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 唐诗解读——杜甫之《秋兴八首》(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园平居有所思。

注：

弈棋：下棋。棋局变化不定，此以弈棋喻政局多变。

百年：指大唐立国以来百年。自唐初至此，已一百四十余年，此举其成数。

 “王侯”句：谓王侯第宅皆换成新主人，指今之王公贵人皆为侥幸滥进之人。

文武衣冠：文武大臣。衣冠原指名门贵族，此指大臣。句谓朝廷用人制度不同昔时，故宦官与不通文墨之武夫皆任大臣。

直北：正北。

关山：犹言关河，泛指河山。诗人身在夔州，故“直北关山”指即指关辅地区。金鼓振：战鼓大鸣，喻战乱不止。

征西：向西征讨。羽书驰：谓军书频传。羽书，古时军中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

鱼龙寂寞：秋日水寒，鱼龙蛰居水底，故日“寂寞”。

故国：故乡，此指长安。

平居：平时，此指往昔。

解读：

第四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是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前三首是以夔州为主，引发诗人无尽的思乡之情，后五首则转而追述、叙写长安之事，故该首诗实为整组诗的过渡关键之处。

首联因听说长安政局变化很大(指长安先破于安史，后又陷于土蕃)，而反思国家和个人经历的动乱与流亡，有说不尽的悲哀。“弈棋”言中央政权彼争此夺、反复不定，变化急促，比喻贴切而形象。“百年”此处既指自己一辈子，也指唐代社会。“不胜悲”是对国运民生和

自己宦海浮沉身世所生的感慨。

清人金圣叹在解读诗人何以“闻道”作为全诗的起首语时，曾作过如下解释：

“‘闻道’者，一则不忍言其见，故托之耳闻；一则去国已远，不欲实说也。”

“‘百年世事’，由今大历纪年逆追至神尧有天下之初而言；‘不胜悲’者，悲国政也。而曰“世事”者，盖微辞也。‘百年世事’固不胜悲，然先生之悲，至此日长安而极”；

“世事可悲，加‘百年’二字妙，正见先生满肚真才实学……盖世事因循至今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驯而致于此者，有渐矣；且世事因循至于今日，亦非一朝一夕可以遂致太平，将来正费周折，故曰‘百年’。”

金圣叹这番言论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诗人内心的隐秘，以及解剖文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合情合理地挖掘出作品中潜藏的意蕴，让我们以杜甫作品深厚之风有一定的认识。

中四句承首联，皆“闻道”之事，具体写“似弈棋”的内容。颔联感慨世道的变迁，时局的动荡，着重内忧，国运今非昔比，老一辈文武官员都换成新主。中央的典章、文物、制度都已废弃，在政治上自己已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了。颈联忽然纵笔大开，大起波澜，侧重外

患。“直北”即正北，“愁看直北是长安”，夔州的正北是长安、洛阳，亦即陇右关辅、中原一带，此指长安以北。“直北”“征西”互文，“金鼓震”“羽书驰”言西北多事，吐蕃曾陷长安，后回纥入寇，党项、羌又犯同州，浑奴刺寇周至，故云。报军情的文件来往驰送，时局危急。

尾联写在这国家残破、秋江清冷、身世凄苦、暮年潦倒的情况下，昔日在长安的生活常常呈现在怀想之中。第七句“鱼龙寂寞秋江冷”结到“秋”字，《水经注》：“鱼龙以秋冬为夜。”写秋江即诗人当前身在夔州之处境。第八句“故国平居有所思”是为追怀长安的总述，后四首分别就长安的宫阙、曲江、昆明池、渼陂秋为诗一首，与之相应，写故国平居，均由“思”字生出，故国思与前面的故园心一脉相承，承上启下，大合大开，气势流转，笔有千钧之力。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