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热点素材 | 「网红文化」专题整理(附热点时评汇总)

（一）现象与实质

（1）耗子尾汁——马保国

  《马保国闹剧，该收场了》

    3.人人都有习武的权利，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可是如果背离武术精神，没完没了在公开场合信口开河，特别是编造经历，这就与江湖骗子无异。而这样的人受追捧，值得我们深思。不少人谈及马保国是揶揄和调侃，说他在舆论场中扮演被群嘲的角色，似乎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无伤大雅”，放任“审丑”成为流行，让招摇撞骗大行其道，这本身就是对社会风气的伤害，特别对于尚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这是对价值体系的毒化。

  《马保国大火特火，这不正常》

1.最近，马保国火了，而且是大火特火。

3.按说，作为一名30秒内被打倒3次的“掌门人”，马保国如何理解“武术”、是否想做网红，皆是个人权利，只要不违法背俗，别人无需指责。但这段时间以来，随着众多网民集体围观，部分网络平台甚至媒体机构也推波助澜、大加“追捧”，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这到底奉行的是什么价值观？

6.网络平台和媒体机构有着广泛影响力，是社会舆论和民意变化的风向标，具备正确三观、守住价值观的底线是起码要求。这些年来，方方面面反复强调“遏制网络恶俗炒作现象”，要求防范遏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也算是苦口婆心。各种管理措施和前车之鉴，更是指向明确。

7.但尽管如此，还是没挡住此次马保国传播的不断升级，各种“擦边球”打得得心应手。这说明一旦有可炒作的灰色空间，只要还没有主管部门的明令禁止，一拥而上似乎成了心照不宣的“行业习惯”，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像其他网红一样，马保国们终有流量流尽的时候，类似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暴露的绝不仅仅是部分平台和媒体机构的问题，如何建设和保持清朗、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和社会心理，是所有网络参与者都需要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8.对于肩负公共职责的平台和机构而言，比流量更珍贵的是口碑，正确的价值观是立身之本。要有责任，更要有品味。话虽是老话，但常说常新。

《马保国，一场审丑狂欢的工具人》

1.2020年末，“耗子尾汁”强势来袭。只看字面，这四个字不仅让人感觉不知所云，还会生出许多扭曲生硬、心理不适的想象，这种感觉恰如其代表的人物和讲述的故事——马保国走红事件。

4.“上至百万粉丝的流量UP主，下至刚进站的‘萌新’，几乎人人都想‘蹭’马保国的热度”“微博粉丝量几乎以每天一万的速度飙升”，即将拍电影的马保国，在通往人生巅峰的路上一骑绝尘。

5.马保国的生意从来不在比赛场上，就像以往的古早网红芙蓉姐姐、凤姐之流，马保国的走红，不过是舆论的又一次审丑狂欢。不管是流传甚广的“闪电五连鞭”视频，还是在“英国开馆授洋徒”的光荣事迹，以及30秒被KO3次，打着大师之名却让传统武术声誉受损的马保国，自然有他的不堪。事实上，被群嘲的确实是马保国，但其实很难说清到底谁清醒，谁糊涂。

6.有人觉得“马保国是个一辈子都在欺骗自己说服自己，也试图欺骗别人说服别人”可怜又可恶的老人；也有人觉得已届古稀之年的马保国早已是个深谙流量即生意的老手，而至于答案到底是哪个，恐怕也没人真正想探究。我们能看的是他出书、收徒开课、参加商演；约架放狠话打擂台；炮轰张伟丽；发表雷人雷语——马保国的生意从来不在比赛场上。

8.但既然是励志，作为一名观众，很想问问导演：马保国的出现励的是什么志？是励志孩子做假把式，还是励志孩子练嘴炮功夫？马老师是“能武”还是能为人“师”？马保国不是一个人，他的身边有徒弟有推手不可怕，有个别的逐臭之徒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流量和恶搞能让一群人由黑洗白，进而遮蔽了社会对真实的追求。

9.很多人鄙视马保国，但很多人输给了马保国。说到底，马保国都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在偶然间他人性中“不堪”的元素被扩大、被观赏，到头来，他顺利成为全民笑点。在这个过程中，数以万计的鬼畜视频显然功不可没。

