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教授:我们应该怎样“围观”刑事案件?

“要防止寻衅滋事罪被滥用”

羊城晚报：《刑法公开课》可谓洛阳纸贵，第一卷仅出版两年便先后五次印刷。近年来，寻衅滋事罪在一些个案中的适用常常受到社会批评。作为刑法学者，您怎样看待这些批评？

周光权：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确实有滥用和误用的情况，学者们也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总体来讲，我觉得都是对的——那就是司法实践中对这个罪的构成要件的把握，对立法精神的把握，对情节严重与否的把握，特别是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界限区分，我觉得存在的问题很大，需要认真检讨，要控制这个罪的适用范围，防止这个罪成为“口袋罪”、被滥用。

羊城晚报：在立法上有无必要优化这一罪名的设置？

周光权：其实这个罪名的规定已经比较细化了，立法上没有问题，类似的罪名国外也有，比如日本的纠缠罪就与此类似。问题主要出在司法实务上，基层有时有处罚冲动，个别甚至故意曲解法律精神。

羊城晚报：您曾提到，写这本书时“重视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案例”，它们出现的原因有哪些？怎样正确对待争议比较大的案例？

周光权：争议比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疑难案件，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特别是社会转型以后，有些案件刑事、民事交织，要把各种法律关系梳理清楚本身也不太容易，再加上有案外因素。这很正常，疑难案件在任何国家都有。要解决疑难案件，我觉得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要坚持从立法精神出发，牢牢地把握每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用构成要件这把标尺去衡量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

“不赞成司法实务工作者大量读博”

羊城晚报：法学属于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即“大文科”概念。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文科有没有用、有多大用？

另一方面，对于学法律的人来讲，我觉得必要的人文素养或人文关怀很重要。比如关于刑罚，对被告人是判轻一点还是重一点？可能很多从事司法的人工作久了比较麻木，有的人可能倾向于判刑较重。多判几天、少判几天，对被告人个人的影响很大，这背后就涉及刑罚正当化、惩罚的正当性、刑罚的“报应”怎么妥当地实现，这些也都是哲学上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思考清楚，那么学刑法或者学法学的人要想学得很好就很困难。有人文素养才会有社会关怀，在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刑事政策执行的时候才能更精准。

周光权：法学本科生找工作就业率不是太高，这确实是目前的一个难题。我的建议是，法学本科生要脚踏实地，毕业后要尽可能地去基层或一线工作，踏踏实实地从一些基础的事情做起，一步步提升能力。如果有条件，我觉得最好读一个硕士研究生，经过专业化的训练提升专业素养。我不赞成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人大量地去读博士，这既没有必要，也是对人才的浪费。

“处理案件不能过于偏离常识”

周光权：民众对案件可能发表一些情绪化的评论或意见，这很正常。比如说，民众普遍有重罚的愿望，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或者“杀人者死”等观念都是深入人心的。民众这些朴素的感情里面有正常的部分，比如罪有应得、罪刑相适应等观念；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对重罚愿望作情绪化表达。

司法需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要尊重民意中合理的成分，但也要坚持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在准确理解法律精神的基础上进行裁判，不能完全“迁就”民众的情绪或重罚的愿望。一些人发表情绪化观点的时候，未必完全掌握案件事实，但只要把案件的事实证据公开，民众中的多数人可能又会转变态度。所以，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必须以掌握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裁判；对于民众的意见，合理的成分要尊重、考虑，通常不应当做出和多数民众的倾向性意见相反的判决，但如果民众对案件的判断建立在对事实不完全了解的基础上，或者众声喧哗中非理性成分居多时，司法机关无需完全听命于民意。

羊城晚报：广大群众今天应该具备怎样的刑法素养？

周光权：对民众的刑法素养来讲，一方面，刑法中有很多自然犯，比如杀人、故意伤害、盗窃、诈骗等，从古到今人人都觉得这是犯罪行为，任何民众都能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首先要做到不去侵害别人，这是民众针对自然犯应当具有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