昨天时间有限没有细说，首先道歉。凭印象答题导致了我论据有误，实际应该是GDP平减指数负数——这是用来较为真实衡量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的缩减代表劳务价值缩减。换句话说，收入高了，钱却毛了（没有随着收入提升获得对应购买力），事实上是作为价格衡量的水平。

如图所示

在61年前后，因为美援输入和支撑经济主体为农业（产出有限），导致GDP平减指数增长缓慢。这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状态，它说明工业已经无法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投入资金越来越多，但同等资金产生的收益越来越少。一旦美援停止台湾将陷入经济停滞和衰退。

因此台湾选择了双管齐下——一方面找其他金主，另一方面开拓新经济方向。“以贸易促成长，以成长拓贸易”成为了60-73的主要经济方针。详细一点，应该是从60-65彻底完成进口替代，65-73全面转型外贸。

这种经济政策带来了严重隐患——为了偿还外资欠款，工业导向开始短平快。当时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提出外贸三观念：不管是否亏本，不管对当前是否有利，只要能开拓国际市场赚外汇就积极争取。

为啥这么急？没钱。

为了赚钱，戒严令也不是不能变通。

出口加工区就是实际上的经济政治特区，在出口加工区中很多戒严条例都被放宽乃至忽视。随着本土投资人和外国资本合流，这批人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台湾不得不在69年象征性放宽本土议员参政。

71年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作为外贸主要来源的日美和各国际组织都和台湾离心。

在一片风雨飘摇之际（70、71年GDP平减又进入低谷），72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他为了稳固人心积攒个人执政威望，也因为本土投资人的势力日益增长，顺水推舟通过《xxxx临时条款》大规模开放本土精英参政——当然，他依然对这些人做了限制，放出的政治资源完全无法和KMT的行政力量抗衡，本土政治精英参政破冰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不是没有实际利益）。

作为开放政治资源的交换，蒋经国高瞻远瞩推行“十项重要经济政策”，在一片反对声中吐血基建和转型。

要知道，73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大幅度提高了台湾生产成本，同时石油危机带来的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对台湾外贸的阻断，让台湾外贸受到重挫。这几年的台湾内忧外患，蒋经国甚至亲自进入工地带头推进建设。假如蒋经国72年没有开放政治资源，台湾能否稳固人心，未来台湾能否成为亚洲四小龙实在难说。

在蒋经国的手腕和工商界支持下。十大建设被强力推行。即使74、75年的台湾经济陷入增长低谷也没有阻止十大建设的开工。

74、75低谷后，台湾经济恢复高速增长，蒋经国的威望也一时无两。77年中坜事件，79年美丽岛事件在蒋经国充裕的钱袋子面前不值一提，参与者全部被判重刑。

不过对于一个统治机构，充裕钱袋子永远是暂时的。

70年代后期，东南亚地区走上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之路，配合日本的雁阵模式开始挤压台湾外贸市场。同时日美和台湾断交并进行高科技产业升级，各大国际组织驱逐台湾，让低端外贸收入开始降低。同时大量外汇带来汇率和金融压力也大量消耗了台湾的经济基础。

于是蒋经国一方面继续开启十二大建设，一面全力转型高科技——毕竟抵制低端产品全世界都有替代产物，高科技产品往往就此一家，捏着鼻子也要买，转型成功就再也不用担心被外部环境掐住钱袋子。

为了进行高科技转型，他不得不下放更多经济权限。毕竟之前大家靠劳动力密集产业赚的好好的，这批人还有政治权力，要迫使这批人转型，没点甜头怎么可能？于是84年出蒋经国推行三化：经济自由化，经济国际化，管理自由化。

通过经济自由化的推行，蒋经国布局高科技成功，成为台湾腾飞最坚实的基础。

原本戒严令从政治、经济、文化、军警等多方面进行钳制，到了经济自由化后就只剩下军警通过暴力维持政治特权。只差一个剥离军警力量的契机，汹涌的民意就再也压制不住（83-87产生了1500多次的街头运动，涉及十万人次）。

契机来自于江南案。

江南案彻底引爆了内外矛盾，此时蒋经国面临两个选择：

1、消耗威望和军警实力，冒着经济大衰退，国际矛盾激化的风险强行压制。成可以再续个十几年，败则鸡飞蛋打，蒋家最好的下场是流亡做寓公。

2、顺水推舟，承诺全面开放，在开放过程中尽可能保留KMT的优势地位，保证开放后的统治。

他选了第二种，给KMT留下了无数党产和政治资源，直到2000年才被民进党第一次赶下台。

蒋经国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在复杂艰难的局面下做到了最优和多赢，最终不仅保全身前身后名，还缔造了台湾腾飞的底子，给KMT留下了足够丰厚的遗产。

只是他对取消戒严或是开放自由都是在各种环境下的被迫/最优选择，并非他真正的执政理念核心，到了最后，他依然为KMT的统治留下足够多后手。从88到2000，背负众多黑历史的KMT能维系十二年统治，他的后手已经做到足够好。

他的伟大，来源于他具备足够高的政治情操，他在一家一姓利益和KMT统治利益前始终没有忘记“台湾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这个因素，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最大化平衡。

但要说他都是因为个人对民主的渴望和促进做出开放党禁决策……emmm，我觉得他的各种行为并没有证明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