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西坡会议”是平北的重要转折点(下)

西坡会议后的显著变化

西坡会议后，由于平北党政军民实现了一元化领导，“领导上达到空前团结”（钟辉琨语），因而统一了全党的意志与行动。在以段苏权为核心的一元化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组织认真贯彻分局《决定》精神，彻底克服右倾错误，广泛发动基本群众（笔者注：基本群众指工人〈雇农和长工〉、农民〈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城市贫民〈包括这些阶层的妇女〉），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得到了平西地委的肯定：“平北自今年5月分委成立，比较深入地传达了分局决定之后，在各项工作上均有了较前更为显著的转变。”（《地委给平北分委的一封》1943年12月6日）；据《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记载：“平北地分委成立后，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晋察冀分局对平北工作的决定，注意了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开展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全面对敌斗争，因而，形势逐渐好转。”

一是实行减租减息。在1943年以前，减租减息在平北大部地区只停留在宣传阶段，少数巩固区虽然搞过但并不彻底，还存在“明减暗不减”现象。当时，平北地区占人口15%左右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60%到70%的土地，而占人口80%以上的贫农和中农仅占有土地30%到40%，地租率平均高达40%，有的高达70%到80%，农民苦不堪言。西坡会议后，刚刚履新不久的张孟旭和陆平同志，在地分委的领导下，带领各县区及各村干部，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二五减租”（减轻地租25%）和“一五减息”（利息不超过一分五）的规定，很快发动起减租减息运动。到1943年底，据昌延、龙赤、龙延怀、龙崇赤4个县182个村统计，共有1018户佃户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租亩数为64445亩，平均减租率在20%以上。在清理旧债方面，龙赤、龙崇赤两个县共清理612件，利息平均降低了一至二分。在增加工人（雇农和长工）工资上，据对昌延、龙赤、龙崇赤三个县不完全统计，1943年共有26个区140个村1269名工人参加了增资斗争，增资率平均30%。通过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抗日热情高涨起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党史专家孟常谦（前左）在阎家坪调查减租减息情况

二是改造村级政权。西坡会议后，地分委和办事处根据不同情况，着手进行村级政权的改造工作。在巩固区进行了村选，改变了政权的阶级结构，清洗了不称职的干部和投敌叛变分子。昌延县1943年有117村经过选举，据对14个村公所的调查显示，村选前60个村干部中，贫农17人，中农26人，富农17人。村选后75名干部中，工人1人，贫农30人，中农27人，富农17人。在游击区，1943年各县新出现抗日一面村政权377个，占平北总村数的30.5%；亲日一面变为亲日两面或中间两面的村政权432个；亲日两面变为中间两面的村政权78个。昌延县9个区抗日一面政权发展到36个，抗日两面政权68个，中间两面政权113个，亲日一面政权仅剩下24个。通过改造村级政权，逐步消除了过去为团结上层而把政权留在地主富农手中的右倾现象，形成了基本群众在政权中的优势，确保了党对政权的领导，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段苏权（左二）参加平北参议会

三是推进合理负担。1943年前，平北军队的军需供给和地方机关的办公开支，都按亩、按户、按地区摊派征收，这种不分贫富的“一刀切”式摊派，给广大农民造成很重的负担。西坡会议后，平北办事处颁布了《平北统一合理负担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改变了过去行政摊派的做法。规定按地亩多少、耕地好坏计算产量，分等论级。一石粮为一个负担亩，负担亩越多，累进税就越大，负担也就越多。还规定了免征点，穷苦的贫雇农多数是免征对象。这样既消除了贫苦农民负担过重的现象，也没有过分加重地主富农的经济负担。从对龙赤县四区后孤山典型调查看，地主的负担约占其全年总收入的29.3%，富农约占13.7%，中农约占9.9%，贫农约占0.18%。

