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的讨论:夸夸群有没有发展成互联网产品的必要?
发布于 2023-10-15 01:44
目前国内外也尚没有研究证明社交网络的夸奖是否真实有效,因此夸夸群是否有必要发展成互联网产品值得探究。
背景研究1. 心理健康问题的严峻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节奏变快,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心理疾病的困扰。2005-2015年之间抑郁症患者人数增加了18%。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抑郁症列为全球致残率最高的单一疾病,其中,80%以上的抑郁症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近30年来,中国公民患心理疾病的几率也一直在上升,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从1982年的0.76%(Wang et al., 2015)上升到2017年的4.2% (WHO, 2017)。然而,中国心理疾病的医疗救治仍处于较低的认知率。地市级以上医院的识别率不到20%,接受相关药物治疗的患者不到10%,重度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一年以上的患者仅占22.7% (Han, 2003)。
在中国心理健康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关于心理健康的设计更是少之又少,甚至不被主流所认可。在《产后抑郁症发生情况调查及预防对策》这一研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自残甚至伤害他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已经变成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截止到2017年为止,中国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高达 23.8% (WHO, 2017)。53%的本科学生报告在过去的12个月中感受到“超过平均水平”或“巨大”的压力水平(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2015)大学生的负面情绪来源有很多,包括学业问题,人际问题,财务问题,家庭问题,职业担忧等(Aselton,2012)。
然而,研究表明,73.3%的学生偏好独自处理压力,52.2%的学生认为压力在大学是正常的,52.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需求不严重,46.7%的人表示自己没有时间减压和治疗 (Regehr, Glancy and Pitts, 2013)。
2. 社交网络(SNS)和抑郁症目前的夸夸群主要基于中国的社交网络平台微博和微信,关于社交网络的使用和抑郁症的关系颇有争议的。有人认为SNS的使用与抑郁症之间没有关系(Jelenchick, Eickhoff and Moreno, 2013)。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线下没有得到的感情需求可以由线上补充,抑郁情绪较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使用互联网交朋友并表达感情(Hwang, Cheong and Feeley,2009),线下社会支持较弱的青少年能从积极的在线社会化中受益最多( Khan et al. ,2016)。
还有一些关于社交网络负面的一些影响,例如:过度的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孤独感的增加(Huang and Leung,2012)。
基于这样的争论,Zúñiga,Barnidge 和Scherman (2016) 做了专门的研究,并得出结论:社交网络是否会造成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取决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关系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价值。社交网络的资本既有形又无形,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对于低社会资本群体社交网络使用加强了抑郁症,而对于社会资本较高的群体社交网络的使用增强了他们社会满意度。
说到社交网络和心理健康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还有网络霸凌。网络霸凌,被定义为通过电子技术对其他个人或者团体进行攻击或者有害的行为。
Whittaker 和 Kowalski (2015, cited in Peluchette et al., 2015)表示,网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使用社交网络的强度越大,他们遭受网络欺凌受害的可能性就越大。
不同于传统欺凌形式,网络霸凌让受害者无处藏身,因为社交网络的匿名性和隐形性却助长了网络霸凌的发生 (Bonanno and Hymel, 2013)。在这个负能量横行的网络时代,夸夸群反其道而行之,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3. 文化、自我披露和夸奖受传统儒家、佛教和道教哲学的影响,东亚文化中人们偏向情感上的克制 (Matsumoto et al., 2008, cited in Nam, Kim and Tam, 2017),甚至把自我控制、对于实现自我修养和社会和谐等认定为至关重要的人生目标 (Nam, Kim and Tam, 2017)。
中国人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反应被描述为压抑和不频繁的,中国家庭也倾向于鼓励孩子克制情绪。另外,中国的教育更注重数学、阅读和科学性能的排名,从而忽视了综合功能和社会情感发展(Kirkpatrick and Zang 2011, cited in Luo and Mao, 2011)。
为了寻求关注以及给长期积压的情绪寻找释放的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少年选择在虚拟隐蔽的社交网络上表现自己和分享自己积极和消极的情绪(Chen and Li, 2017)。关于自我披露的好处有很多。自我表露指人们自愿和故意向他人揭示自己的内容,包括思想,情感和经历的行为。在社交网络上自我披露可能满足了披露者对自恋需求,有益于幸福和心理健康(Kim, Chung and Ahn,2013)。积极的披露产生快乐和良好人际,消极的分享减轻抑郁增加信任 (Lin, Tov and Qiu, 2014)。
夸奖对于人们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已经被证实,夸奖能够让人产生积极情绪,对于学生而言,夸奖能促进他们学业进步 (Fefer, DeMagistris and Shuttleton, 2016)。但是夸奖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吗?
