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特色是悲悯底层难民

草青小注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似乎是一个冷门。他奖给了从未听说的一位非洲黑人古尔纳。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一个偶然，相反却是文学奖的一个趋向。从这一现象看，并不看好的无名之辈或许孕育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以此看，冷门作家更易获奖。古尔纳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了解和同情那些难民和移民的遭遇。他用心血描写困境中的下等人，从这些个体的视角观照深邃而冷峻的历史。因此，它的作品充满了真实而公正的厚度，使那些上等阶层的滞碍者很难切割和肢解。他在夹缝中生存并富有同情心自然得到了评委们的共鸣。以至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他对底层人的身份认同，殖民主义带来的历史创伤契合了当今社会讴歌的普世价值。这或许是他成功的普遍真理。由此，诺贝尔文学奖从欧洲中心和男性中心的批评声中走出，朝着兑现放眼世界的承诺走来。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财富。但，财富只是高度，而悲悯才是人生的宽度。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了他

文/谢莲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他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35万元）奖金。其颁奖词为，“因为他能洞悉殖民主义的后果与文化和洲际鸿沟中挣扎的难民命运，态度决绝，慈悲为怀”。

出身难民的作家

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国家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现年73岁。

1960年代末，有着阿拉伯血统的古尔纳被迫逃离刚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古尔纳定居英国，并在21岁时开始写作。

直到1984年，古尔纳才再次回到桑给巴尔，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不久见到了他。退休前，古尔纳是英国肯特大学英语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教授。

古尔纳迄今已发表了十部长篇小说和多篇短篇小说，其中难民问题贯穿着他的作品。

诺贝尔奖官网介绍称，古尔纳在处理难民问题时，聚焦于难民的身份和自我认知。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处于不同的文化和大陆之间，处在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之间，面临着一个几乎永远无法解决的安全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还指出，古尔纳对真相的执着、对简单化的厌恶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作品摆脱了刻板、定型化的描述，让读者看到了不了解的、有着多元文化的东非。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包括记忆、名字、身份。他笔下的角色总是有一种由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的探索精神。

据CNN报道，在新冠疫情持续导致欧洲难民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将今年的奖项颁给了聚焦难民、移民问题的作家。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称，欧洲、地中海的难民问题没有影响到今年的奖项，因为“避难、移民问题已存在非常长的时间”。

赵白生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直接体现了古尔纳的特点，他洞悉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的命运，态度决绝，慈悲为怀”。

作品聚焦难民命运

古尔纳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1994），它同时入围了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这部作品讲述的是20世纪初一个坦桑尼亚男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悲伤的爱情的故事，其中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信仰体系发生了强烈的碰撞。

《天堂》

2001年的作品《海边》入围了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20世纪末一名从桑给巴尔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讲述了他面对种族歧视、不公正的对待时的故事。

2005年的《遗弃》曾入围英联邦作家奖，讲述了几代人跨越种族与文化壁垒的爱情悲剧。

古尔纳最新的一部作品是发表于2020年的Afterlives。这部作品和《天堂》一样，背景是20世纪初，即1919年德国对东非结束殖民统治前的一段时间。Afterlives想要表达的是，如果种族主义等统治意识形态要求屈服和牺牲，个人毫无还手之力。

诺贝尔文学奖趋势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学院负责评选和颁发。自1901年至2020年，瑞典学院共颁发113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4次奖项由两位获奖人分享，因此累计获奖人数为117人。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6人为女性。最年轻的获奖者是英国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他1907年获奖时年仅41岁。最年长的获奖者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她2007年获奖时为88岁。

赵白生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传统就是“欧美中心、其余卫星”，亚非的获奖者占比非常小。

据统计，在截至2020年的117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欧洲作家占比超过70%，美洲其次，亚洲、非洲、大洋洲非常稀少。BBC指出，古尔纳更是自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一位获此奖项的非洲黑人作家。

除这一特点之外，赵白生指出，分析最近十年的诺奖得主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的两大趋势相当明显。其一，几乎都是被体制经典化了的作家，所以奖项一般争议不大；其二，多半都是获奖专业户作家。