作为一种圈地自萌的亚文化，无厘头、恶搞是鬼畜视频的本质，本也无须挥起道德的大棒。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这种把人物形象打碎、重新解构的过程中，马保国这种“伪大师”反而更容易被洗白，不仅重新获得了影响舆论场的强大力量，甚至因为黑红而获利。

10.这本也不意外。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之处》伯明翰学派迪克·赫伯迪格这样写道，网络恶搞所代表的只不过是一种狂欢式的仪式，它既可能消失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下，也可能埋没在商业的收编中……

11.于是我们看到“耗子尾汁”被抢注成了商标和公司；各种带有“马保国”名字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注册，其本人形象和语录也被制作成T恤、手机壳等周边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开卖。

12.“整个世界将会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下个世纪的主宰”，当恶搞被商业收编并以积极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继续存在，如何弥合审丑狂欢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冲击，让很多人困惑。

13.很多人在对此投去鄙夷目光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输给”了马保国——成年人的体面、舆论场的审丑狂欢，都是这种“输”的代价。不管怎样，争议还在继续，马保国仍旧很活跃，而如果出现下一个马保国，还是奉劝每个人都能“耗子尾汁”。

（2）文化网红的衰落

反观这二十年，中国所有的“网红知识分子”的坠落，似乎剧本都是一样的。

第一代：“样板”余秋雨

1.1991年，余秋雨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孤身一人从西北高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他先后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迎来了学术地位上的腾飞。1992年，余秋雨把考察归来写成的几篇散文，集结成书，做成精装本，就是后来的《文化苦旅》。市场反应非常热烈，首印1万册在3个月内售完。一名北大中文系学子发表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写过极左文章，说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余秋雨迟迟不愿作出回应。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在文革里做了什么，有人开始爆料余秋雨跟两任妻子的私生活……

2.有一次，余秋雨和妻子马兰上街买菜，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赶紧走。他觉得不对劲，在报亭扫了一眼，看到无数惊悚的标题：《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剥余秋雨的皮》……余秋雨看得脊背发凉。有人说：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然而余秋雨真正的“坠落”，不来自外人的中伤，而是自身的气量越来越狭小。进入21世纪，他继续写书，文章的格局却越来越小。从2004年的《借我一生》开始，到《我等不到了》，乃至所谓的“封笔之作”《泥步修行》，他用大量篇幅“痛说革命家史”，讲述“我家如何如何”......

3.读者买书是来看文化和知识的，不是来看“你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的”。就像一位读者说的：“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当余秋雨看到图书已经不能为他赢得可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他开始积极地拥抱新媒体——知识付费。在某付费平台上开设的《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获得了将近5000万的播放量，但大部分人都是免费试听后就关掉。人们为20年前的情怀来凑热闹，却很少有人愿意陪一个“过时之人”走到最后。一个73岁的老人，固执地坐在“文化学者”的铁王座上，身边的拥趸早已渐渐散去。余秋雨奠定了中国文化网红的样板。

第二代：于丹，你真的“无辜”吗？

1.1997年，一个24岁的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来到北师大教书。系主任见到他，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咱们系有个女老师骨折了，你就每天背她上下班吧。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嘞。他的名字叫罗振宇，而他背上的那个女老师，叫于丹。2006年，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和于丹抱怨，当时正在为解读经典的题材匮乏而发愁，于丹脱口而出：“讲《论语》啊！”万卫当场邀请于丹来讲，于丹笑言：我不敢讲，讲了那些学者还不得骂死我！禁不住万卫“三顾茅庐”式的邀请，于丹试录了一期《论语》，大获成功。从那时起，这个女老师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2.同年，于丹的签售会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排队的人从5楼一直排到了1楼外的大街上，当天签售超过1万册，首印60万册。按照罗振宇的说法，《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的利润，是中华书局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然而到了《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的时候，风向发生了变化。十几个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冲进会场，振臂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清华、北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子组成了著名的“十博士”，高调发文《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全国观众道歉。他们联合起来写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讲述《论语》、《庄子》当中的诸多硬伤，还有她对经典的严重误读。