以下是 Bartholomew(1993) 提出的夸奖的四种消极作用:
第一,不想引人注目的人受到夸奖往往会觉得尴尬。第二,对特定行为和表现的夸奖可能会让被夸奖者产生被操纵的感觉。第三,受到夸奖的人会优越感,而没有受到夸奖的人会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第四点,人们会对夸奖失去反应如果他们时常接受赞美或接受过度的赞美,这意味着夸奖失去原本的意义。这也是本文探究的关键点之一,另外,目前国内外也尚没有研究证明社交网络的夸奖是否真实有效,因此夸夸群是否有必要发展成互联网产品值得探究。
夸夸群的兴起与发展种种问题研究表明,夸夸群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的火爆让人们意识到了心理健康的严峻形势。
夸夸群是基于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微信和微博,我把它定义为一种新型的服务,目的是为了消除网络暴力,给他人夸奖和鼓励。夸夸群的Slogan是万物皆可夸,在夸夸群中,人们只能赞美和安慰他人,而不能辩驳和辱骂。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将被开除出小组。
夸夸群起源于一个2014年兴趣社交平台豆瓣上的相互表扬小组,但是它真正成为流行的导火索是2019年3月一个男生选择夸夸群服务作为女朋友的生日礼物,并且发布了一条微博。博文配图里展示了夸夸群群里的成员们对女孩幽默的夸赞方式。这种积极又有趣的内容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跟随网络的潮流,中国各高校学生纷纷自发建立了各自学校的夸夸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网络狂欢中。
中国学者认为这种短时间内公众在网络上广泛参与和传播的实质是网络狂欢(Zhang, 2015)。以上这种研究是偏向社会学的,从经济学方面考虑,夸夸群快速火爆网络和冰桶挑战类似,本质是病毒式营销(Viral Marketing) (Anon, 2014),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文章做过此方面剖析,本文将不再重复论证这方面内容。
夸夸群的价值主张画布(VPC)想要了解夸夸群能否发展成产品,首先要明确夸夸群究竟能创造出什么价值,帮助用户解决了什么痛点。
夸夸群的客户群体是中国大学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保持健康,保持好的人际关系,积极的面对学习和生活。他们想要实现的结果中,必要的收益包括他们想要被理解,远离身体和心理疾病。预期可观的收益包括高效的学习、好的人际、减轻压力,渴望的收益包括获得娱乐、自信,意想不到的收益是实现自我价值。
至于痛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收到的夸奖越来越少。中国当代大学生可能面临着很大的学业压力,比如作业和考试,同时考试失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学生产生消极的心理。人际关系也是导致中国大学生面临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不良的人际关系容易造成抑郁症,还有部分学生有社交恐惧。
中国文化对与心里健康问题的忽视导致了现实社会对他们的心理需求关注低,学校没有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和设施,中国大学生不够重视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接受专业的指导。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披露自我,但是社交网络增加了大学生遭受网络霸凌和网络成瘾的风险。
夸夸群的功能和服务包括:夸奖和鼓励、自我披露、娱乐功能、社交功能。这有很多夸夸群给用户带来收益。夸奖和鼓励让用户产生积极的情绪,从而促进他们的学习效率和学业进步。不自信的人可以从别人的夸奖中获得自信。
夸夸群提供了自我披露的平台,让用户可以展示自己,披露自己的状态和情感,以满足他们想要获得关注、理解、鼓励的心理。同时夸夸群是夸奖者通过帮助别人实现了自我价值。另外,夸夸群中有趣的对话给用户生活带来了乐趣,让他们从压力或者消极情绪中转移。
另一个方面,夸夸群能够减轻用户的痛点,感情的披露能够有效的降低消极情绪和抑郁水平,自我披露减少了生活和学习的压力。夸夸群只能够夸奖的环境有效解决了网络霸凌的问题,这对社交障碍的用户也很友好。