对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多年来一直是获奖热门人选，但至今未能获奖，赵白生表示，“每届评委都有特定的评选标准。新世纪以来，畅销类型的当红作家大多不受待见。很可能，市场号召力容易使人把他们归为通俗作家。而这届评委，十分看重‘新经典性’”。

近五年获奖者

2020年，美国女诗人路易斯·格丽克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16位女性获奖人，因其“以带有朴素美感、准确无疑的诗歌语言将个人的存在普遍化。”

路易斯·格丽克一般被认为是自传诗人，童年、家庭生活、和父母姐妹的亲密关系一直是中心主题，探讨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包括爱、死亡、生命和毁灭。代表作包括《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等。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其颁奖词为“富有语言学才能的作品探索了人类经历的周边及特殊性”。他的代表作包括《无欲的悲歌》《骂观众》等。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她获奖的理由是“在叙事想像上充满百科全书般的热情，代表着一种跨越边界的生活方式”。其代表作有《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

2017年，日裔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颁奖词为“在伟大情感的小说世界中找到现实世界与虚幻深渊的连结”。其代表作包括《长日将尽》《莫失莫忘》等。

2016年，美国歌手、创作人鲍勃·迪伦因“在伟大的美国音乐传统上创造出新的诗意表达形式”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最受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之一。

 

摄影师：Rickard L. Eriksson

冷门作家更易获奖

 文/谢莲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这个决定某种程度上算是“爆冷”，许多人此前并未听说过古尔纳这名作家。

 

那么，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了古尔纳？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什么？评奖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0月9日，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艾伦·马特森（Ellen Mattson），听她揭秘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故事。

评委艾伦·马特森是瑞典学院18名院士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

瑞典学院成立于1786年，是一个独立的文化机构。自1901年起，瑞典学院负责评选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每年1月31日前，瑞典学院可接受来自全世界的提名；2月至4月，评委会选出一个20人的初步名单，并在暑期前缩减到5人；此后几个月的时间，18名院士会阅读这5人的作品，并投票选出获奖人（获奖人选票必须过半才作数），在10月公布结果。

他以个体视角记录历史

艾伦·马特森说，古尔纳用美妙且富有同情心的文字描写了处于困境中的个体，他们抛开一切，努力在一个可能并不受欢迎的新国家创造自己的生活。他从个体的视角记录了历史的进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创作真实的、生动的人物的能力。他的诚实与真实非常打动了我。古尔纳从不满足于简单的答案，他质疑一切并寻求真相。

 

最初的提名人选有220个。古尔纳最终获得了今年的文学奖，所以他显然是我们所喜欢的作家。但如果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有保密协议，我无法透露更多的评选细节。不过，毫无疑问，瑞典学院一致支持我们的获奖者。

作品质量是评选标准

获奖者必须是一个能写出优秀作品的人，当你读他的作品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力量，并且贯穿所有的作品。

从1901年至今，评选标准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初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寻找理想主义作家。但到现在，一切都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质量。

 

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要在所有优秀的作家中进行选择。不过，在经过一些神秘的过程后，最终作出选择仍然相当自然且简单。

 

艾伦·马特森也是一名小说家，她在评选过程中，会不会对小说家有一些偏爱？

 

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是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相比于诗人、散文家、剧作家等，我不会更偏向于小说家。如前所说，评出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为了寻找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

是否获奖和受欢迎无关

在迄今为止的11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欧洲作家占比超过70%，而来自亚洲、非洲的获奖者非常少。这是什么原因？瑞典学院是否有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正在采取一些行动以改变这样的状况，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过由于语言障碍，要改变这种状况仍然很困难。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多次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榜单，但至今未能获奖。

 艾伦·马特森说，瑞典学院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和这位作家的受欢迎程度、是否是热门人选毫无关系。最终的选择是基于瑞典学院自己的评判。

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比较冷门，因此有人说知名度低的作家可能比一些流行作家更易获奖。

评委艾伦·马特森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她举例说，近些年的鲍勃·迪伦（2016年）、石黑一雄（2017年）、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2015年）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作家。