3.有学者统计过，《论语》全书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只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于丹全面放大了这一部分，让没读过《论语》的人误以为《论语》主要在讲“怎样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一板斧”。对于“十博士”要求她下课的说法，于丹表示：“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但是于丹没想到的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很快就有吃腻的那一天。2008年，当她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时，无论是图书还是讲座，激起的水花已大不如前。2009年，于丹到伦敦讲学，大闹酒店，三天换了三个房间，骂哭了女翻译，女翻译不堪忍辱，辞职离去。消息一出，网友纷纷讨伐于丹。“伦敦撒泼”事件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二板斧”。2012年，北大昆曲专场，于丹被北大学子赶下台，“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

4.于丹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时还不忘加上一句“很于丹”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北大昆曲事件是于丹坠落的“第三板斧”。2018年，“于丹被北师大免职”的消息，人们纷纷庆祝：“于丹跌落神坛！”和余秋雨一样，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网红的坠落，不是所谓的“三板斧”，而是她的精神内核，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认为，于丹是在公开叫卖“精神安慰剂”。当你“服用”太久，发现屁用没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卖药”之人心生厌恶——这是于丹“失灵”的真正原因。

第三代：陈果，一堂上了7000万次的“思修大课”

1.复旦大学的思修课老师陈果。她的课堂视频被学生上传到网络，于是，她火了！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思修课是一门怎样的存在。而陈果绕过了这一点，凭着哲学博士的身份，被捧成了“哲学女神”。她的“幸福哲学课”有7326万次播放，她的书在单一网店单本评价人数接近40万，全国销量超过百万册。读完了陈果老师的大作，有人摘录“金句”如下：无知源于知识的匮乏，即弱于“智”。爱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阴霾。真正的正能量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活成了一个光源，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你不需要刻意跟别人说什么，当你活成一束光的时候，他要是接近你，就是接近光。有人说陈果的说教，连于丹式“引经据典”都免了，鸡汤直接端上来喂给我们。陈果趁着名气暴涨，把自己的上课视频“断章取义”，做成几十秒的金句短视频，发在抖音上，顺便卖书。一卖书，就暴露了她讲的内容是什么层次的。

2.在陈果眼里，什么是幸福？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计较多少，计较得越少越幸福。最高的成功，莫过于内心的幸福。当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尊敬自己。不知道于丹看了陈果的书，是会“拈花一笑”，还是“恨得牙根直痒”？当文化网红脚踩“恨天高”，涂上鲜艳的“口红”，她们甚至可以撕掉知识的伪装，直接来一场“思想道德修养”的“马杀鸡”。仿佛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甜蜜蜜的精神“润喉糖”。

3.知识分子，原本是公众的眼睛，公众的喉舌，站在公众身前，为更好的公共生活而勇敢地质疑、揭露、批判、反思；而今天的文化网红们，已经成了公共问题的遮蔽者，黏在公众身旁，做他们的“知心姐姐”，给他们提供自我安慰的“养乐多”。“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人的前途就是命中注定。”“用护肤品、去美容院就是新时代的‘修身养性’。人计较得越少越幸福。”他们安的是什么心一目了然。

4.试问这样的“公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所谓知识分子, 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可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的诱惑下，趋附于金钱和权力，迎合媚俗的大众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变成兑换权力和资本的手段。他们从书房走向社会、走向媒体以后, 便再也回不了书房。

5.学者布尔迪厄讽刺他那个年代，有一群“电视知识分子”。而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正活跃着一帮“网红知识分子”？《反智时代》的作者苏珊·雅各比说：“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是非观念。”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男男女女，正享受着“公共”带来的丰厚酬赏，却泯灭了“知识”应有的尊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娱乐化、幼稚化、鸡汤化、愚民化——难怪《公共知识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说出这样的话：“公共越多，智识越少。”我们呼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呼唤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回响。就像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的那样：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3）网红：一场平民化的网络狂欢

毫无疑问，“网红”是当下最火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从字面意义上看，“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红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红”。比如，娱乐明星、知名企业家、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也可能是网络红人，但是他们通过将传统媒体上的影响力转移到网络上而走红。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网红”现象，指的是以网络作为成名原始渠道的人。你可以说，他们颠覆了一切精英文化所确立的秩序，一些“网红”的表现还很庸俗和无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网红”是互联网所掀起的社会变革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阳光明媚岁月静好：我对一些“网红”的印象还是挺好的。比如之前那位从200斤减到100斤逆袭成女神的俄罗斯美女，经常分享健身饮食方面的心得。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了荣誉，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这样的正能量是能激励她的粉丝的。有的“网红”会化妆、善穿搭、懂时尚，她们通过网络分享自己的技巧、总结，在一个领域中深受喜爱。　　