综上所述,夸夸群创造的收益和中国大学生期望的结果有较高的匹配度。夸夸群提供的自我披露平台让有了自我披露的平台和夸奖服务,满足了中国大学生想要受到理解、鼓励和关注的心理。
积极的心理不仅让他们保持了心理健康,而且进一步匹配了预期收益中的提高了学习效率,减轻了压力。有趣的对话和别人的鼓励让大学生变得开心和自信,同时,在夸夸群里夸奖别人能够创造意想不到的收益。没有匹配到的收益包括必要收益中的保持身体健康、还有预期收益中的保持好的人际关系。
另外,夸夸群的“止痛药”和中国大学生的痛点匹配程度一般。夸夸群自我披露功能能减少中国大学生消极情绪、抑郁水平和生活学习的压力。夸夸群良好的交流环境杜绝了网络霸凌的问题,减少了大学生的社交恐惧。
没有被解决的痛点包括中国大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放松,学校没有完善的设施、服务和专业的心理医生,以及难以改变抑制的文化和社会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夸夸群不能改善网络成瘾,甚至还会加重这一问题。
夸夸群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以上的讨论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并没有实际数据的支持,因此也没有准确的结果。考虑到这个问题,我招募了295位来自中国全国各地的大学在校学生,采用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夸夸群的使用情况以及中国大学生对夸夸群的态度(自定义问卷)和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抑郁、焦虑及压力量表(Dass-21)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SES))。
问卷(夸夸群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部分问卷,点击查看大图)
<h3″>数据分析结果和讨论
在招募的295名参与者中,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受到夸奖的人占总人数的7.8%,偶尔受到周围人夸奖的占总人数的38.6%,受到线下适中夸奖的占总人数的30.5%,经常受到周围人夸奖的占总人数的18.3%,总是受到夸奖的占总人数的4.7%。
因此,参与者在现实中最多受到夸奖的频率为很少或者一般。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夸奖过别人的占总人数的6.4%,偶尔夸奖别人的人占总人数的28.1%,适当夸奖别人的占总人数的23.1%,经常夸奖周围人的占总人数的34.9%,线下总是夸奖别人的占总人数的7.5%。
因此,参与者在现实中最多夸奖别人的频率为经常和很少。运用平均值进行描述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者在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介于很少和一般之间,总体偏向一般程度的夸奖。参与者夸奖周围人的频率高于一般频率。
在295个样本中,28.5%的回答者完全不知道夸夸群,39.7%的人听说过夸夸群但是没有使用过,14.9%的参与者极少地使用夸夸群,总人数的12.5%中等程度的使用夸夸群,4.4%的回答者经常使用夸夸群。其中听过夸夸群却没用过的参与者占比最多。
使用相关分析去研究使用夸夸群的频率,受到周围人夸奖的频率,和夸奖别人的频率这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夸夸群的使用频率和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之间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夸夸群的使用频率和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在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之间相关系数值呈现出了0.01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和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这说明,在现实中受到的夸奖越多,夸奖别人的频率也就越高,夸夸才是有实现自我修养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呀!