读写优秀作品

全球范围内有无数作家，他们怎么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呢？我认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作家们无需考虑是否会获奖，而应该专注于写出好的作品、为文学作出贡献。奖项并没有那么重要，文学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最受尊重的文学类奖项之一的评委，她还对于那些对写作感兴趣、有意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建议是——读书、写作，阅读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致力于撰写出他们自己的优秀文学作品。

外媒：奖项是否多元

文/刘亚光  徐悦东 李永博

 

在今年的颁奖词中写道：“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因为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们的处境所具有的坚定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近些年来，深陷舆论漩涡中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对外承诺将重视“多元性”，并“放眼世界”。从古尔纳的身份和其文学关心的主题来看，他的获奖似乎也可以说是印证了这一承诺。本文浏览、梳理了大量外媒报道，整理了外媒对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写作与获奖的评论，同时也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正在“走向多元”？

他写的不只是非洲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年诺奖公布前各大国内外媒体的预测榜单上，古尔纳都几乎不曾被提起。9月28日公布的赔率榜中也有非洲人的名字，不过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1968年因逃离政治迫害而前往英国。这段经历几乎奠定了古尔纳写作的主题和基调，即对殖民主义、难民、移民经验的关心。他的前三部小说《启程的记忆》（1987）、《朝圣之路》（1988）和《多蒂》（1990）就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当代英国的移民经历。

古尔纳的小说除了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施行的残酷统治以及移民们遭受的孤独与心理创伤外，还包含很多极为特殊而细腻的移民心理。例如在小说《海边》中，失去了原有财富、地位的主角会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在古尔纳看来，这是一种因殖民而在移民心中产生的特殊文化创伤。

正如瑞典学院的评语中写道：“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这种描述非常类似于社会学者齐美尔所说的“边缘人”，古尔纳的写作大多在其“流亡”期间完成，但都与其故乡相关。或许也正是古尔纳文学书写的这种边缘性，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评述：“记忆，永远是古尔纳笔下重要的主题”。

记忆的主题鲜明地体现在古尔纳2020年出版的新书《Afterlives》中。《卫报》的书评认为，相对于已经被频繁书写的许多殖民地历史，德国对非洲的殖民史常常为人所忽视，古尔纳的这本书正是借助主人公的视角讲述了德国殖民为非洲带来的延续性影响。书评的作者“十分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尽快被翻译为德文”。

《伦敦杂志》今年9月的评论更是指出，古尔纳的写作常常像“拼拾碎片”，“他的记忆破碎，但努力使其完整”。而《Afterlives》的写作和出版对于当代来说恰逢其时，因为“英国、德国在近些年正在面临新的对其历史的进一步的检视”。古尔纳的学生、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Florian Stadtler 博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德国在当下依然时不时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一个创造过伟大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国家，如何与自己曾经创造的可怕的残忍共存？而古尔纳的作品，帮助人们重述并直面它。

除了对记忆的重视，2012年的研究论文Becoming Foreign: Tropes of Migrant Identity in Three Novels byAbdulrazak Gurnah中指出，古尔纳的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即国际移民内心深处产生的疏离与孤独，以及在一个后殖民时代“家”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

古尔纳编辑的《萨尔曼·拉什迪读本》（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书封。拉什迪亦为移民作家，其作品显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日渐兑现放眼世界承诺

2018年，一桩丑闻使得诺贝尔文学奖暂停一年颁奖：与颁发诺奖的瑞典科学院成员关系密切的克洛德·阿诺特被曝出性侵丑闻。随后的2019年，该奖也因此同时授予了两位作者：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不过，随后汉德克也因其对巴尔干冲突的政治立场饱受批评。接踵而至的争议也让诺贝尔文学奖深陷舆论漩涡之中。

作为一名非洲作家，古尔纳的获奖想必也会引发媒体们对诺奖多元性的讨论——在最近的诸多诺贝尔文学奖的舆论争议中，这可能是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批评始终伴随着诺奖的评选——当然，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早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多是欧洲男性作家。2009年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历史学家贺拉斯·恩道尔（Horace Engdahl）就公开宣称：“欧洲仍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美国太孤立，翻译太少，也不参与到真正的文学对话之中”。当时的美国文化媒体Slate也曾表示“诺奖评委会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

