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朝变局二】行行出状元 行行都做官

成化皇帝，不见群臣，无为而治，此后的皇帝多贪财成病，从海上恰好传到皇帝耳朵的信心是巨商崛起的时代，掌握着巨大货币财富的富商，也迅速赢得了世人的争相趋奉，皇帝也不想受穷，感到绝对权威不过瘾，个人还想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在一个尊儒好文的国度，上行下效，国家国家权力的控制者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发财的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虽然生活滋润却没有安全感，却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

中晚明朝风气的变化是从官、商、士人因钱结合开始显露的，社会风气开始附会风雅，要成为“文化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和谋求社会财富，社会已经进入有钱便是爷，有官便是爹的阶段，印柄和银子主宰了这个多元大明盛景。

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商人固然是要追逐利益，文人也多“坐在利欲胶漆盆中”，王阳明在给弟子黄宗明的信中指出这一现象：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

王阳明中了进士，进入了官场，从此在明朝的“体制内”做官，在体制内建功立业，同时也在“体制外”折腾讲学授徒，公开挑战程朱学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体制内”建功立业，还是“体制外”授徒讲学，王阳明都闯下极大的名头，被封为“新建伯”，成为明朝以军功封“伯”的三位文官中的一位，又被送进孔庙，成为明朝陪孔子吃祭饭的四位“大儒”中的一位。能死后陪孔子吃祭饭，那可是超越千古的华夏荣耀。

王阳明、唐伯虎现象的出现，说明时代的特征已经变化，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已经过去，正在进入无为宽和的“百年承平”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呈现繁荣，风气日渐开放，思想趋向自由，多元化的社会正在到来。正需要一个有作为强悍统一的力量引导向已经显露的大航海时代迈进，然而迎来的是相反的无头政府和幽宫萎缩。

当时的士人讲道德，其实是谋功名；谋功名，其实是谋利禄。这种将“功名”视为“道德”，将“富贵”视为“功名”的现象，王阳明称之为“心中贼”，希望用“致良知”恢复人们心中早已泯灭的君子之风。

“知行合一”理论的诞生源于明代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且并存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标准相互渗透的过程。当时社情，不管是在“体制内”做官、建功立业，还是在“体制外”创作艺术、讲学授徒，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和活动，都有成功的机会，都可体现出高在官场人生的价值。这是一个真正“生产”天才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做官”的时代，这是一个发展史上的异常突破。

王阳明出生前十一年，“江南四子”之首的祝允明祝枝山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前两年，“风流才子”唐寅唐伯虎出生在苏州吴县。王阳明出生的后一年，“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出生在陕西庆阳(即今甘肃庆城)，四年后，赏识提拔张居正的顾磷在苏州出生，在王阳明出生的前后，苏州的木工蒯祥、石工陆样，因为工艺天才，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侍郎；而江西的术士李孜省、邓常恩，则以精通术数，也分别做到正三品的通政使、太常寺卿。

更多人的选择，则是“学与经商”，微商、晋商,江右商等地域性专业商人，由此而崛起。浙商、台州商也风风火火。这位“垂衣拱手,不动声色”的成化皇帝，久居幽宫，不接见大臣，却让一位叫汪直的宦官组建西厂，对通过单一考试而出的死读书人感觉不开窍，就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突破性的册封了几千名“传奉官”。而这几千名“传奉官”，可以认为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做大官”的代表性人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各个行业突破性发展。

因为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一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正月初三，成化帝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接着，各有关部门对现任“传奉官进行了统计，总数近3700人。当然,这还不是最多的时候，最多的时候达4700多人，为北京在编文官的两倍。

用这一事件把身份各异的官员进行了一次归类和统计。即以这3700人为例，其公开身份:

一是文官500多人：供职在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等门；二是武官500多人,主要供职在锦衣卫等京卫；三是匠官达1300人，供职在工部及内府各宦官衙门，人数最多。

最突出特点的是第四类：僧道官，有1000多人，遍及教坊司官，其中“番僧”占大部分。他们的真实身份怪异多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官、武官、僧道官和匠官那样简单，他们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可分七大类。

第一,文书类。从事这类工作的“传奉官”,有儒士、监生、生员，有在职或被罢免的低级文官，还有被称为“杂流”的义官、工匠、胥吏及各类社会闲杂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华、武英二殿及内阁制敕、敕二房，或者在部院等衙门做“书办”，为“书官”，见于记载的约有150人，他们是书写公文的高手，属“秘书”人才。另外一些人,隶属内府的御用监等衙门，主要工作是在仁智等殿专门抄写或改编小说、戏剧、经书及词典、歌谣之类,见于记载的约200人，他们是通俗小说、传奇杂剧或民歌时调的作者或改编者，或者是佛经故事的翻译家，他们可以被统称为民间文学家或艺术家。