四是建立财政制度。西坡会议后，为了贯彻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地、县分别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抽调干部专门搞财经工作。第一，实行统筹统支与整收零支制度，由办事处一年征收一次合理负担费用，用于党政军民全年经费开支，各级各部门按预算到办事处领取，避免了各自为政乱抓乱要现象。第二，建立审计制度，成立统一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财粮预决算的批准与核销，避免了乱支乱花乱报乱销现象。第三，清理旧存，将各机关的存货存款归入统筹。第四，健全财粮预决算与粮票制度，按预算领取经费与粮票。同时还开展了反贪污浪费、大生产运动及精兵简政。平北支队司令部在海陀山东麓的南、北碾沟开荒200多亩。龙赤县五区组成了区干部开荒队，提出两年自给的口号，该区纪宁堡村耕地由原来的480亩扩大到800亩。

平北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五是开展武装斗争。西坡会议前，由于对群众武装建设重视不够，造成主力部队缺少群众武装配合的被动局面。从1943年5月到年底，昌延、龙赤、龙崇赤、龙延怀、滦昌怀5个县的民兵由原来的15400人发展到35400人，是原来的2.3倍。到1944年底，发展到43600多人。龙赤、龙崇赤、龙延怀、滦昌怀4个县的游击小组在1943年底扩大到187个，组员1000多人。在1943年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民兵单独作战112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47次，毙伤日伪军100多人。1944年，民兵单独作战394次，毙伤俘日伪军500多人。在民兵对敌斗争中，涌现出逼退后城和东山庙两个日伪据点的经典战例。群众武装的发展壮大，既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武装斗争，又成为主力部队兵员的主要来源，从而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

西坡会议后，平北支队出台了《关于目前军事活动的指示》，就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敌人“扫荡”“蚕食”的特点，我军在支队领导段苏权、覃国翰、詹大南及主力十团、四十团领导率领下转移外线主动出击，同时化整为零深入敌后配合地方恢复并开辟新区。1943年我主力部队共作战275次，消灭日伪军1850人，攻克据点5处，摧毁碉堡20多座，到年底除冰山区外，不仅恢复了1942年的所有失地，而且有所发展。仅昌延、龙赤、龙延怀、滦昌怀4县，恢复再建的就有415个村庄，新开辟的273个村庄，共计688个村庄。

我军列队进入后城

六是搞好整风学习。1942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由于平北地区环境恶劣、斗争残酷没有认真开展。西坡会议后，“大规模整风开始。通过学习党的文件，检查思想作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边战斗边整风。”（《石坚画传》第128页）；“结合对敌斗争，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并着重对区、连级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全面的审查鉴定。”（段苏权：《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整风中，地分委举办过县区干部训练班三次，每次40余人。各联合县认真贯彻整风学习精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龙延怀联合县在大海陀、姜庄子、里石峡组织党员干部分期进行整风学习。各区委在敌人“扫荡”的空隙训练支部委员和党员，有的支委受过训练三四次，有的区三分之二党员受过训练。龙赤联合县县委副书记张廷森亲自编写“千字课”，为训练班上党课。通过训练，使党员对党的性质、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修养等基本常识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都有了新的提高。

总而言之，西坡会议前，平北曾由于严重右倾而受到分局的严厉批评，西坡会议后，平北因为坚决执行分局决定而逐步赢得主动并不断取得胜利。事实充分说明，“西坡会议”开启了平北新的历史开端，是平北的重要转折点。

（全文完）

 主要参考文献：《晋察冀军区抗日斗争史》；《巍巍海陀山——平北人民抗日斗争纪实（一）（三）》；《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四）》；《中国共产党赤城县历史》；《延庆革命史（修订本）》；《中共怀来县地方史》；《儒将段苏权》；《张孟旭文集》；《陆平纪念文集》；《石坚画传》；《中共北方分局关于三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段苏权：《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陆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43年指示是平北工作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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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蒲润洲，60后，祖籍怀来，生于赤城。从事文史工作20余年，先后担任《赤城文史资料》《赤城历史文化研究》《赤城文史》责任编辑，曾参与编纂《讷敏集》《情思大海陀》《京北明珠——赤城温泉》《赤城县革命老区史》《党史百年——忆海陀》《赤城简史》等，并多次在《档案天地》《文史精华》《党史博采》《人民政协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研究主攻方向：平北抗日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