自1987年起，古尔纳一直担任英国文学杂志《瓦萨非瑞》（Wasafiri）特约编辑。

为扭转这种印象，2009年，贺拉斯·恩道尔的继任者Peter Englund在上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时就曾表示，要“在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的使用者中，都能找到有资格获得诺奖的作家，包括美国和整个美洲”。从2010年以来，十多年的诺奖得主中，欧洲文化之外的获奖作家比例也大幅上升，包括秘鲁作家略萨、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中国作家莫言，等等。而就在去年，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也公开承诺，该奖项的评选将逐渐淡化“欧美中心”、“男性中心”的特征。

不过，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永远离不开政治，但是其中也绝不仅有政治。在《新共和》最新的采访中，奥尔森主席就表示，“归根结底，文学功绩永远是学院判断的绝对和唯一的标准”。

该周刊刊发的一则最新评论也提及，瑞典学院自身的左翼政治倾向常常影响其遴选获奖者。作者认为，对“政治多元”的强调使得近些年的诺奖有些“过度矫正”，“褒奖的品质正在变得不那么明显”。

格罗宁根大学欧洲文学与文化教授巴勃罗·瓦尔迪维亚 (Pablo Valdivia) 接受采访时认为，如果我们回溯诺贝尔奖的初衷，则会发现理想文学的概念可能在世代变迁之中也发生了改变。诺贝尔认为值得获奖的科学和文学应该同样都能追求“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具有某种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意义。“虽然在现在，被读者认为好的文学有时候并不一定与这些道德原则保持一致。因此，现实中有很多不会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杰出的作家”。

 

 财富只是高度 悲悯才是人生宽度

文/素雅文人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也是自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奖以来第一个获奖的黑人作家。

前几天，深圳的一个中学老师一大堆博士抢着竞选，我对此表示浪费资源了。有人还在下面解释：树挪死人挪活，花不换盆能长大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之处。

一味地强调竞争，强化对立，一味地强调如何出人头地，如何在周边众人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

是的，财富，我们眼里成功的标志，就是财富的多少。树挪死人挪活的那些博士，为什么要挪到深圳而不是湘西山区。

因为深圳的老师可以拿大几十万一年的薪水，而比深圳更需要老师的湘西山区，没有。

但是，会饿死吗？不会啊，我们的社会环境，远远还没到会让人饿死的地步，只是欲望驱使着让你想要车子房子，豪华游艇。

没有车子房子，豪华游艇，会死吗？并不会！

所以我们冠冕堂皇的这些理由，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各种欲望，并不是说已经到了，不去深圳，就会饿死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就要不断地竞争，要保持脱颖而出保持鹤立鸡群，但是，鹤立鸡群，也意味着不合群。

所以呢，我们越来越感到孤独，感到身边没有跟自己一样的人，越来越不愿意跟人交流，越来越不愿意敞开心扉。

越来越多的大龄未婚男女青年。

越来越多的城市农村单身离异人群。

我们还经常自我安慰，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越是成功的人，越是孤独，你感觉到了孤独，证明你已经成功了。

自欺欺人！！！

看到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他的获奖发言之后，你才会发现，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你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去争，而不是去爱。

一个有爱的人，是不会感到孤独的。

一个正在给娃喂奶的妈妈，眼里满满的全是爱意，她会感到孤独吗，并没有，因为她用心去爱人了。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务员，眼里满是群众的诉求和呼唤，她会感到孤独吗，并没有，因为她的心已经被人民装满了。

比如雷锋，比如焦裕禄时传祥。

一个心怀悲悯，眼里满是大众的疾苦的人，比如科雷莎修女，比如我们的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先生，他会感到孤独吗？并没有。

我们一味地强调竞争，强调个人财富的多少，却欣赏不了身边花丛里翩翩的蝴蝶，看不到草地上追逐嬉闹的童真。

财富，只是我们人生能够达到的某种高度，还不是全部，高度还有你的事业，你的社会地位。但是悲悯，才是我们人生的宽度。我们只有眼里看得到身边的疾苦，懂得慈悲与爱，敞开胸怀，去爱人，去施舍，去拥抱。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圆满快乐。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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