使用相关分析去研究抑郁、焦虑、压力、自我肯定(自尊)和使用夸夸群的频率,现实中受到周围人夸奖的频率,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
(1)抑郁
抑郁症的水平和现实中的夸奖频率、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具有负相关性,即现实中夸奖别人和被夸奖的频率越高抑郁程度越低,抑郁的水平和使用夸夸群的频率无关。
即夸夸群不会有社交网络的一些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夸夸群基于得的是“半匿名”的社交环境,夸夸群的成员之间虽然不完全相识,但同一夸夸群内的成员处于同一地理环境(校园夸夸群),彼此有重合的社交范围,因此社会资本处于中等水平。
(2)焦虑
焦虑的水平和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具有负相关性,即现实中夸奖别人频率越高焦虑程度越低,焦虑的水平和使用夸夸群频率、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无关。
(3)压力
压力的水平和使用夸夸群的频率、现实中夸奖别人的频率具有负相关性,但压力的水平和使用夸夸群的频率之间属于弱相关。即使用夸夸群频率或者夸奖别人频率越高压力水平越低。压力的水平和现实中受到夸奖的频率无关。 Khan et al. (2016)表明社交网络积极互动带来的社会支持能够减轻人们的压力。因此,夸夸群的正能量的鼓励或许是减轻中国大学生压力的重要因素。
(4)自尊
自尊的水平和使用夸夸群的频率、现实中受到夸奖、夸奖别人的频率这3项之间均没有相关性。夸夸群不能对大学生的自尊产生影响的原因是:经受人夸奖的被夸奖者在失败时才容易造成低自尊,但是夸夸群是基于社交网络的,有些人认为夸夸群的夸奖是盲目的、不可信的,因此夸夸群的用户使用夸夸群后如果面临失败时可能不会关注在夸夸群的夸奖上。
总结来说,夸夸群的使用频率仅对压力存在较小的正面影响,对抑郁、焦虑、低自尊并无改善和加重的现象。或许这也是夸夸群快速消亡的原因之一了。
夸夸群的SWTO分析就分析结果来看,目前的夸夸群发展成互联网产品的弊大于利,但这不意味着以后此类型产品不能走进我们的生活。
夸夸群的优势:
大多数参与者对夸夸群的实际效果的感知和数据分析结果相差无几:
能够满足用户渴望被理解、被欣赏等心理需求。减轻用户的压力,给他们生活带来乐趣。夸奖促进学生学业的进步。随时随地的参与,较低的成本(时间、金钱、精力)改善用户心理健康。夸夸群的劣势:
基于社交网络的夸夸群没有现实中的夸奖真实有效。功能单一,逐渐无趣。逐渐商业化,不收费的夸夸群夸奖人的专业度低。夸夸群的机遇:
社会发展迅猛,人们对心理健康需求增加;同类型产品在中国市场匮乏, 竞争力小。夸夸群面临的威胁:
受文化影响,社会对心理类产品认知和接受度低;无盈利难以生存;非必需品,可替代性强。夸夸群改进建议和未来发展战略SO战略(发挥优势,利用机会):
发展成校园线产品;扩大宣传,鼓励更多人参与而不是围观。为什么发展成校园线产品,我有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目前的中国社会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心理健康的软件和应用,但是却又较大的需求。其次,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年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其中20-29岁网民占比最高,占比总体中国网民总数的27.9%。并且目前夸夸群的主要使用人群也是中国大学生。再有就是,大部分的青少年和学生都处于单身未婚的状态,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干预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心理健康的发展。WT战略(减少劣势,回避威胁):
与现实生活相关联, 让夸奖更加真实丰富主要功能去商业化现实中夸奖的有效性远远超过网络上的夸赞,因此,将夸夸群关联现实中的家人、恋人、朋友、同学、老师等熟人社交圈是非常必要的。
不仅是夸夸群,近年来这种新鲜的网络小组层出不穷,例如:哈哈群(在群里只能讲笑话和哈哈哈)、骂骂群(在群组里通过谩骂的方式发泄负面情绪),然而这类群体和服务反映出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丰富夸夸群的功能,给用户更多的选择,或许是夸夸群“死灰复燃”的办法。
被广告群替代已经成了夸夸群最普遍的结局,为了追求高质量的夸奖,用户只能通过线上购买,这导致原本夸夸群的生存周期被缩短,因此,去商业化是夸夸群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WO战略(利用机会,克服劣势):
培养专业夸奖人,提升夸奖质量,附加主流心理咨询功能,完善夸夸群功能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
ST策略(利用优势,回避威胁):
宣传夸夸群的优点,普及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与相关机构合作,例如学校、政府相关部门、一些公益组织等;找出不可替代的切入点:“夸奖”,提升夸奖的质量。总结本文首先对夸夸群的背景和发展做了大致的研究,通过价值主张画布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夸夸群的价值主张和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夸夸群创造的收益和中国大学生期望的结果有较高的匹配度,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用户痛点。夸夸群仅对用户压力存在较小的正面影响,对抑郁、焦虑、低自尊并无改善和加重的现象。
最后文章使用SWTO模型对夸夸群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这些内容给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和发展战略。那么,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夸夸群有没有发展成互联网产品的必要?”我的回答是,有。
(声明:本文所有图片、表格、结论和数据禁止商用,文章和片段的转载和使用都需经过作者同意。)
References:
Alhabash, S., McAlister, A., Hagerstrom, A., Quilliam, E., Rifon, N. and Richards, J. (2013). Between Likes and Shares: Effects of Emotional Appeal and Virality on the Persuasiveness of Anticyberbullying Messages on Facebook.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3), pp.175-182.
