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和零和博弈：滴滴事件教会了我们什么？

滴滴顺风车重新上线，新车规遭遇批评狂潮，性别政治和经济效益在这里陷入自说自话的争辩。

历经波折的滴滴顺风车，在整改数月后，终于又上线。

一石激起千层浪，滴滴的顺风车新规遭遇了“女性歧视、差别对待”等批评狂潮。24小时后滴滴紧急发布了新的规条，不论男女，晚8点之后一律无法使用顺风车。

要理解这件事，仅仅就事论事，很容易陷入到自说自话的怪圈。

《圣经》中说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

一、产品有风险，企业怎么办？

1984年，一位名叫乔伊·格里菲斯的两岁小女孩爬上她祖父的活动躺椅看动画片。就在某一刻，她陷入可折叠的搁脚板和座椅之间；搁脚板卡住了她的头，她开始窒息。结果，这个幼童的大脑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从此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

1985年6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全国消费者警报》，提醒消费者注意让格里菲斯窒息的那类靠背椅。对于要不要强制企业更改设计，各方则未达成协议。

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沃伦·普鲁内拉（Warren Prunella）做了一些计算，他估计有四千万张椅子在使用，每一张都用了十年。据估计，修改规定每年很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

由于委员会在1980年市场成本核算决定了一条生命的价值为100万美元，而修改规定的好处只有1000万美元。

所以在12月，委员会决定不必要求椅子制造商修改产品，也就是法律并没有对企业的产品做出要求。

有趣的是，最后椅子制造商自愿改变了他们的设计。

这个故事提醒了大家，经济学家的计算依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舆论也会对企业行为有很大影响。

对于企业只要在成本可控的状态中，提供有风险的服务就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市场经济中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产品，且更加安全的产品则有更高价格。

在滴滴第一版的新政策中，也经历了一系列风险和收益核算。

以下是滴滴心路历程。

二、零和博弈：走向极端的性别政治

由于人性的高度不确定性，滴滴顺风车整改开放后，面临如下的选择：彻底开放深夜顺风车，那么即使有一位女性遭受到的侵害，可能受到舆论惩罚的滴滴的损失将可能是无限大∞，而其经济收益仅仅是固定的X。

但是如果如果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车，其风险是可控的Φ-β，收益只是X-α。

分性别来看，滴滴面临的问题如下：

对男性乘客彻底放开顺风车和不放开顺风车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而且风险都为Φ，禁止后收益还有所降低（X-α），所以放开是最优选。

对于男性乘客来说，半夜打车和半夜不打车的风险基本一致，但是半夜不坐顺风车的收益则会略有下降（X-α）。

对滴滴来说，女性乘客彻底放开顺风车后，由于人性的不可控，女性难免受到侵害的风险，参照浙江乐清事件的结果，对于滴滴的风险接近无限大；而禁止女性半夜搭顺风车，风险立即回到可控状态，而收益略微下降。

对于女性乘客来说，如果选择半夜打顺风车的风险，根据统计学，人一生遭遇严重犯罪的概率极小，接近于零。对于女性来说，半夜乘车的风险稍有增加，但是没有实质的影响。

就像我们不会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而放弃出门一样，经济收益上看，半夜打顺风车的收益略高（X），因为乘客省了钱。

总结一下，对于滴滴来说，开放女性乘坐顺丰车的风险∞＞放开男性半夜打车的风险Φ＞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车Φ-β。

滴滴选择了市场经济成本核算思维，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的决策——禁止女性乘客乘坐午夜顺风车。

可惜棋差一招，新政策冒犯了对性别政治异常敏感的社会群体。

三、花剌子模的信使带来的坏消息

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篇经典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其中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

据野史记载，花剌子模国有个奇怪的风俗，国王如果收到了好的消息，那么报信的人会被嘉奖，如果收到了坏的消息，报信人则会被砍头。

面对滴滴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批评者就像是故事中不能接受事实的国王。

这里花剌子模的信使为我们带来的坏消息是：

女性面对这个世界遭遇被侵害的风险确实要高于男性，深夜顺风车对女性潜在的侵害风险，滴滴有责任作出规制，但是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滴滴新规范的逻辑是恰好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深夜的顺风车对女生的确有风险；但是滴滴也给出了备选，女性乘客可以选择更高安全系数的专车，或者不选择滴滴的服务。

问题在性别政治群体的“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思维逻辑中，“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市场经济思考方式是完全失效的。

甚至在浙江乐清事件中，舆论沸腾中滴滴遭受到的谴责要大于罪犯受到的谴责。

在热衷性别政治或者“女权主义”群体对舆论的鼓动下，经过了乐清事件之后，滴滴和女性乘客在深夜顺风车问题上，面临着完全不对等的风险。

花剌子模的信使告诉我们：犯罪在一个社会是有固定的比例，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正常的、必然的现象，是一种社会实在，更与道德无关，是一种自然的产物，而女性确实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先天要大于男性。

而性别政治的真实要求就是：

如果无法得到彻底的安全（事实上也不存在），那就也要彻底实现两性在结果的平等（都不要乘坐午夜顺风车），而不论这种对于舆论的操纵是否伤害了男性乘客选择的权力，But——who care！

滴滴事件，各方博弈后以一种零和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终妥协。在这场闹剧中，本质上没有一个赢家，每一方最终的收益都为X-α。

对于消费者和滴滴来说，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纳什均衡，因为滴滴的博弈对象是一个模糊的“性别的名义”，追求的是低效的“结果平等”。

感受大于事实是这种性别政治的主要特征。

而大众对于性别差异现实的认知，或许有更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