@胡波：几年前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你上不上知乎？”那时，我完全不知道“知乎”是什么玩意，后来才发现这就是个“圈子”，有些“大神”级的用户以其专业的回答，在圈子内赢得了影响力，成为“红人”。对一些“网红”来说，码字并不是为了“有什么用”，重要的是在圈子里获得足够的认同。自由和多元本就是网络文化的主题，对你不喜欢的“网红”，可以主动屏蔽，不受干扰，不被绑架。但也须知，在你眼中的“没有用”、“不务正业”，在他眼里可能就是“好玩”，甚至拥有一众“粉丝”。　　

@晋囍：感谢网络，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红起来，也让人可以多元化选择偶像。“网红”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并不比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介红起来明星卑贱。网络人气旺不旺可以有直观的认识。有的明星在网上没多少粉丝，还敢说自己红吗？版面或荧屏上总是被那些老嘴老脸霸占，突然网络上多了一些赏心悦目的新面孔，顿时感觉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你每天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高大上的新闻，我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看平民化的网络直播。

（4）“网红”文化的传播与狂欢

一、“网红”文化意义的传播与消费

玛丽·道格拉斯的“消费的文化意义”预示着消费的不再只是以某种物质的方式来满足需求，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而存在。商品是“用作使文化的范畴可被看见和稳定所必需的”，并促成文化合法性，因而对于商品的消费是伴随文化意义的流通、传递过程。

对于“网红”文化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层面：对“网红”（尤其是以身体为资本的女性）身体、颜值外貌、夸张表演、时尚品味等的视觉消费；对文字、段子、歌舞等技能的欣赏性消费；对“网红”所带来的争议事件、不适行为（如炫富） 的围观狂欢消费；对“网红”观点和意义的认同性消费；以及对“网红”作为符号的商品、广告、节目的实际或虚拟的消费。无论是哪种层面的消费，都伴随着文化意义流通：从庸俗、肤浅的视觉文化到批量生产、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再到传统技艺（文学、歌舞等）。

“网红”文化虽产生并得益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但归根结底，“网红”文化是一种“个性文化”“亚文化”，而对于“网红”文化消费所体现的个人自我个性的实现和表达。正如对于木子美、苏梓玲等围观消费显然与社会主流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却为年轻人所追捧，究其原因，恰是“网红”文化的个性特征，满足了后现代年轻人群寻求个性差异，在消费吐槽、恶搞、嘻哈、喧闹、性向、二次元等个性化文化中实现自我满足，并被认定为属于我的、我们的文化。再加上对抗、逆反等心理，使得部分“网红”文化既是会被社会排斥，也不乏拥趸者。有统计显示，“网红”的受众中有73%属于19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个人成长中的伴随着本能欲求、心理需要和归属认定，这也恰是其成为“网红”文化消费者的原因所在。

消费对文化意义的丰富与繁荣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消费的社会化催生了生产的规模化，而文化生产的批量化，又使得文化意义的同质化。正如本雅明所言，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内容便失去了“灵韵”。每被复制传播一次，意义就衰减一次。伴随着“网红”文化的工业化进程，“网红”及文化传播内容的生产制造也变得批量、程式化、同质化，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形态，如批量的网络“女神”，本质与工业产品无异，必然会降低文化意义的异质和繁荣。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带来的是娱乐至死，对于低俗娱乐文化的过度消费，必然会催生对应文化的生产，如前文提到的脱敏效果，最终会导致过度娱乐、低俗娱乐，降低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二、狂欢围观的传播情境

狂欢理论由巴赫金提出，其本质上是一种全民性、自由性的普天同庆。与马尔库塞所宣称的“反叛功能”一样，狂欢是平民大众对于严肃的、正统的精英霸权（权威、等级、财富、性别等）的反叛，“国王”也被打翻在地，小丑加冕成“王”。因而有人称“网红”也是一场平民化的集体创作与狂欢。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红”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因而“网红”文化也是“狂欢围观文化”“民间诙谐文化”，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宣泄性、颠覆性、哄闹性与大众性，因而全民狂欢围观构成了“网红”传播的独特情境。