Anon, (2014). Why the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 quickly became popular?.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article/7778/ [Accessed 3 Sep. 2019].
Aselton, P. (2012). Sources of Stress and Coping i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25(3), pp.119-123.
Äyväri, A. and Jyrämä, A. (2017). Rethinking value proposition tools for living labs. 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 27(5), pp.1024-1039.
Bartholomew, D. (1993).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aising Students.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80(3), pp.40-43.
BBC News Chinese. (2019). ‘Kuakua Group’ is popular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do you want to be praised by hundreds of people at once?.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581673 [Accessed 21 July 2019].
Berger, J. and Milkman, K. (2009). What Makes Online Content Viral?.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Bonanno, R. and Hymel, S. (2013). Cyber Bullying and Internalizing Difficulties: Above and Beyond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Forms of Bully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5), pp.685-697.
Brummelman, E., Thomaes, S., Overbeek, G., Orobio de Castro, B., van den Hout, M.
and Bushman, B. (2014). On feeding those hungry for praise: Person praise backfires in children with low self-este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1), pp.9-14.
Chen, H. and Li, X. (2017). The contribution of mobile social media to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mining the role of communicative use, friending and self-disclosur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5, pp.958-965.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2018). 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China.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cnnic.cn/ [Accessed 21 July 2019].
de Zúñiga, H., Barnidge, M. and Scherman, A. (2016). Social Media Social Capital, Offline Social Capital, and Citizenship: Exploring Asymmetrical Social Capital Effec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4(1), pp.44-68.
Ennis, R., Royer, D., Lane, K., Menzies, H., Oakes, W. and Schellman, L. (2018). Behavior-Specific Praise: An Effective, Efficient, Low-Intensity Strategy to Support Student Success. Beyond Behavior, 27(3), pp.134-139.
Fefer, S., DeMagistris, J. and Shuttleton, C. (2016). Assessing adolescent praise and reward preferences for academic behavior.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pp.153-162.
Han, M., (2003).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Chinese journal of nursing, 38(6), pp. 480-482.
Huang, H. (2016). Examining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individual’s self-disclosure on the social network sit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7, pp.122-132.
Huang, H. and Leung, L. (2012). Gratification Opportunities, Self-Esteem, and Loneliness in Determining Usage Preference of BBS and Blogs Among Teenagers in China.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3), pp.141-157.
Hwang, J., Cheong, P. and Feeley, T. (2009). Being young and feeling blue in Taiwan: examining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and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ties. New Media & Society, 11(7), pp.1101-1121.
