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您了解吗?

班禅八世丹白旺秋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

从金瓶中用象牙签抽出一名灵童，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于是他就被认定为九世班禅。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谢恩”。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十三世达赖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他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

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

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达赖十三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

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

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

他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

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

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1937年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

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

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

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

同时，也加封了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珠、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

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溪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这间的关系日趋恶化。

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

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光，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宗发觉，作了必要安排。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

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

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他已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痛，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1941年2月4日，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