（一）网络是狂欢的“广场”，是全民性、大众性的象征， 网络独特的媒介属性为狂欢剧目与狂欢语言展示提供了舞台

1.网络开放、多元的媒介属性保证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网络平台造就了匿名的、普通的、民间的“网红”文化狂欢的参与者，使他们可以在“广场”中平等交往、产生共鸣，并以颠倒、嘲弄、戏耍、插科打诨等各种形式尽情狂欢。

2.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集群性使得网络集群行为具有极强的匿名性、情绪化、暗示传染等特点。按照勒庞等社会群体心理学家的观点，集群传播中，群体行为呈现情绪化、极端化等特征。这就使得“网红” 现象极易引发网民群体的围观、讨论、叫骂、哄闹甚至是网络暴力行为、群体极化现象，呈现出一种群体狂欢围观的景象。

3.网络双向互动的媒介属性保证了参与者在传播地位上的平等性、接近性。梅罗维茨认为距离和有限接触支持了神秘和敬畏，而网络的易得性、接近性却拉近了普通人与权威实际可感的心理距离。詹姆逊后现代理论认为伴随距离感的消失，原有神秘和敬畏会被解构，权威魅力便被弱化、消解了。这也是为何本是“草根”的“网红”得以“加冕”的原因所在。如papi酱，有美貌颜值，却无高冷感，幽默搞怪的大龄女青年形象给广大网民亲切感、可接近感。再加上经常在在微信公众等平台与受众互动，吐槽议题来源于社会热点，贴合网民日常，而非刻意去制造距离，生产神秘感和权威性，这就更易引起受众情感共鸣。

（二）“网红”的诞生是一场网络集聚、争议发酵、围观哄闹的狂欢

“网红”的诞生遵循着一条话题制造、争议输出及狂欢参与者集聚、围观哄闹的常态路径。无论是对芙蓉姐姐等“网红” 热闹、喧嚣的全民围观，有关内容议题争论（疯狂跟帖、灌水） 还是高剪辑率、弹幕等形式都很好的阐释了“网红”文化的狂欢性。以语言符号为例，狂欢的语言充满粗俗化的降格。为了制造狂欢的情境、氛围，“网红”较多以玩世不恭、戏谑的态度，借助网民所喜闻乐见的污言秽语与夸张动作，来炫弄喜剧式的讽刺与夸耀。无论是作为女性的Papi酱还是艾克里里、王尼玛等都是会时常有粗口爆出，极进嘲弄之能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间的互动，又使得“网红”的大众狂欢由网络透射、延伸到现实生活，从而引起虚拟与现实的共振、社会的整体狂欢庆祝。

每种媒介都会塑造与自身属性相匹配的文化景观，网络亦然，“网红”文化作为实质上的草根文化，其为大众狂欢提供了实现路径，因而具有某种文化合理性，这点可以从其流行、繁荣上得以印证。但每一种流行现象存在合理性的内在土壤则应该是健康、向上与大众普遍的价值追求向适应的文化生态和社会价值取向。我们在讨论“网红”现象时不可必要的要正视其中存在的负面标签，如裸露、肤浅、低俗、迎合、无趣、窥视、猎奇等。得益于狂欢围观的传播情境，“网红”得以成为“网红”，但若是这种“狂欢围观”是建立在教唆、无序、极化、（语言）暴力等极端非理性之上，则只能在在浮躁、喧嚣，在破坏网络文化生态之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合理的“网红”文化，应该是建立在对积极意义的生产和健康消费之中。

（5）草根的神话，资本的狂欢

1.在“颜值为王”的时代，对于“网红”的界定似乎仅限于拥有青春靓丽的外表并擅长营销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子）。他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之间游刃有余，通过“分享”令人羡慕的生活日常，塑造美好、乐观、鲜明、积极向上的个人形象，聚集了大量的“粉丝”。由此看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任何以人像为基础，拥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而且这些资产具备快速变现能力的账号，都可以成为‘网红’。”