第二，医术类。因为是通过“传奉”得官或升迁，所以每每被言官们斥为“庸医”。其实，他们多出身于医生世家，其中不乏名医。如钱宗嗣、钱宗甫，都是江南名医，钱宗甫更为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方术类。这一类的“传奉官”,可以说和医术同源而异流，包括各类数术。有祈祷术，既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更祈祷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是例行公事的常规性祈祷；应急性的则有祈子、祈雨、祈雪、弭灾等。有星命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吉凶、查看地貌指点风水，阴阳ト筮等可以归于此类。有符箓术，通过画符念咒的方式，役神驱鬼、去病消灾，五雷法、扶鸾术等可归于此类。有房中术，通过外服丹药、内行导引等办法,强身健体、强化性功能，传授孕育技术。当然,这些方术也是相通的，尽管他们在当时受到诟病，人们不满他们跻身官场，并不怀疑他们的“数术”。

实际上，这些数术中的一部分，在当时其实堪称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行祈雨、祈雪术者，必然对气象的变化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一次祈雨或祈雪的成功，就是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而不成功则是预报的失败，而且常常多成功者。这在现代天气预报中也是常见的只是准确的概率更高而已。再如行房中术者，至少是治疗性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专家。当然,成功与否也不仅要看术士或道士治疗水平的高低，还要看接受治疗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第四，技术类。这一类与医术、方术相类似，也可以视作专业技能之士。包括:天文生和钦天监官，他们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发布预言，且负有修订历书以指导农事的职责；阴阳人，他们通过察看风水为人选择宅基坟地、预言吉凶、为人提供祸福信息；乐舞生和太常寺官，他们通过歌唱、舞蹈进行祈祷、祝福并与上天对话。

第五，工匠类。他们是从事器物制作、工程建筑与装修等工作的工匠，多达1300人。在“传奉官”中占有最大的比重。有建筑师、篆刻师、印刷师、器物制作及鉴赏师，以及从事其他各类手工制作者。他们大多是各个工种的高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蒯鲁班”的木工蒯祥和玉器制作高手陆祥，他们都以资历和工艺升迁至工部侍郎。

第六，艺术类。见于记载的有近200名“画士”，就有17位大名画家在锦衣卫任高官，这足以说明书画家在传奉官中的分量。实际传奉官中的书画家远不止这个数字，以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恢复全俸大画家17位，都是锦衣卫传奉官为例，虽然公开身份都是锦衣卫及其他京卫的军官，其实全是画家。其中，都指挥使倪端工山水人物，都指挥同知殷偕专攻花果翎毛，都指挥佥事周全尤擅画马，他们的作品，都是国家级名画，皆名贵一时。

第七，番僧类。在传奉官中，数量仅次于匠官的是“番僧”,这是元明时期站在汉人立场上，对活动在内地的藏族僧人的称呼。

《明史·西域传》说，明太祖招徕番僧，目的是为了“化愚俗，弭边患”，他们在加强中原与藏地的文化交流、增强藏民及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上，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大量的“番僧”在内地，包括在北京,也是因为他们大多身怀“秘法”或“异术”，掌握医疗秘方，具有普通百姓的实用性而生活很滋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生产与远距离运销，交通运输与车船制造，酒楼茶馆与饮食供给，典当质押及铸钱制币以及制瓷造纸、采矿冶炼、刻板印刷、戏曲小说等行业，均丰富发展，都发家致富。

无为而治，自由发展的结果，使得明朝初期对商人的抑制已经荡然无存，明初严须凛冽的政治空气已经吹过，明朝的奢靡之风开始盛行起来。社会风气发生深刻变化：正统年间，男子服装，只有达官贵人可用苎丝绣边，女子服饰也一眼可以看出贫富。但是，二十年过去，到了成化年间，从服装上根本看不出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服饰都敢穿。木匠、石匠都干成部长，用时下话说就是干部的专业化队伍大幅度提升，致富也不是读书一条路，七耍五艺，皆能致富。

在洪武、永乐年间受到严厉压制的曾经繁华之地苏州、松江、杭州等处，也在迅速复苏。苏州儒士王铸描述了亲身体会到的家乡变化：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至，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憎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阊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这是明朝官员惊异于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今夕对比的奢华。

行行出状元，各行都做官，多元价值观形成，社会管控的无限宽和与官员散漫追随，商人和官府的默契交融，维护帮派利益的黑社会也在滋生，社会消费奢侈论，奢靡之风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蔓延开来。

（待续《李三才事件·朋党争锋引发政治意识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