Hyland, P., Boduszek, D., Dhingra, K., Shevlin, M. and Egan, A. (2014). A bifactor approach to modelling the Rosenberg Self Esteem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6, pp.188-192.
Jelenchick, L., Eickhoff, J. and Moreno, M. (2013). “Facebook Depressi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and Depression in Older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2(1), pp.128-130.
Khan, S., Gagné, M., Yang, L. and Shapka, J. (2016).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self-concept and their offline and online social world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5, pp.940-945.
Kim, J., Chung, N. and Ahn, K. (2013). Why people use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n Korea.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30(3), pp.276-287.
Köhl, M. and Götzenbrucker, G. (2014). Networked technologies as emotional resources? Exploring emerging emotional culture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such as Facebook and Hi5: a trans-cultural stud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4), pp.508-525.
Krcmar, M., van der Meer, A. and Cingel, D. (2015). Development as an Explanation for and Predictor of Online Self-Disclosure Among Dutc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9(2), pp.194-211.
Lambert, N. and Fincham, F. (2011).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a partner leads to mor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behavior. Emotion, 11(1), pp.52-60.
Lin, H., Tov, W. and Qiu, L. (2014). Emotional disclosur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role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1, pp.342-350.
Luo, S,. and Mao, Y. (2011)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about the effects of Network Youth Subcultures on college students. In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Nam, Y., Kim, Y. and Tam, K. (2017). Effect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Americans and Chines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9(1), pp.149-160.
Nguyen-Feng, V., Greer, C. and Frazier, P. (2017). Using online interventions to deliver college student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Psychological Services, 14(4), pp.481-489.
Osterwalder, A., Pigneur, Y., Bernarda, G., Smith, A. and Papadakos, T. (2015). Value Proposition Design. New York: Wiley.
Peluchette, J., Karl, K., Wood, C. and Williams, J. (2015).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Do victims’ personality and risky social network behaviors contribute to the problem?.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2, pp.424-435.
Pressgrove, G., McKeever, B. and Jang, S. (2017). What is Contagious? Exploring why content goes viral on Twitter: A case study of the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23(1), p.e1586.
Puamap.com. (2019). What is the Kuakua Group? Why does such a group exist?.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puamap.com/zixun/qita/18797.html [Accessed 21 July 2019].
Regehr, C., Glancy, D. and Pitts, A. (2013). 2614 –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stres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uropean Psychiatry, 28, p.1.
Renren chain creative trading platform. (2019). Behind the Kuakua Group is the emotional value of low-cost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rrl360.com/boke/13451 [Accessed 18 Jul. 2019].
Singh, S., Farley, S. and Donahue, J. (2018). Grandiosity on display: Social media behaviors and dimensions of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4, pp.308-313.
Szabó, M. (2010).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Factor structure in a young adolescent sampl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3(1), pp.1-8.
Wang, G., Hu, C., Feng, L., and Xiao, L. (2015).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depression barriers in China. Chinese mental journal, 48(3), pp. 136-140.
Wang, J., Jackson, L. and Zhang, D. (2011). The mediator role of self-disclosure and moderator roles of gender and social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dolescents’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real-world social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6), pp.2161-216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The 2014 mental health atlas.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mental_health/evidence/atlas/mental_health_atlas_2014/zh/ [Accessed 21 July 201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WHO CHINA OFFICE FACT SHEET: Depression.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wpro.who.int/china/topics/mental_health/20170331_factsheet_depression _chn.pdf [Accessed 21 July 2019].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2018). 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China.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cnnic.cn/ [Accessed 21 July 2019].
Yoo, J. and Jeong, E. (2017).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SNS use: A longitudinal study focused on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9, pp.108-119.
Zhang, R. (2015). Viewing Individuals, Community and Society in Internet Era from Carnival Activity of Network. Fujian BBS: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12, PP.73-80.
本文来自网络或网友投稿,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发邮件至:aisoutu@outlook.com 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相关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