2.在数字信息技术匮乏的20 世纪90 年代，早期“网红”以文笔起家，开启网络文学的先河，在“纯情”的网络时代，依凭才华横溢的文笔安身立命并走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为“网红”的门槛越来越低，为搏出位，各路素人使尽浑身解数。大量恶搞、低俗的图文进入大众视野，在互联网资讯视觉化的浪潮下，“网红”们更会制造视觉冲击和频繁的心理震撼。“网红们成名后积极配合各种商业推广，从单纯的网络社区红到了网络媒体，再从网络媒体进军娱乐圈。同时，网红市场也变得更成熟，从炒作、推广到变现，造星的生态链已经完全专业化。”  

4.“网红”界在当下社会掀起了巨大浪潮，“网红”作为亚文化现象理所应当被讨论。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红”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表现出强烈的大众性、颠覆性与宣泄性。在过去，传统明星只能靠电视媒体包装成名，如今的“网红”却是互联网运营的产物。与传统媒体“中心化”的造星模式不同，“网红”的出道不需要等待星探的发现，也不需要专业公司的包装，只要有一技之长，每个普通人都能玩转社交平台，化身“网红”。这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使互联网“网红”群体大幅度超过明星群体。

5.天使投资的徐小平说：“什么是‘网红’？‘网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代不需要权威赋权便能够自我赋权的权威。过去这个社会所有节点性的人物都来自其他权威的授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大家发现出现了这样一种人，他好像有权威，但是他的权威居然背后没有赋权。”有些明星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变成众所周知的“网红”，从素人到明星的蜕变，是互联网时代给予平民最大的实惠，它为任何一个普通人创造了无数种成功的方式。

6.作为实质上的草根文化，“网红”文化为大众狂欢提供了可能性路径。狂欢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的背离和反叛，是全民性、颠覆性的普天同庆。在机械复制时代，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自由，反而使人们陷入一个幽深的精神黑洞，当代人被一团莫名的焦虑笼罩着。这种焦虑是无指向性的，当这种焦虑感累积到一个特定的临界点时，人们便会对“意义之网”产生怀疑，甚至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在追求和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们丧失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而具有全民狂欢属性的“网红”文化似乎为人们寻找身份定位提供了可能性。

7.“网红”根据自身特质聚集了一批趣味相投的“粉丝”，“粉丝”经由“网红”这一介质进行对话、意义的生产和输出，从而创造出带有鲜明标签的群体性文化。如，文风火辣的咪蒙显然与主流的社会文化格格不入，却广受年轻白领的追捧。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咪蒙这种吐槽式的个性化表达，满足了后现代年轻人追求特立独行的个体差异，在消费吐槽、喧闹、二次元等个性文化中获得自我的满足和身份的认同，并生产出属于我们的、我的文化。

13.在商业策划和资本运作的推动下，利用时下最新潮的社会媒介为“网红”贴上“个性化”的标签，将“网红” 新人迅速推向舆论的尖端。无论是富有才华的同道大叔 还是搞怪技能超好的艾克里里，或者是意外走红的奶茶妹妹，他们的走红都并非巧合，极具代表性的“良辰”， 便由强大的幕后推手（“网红”经济公司等）操控。诸如此类的“网红”势必在这股资本浪潮中制造声势浩大的“网红”经济。

14.然而，在庞大的工业体系中，“网红”不过是资本浪潮的助兴剂，是资本运作的牺牲品。一方面，“网红” 在微博等平台上构造出“美好”的形象，使大量“粉丝” 信以为真并为之倾倒，自我的主体意识逐渐被边缘化。被“网红”孵化机构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网红”，统统拥有同一张脸：大眼睛、欧式双眼皮、高鼻梁、锥子脸。她们长相甜美、气质清纯，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保护欲。脸谱化的自我角色、具有欺骗性和迷幻性的生活景观，使得“网红”们不自觉地被当代媒介操控，只能在身份幻象和真实身份的错位中困厄与挣扎。

15.另一方面，“网红”经济作为大众与“网红”之间的“欲望中介”，给予受众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于“粉丝” 而言，他们在“凝视”网红角色的精美包装时，往往会从内心深处产生愉悦感，从而生出对网红“精致”“奢华”生活的渴望。这些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衣服作为表层的视觉外观，借助媒介的“时尚化”运作和资本的巧妙包装，呈现出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绽放出一种世俗化的希冀——不能过上“网红”们“精致”“奢华”的生活， 却可以依靠“网红”们那些漂亮而不昂贵的衣服获取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