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瑞同志为民族教育二三事

云瑞同志

作者简介：云占鳌，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讲师团优秀宣讲员，原土默特学校党总支书记。

一、整顿教育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云瑞同志是1973年复出重新恢复工作的。当时土旗政府从土默特人古老的中心城市——呼和浩特迁出来差不多十年，到1971年，土默特旗又分成土左旗、土右旗，一半归呼市，一半归包头。他担任的是土默特左旗的领导职务，起初还不在要职，但他在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那次前门饭店打倒乌兰夫的会议上，敢于冒身败名裂，甚至身家性命却坚决反对歪曲事实、捏造事实，敢于坚持真理，使他在土默特人民心目中早已成了传奇般的英雄，硬汉子，几乎深入到土默川的每一个家庭，没有不崇拜他的，同僚共事的土默特官员，没有不敬重他的。再到党的十一大乌兰夫复出，从党中央的高度已经对乌兰夫、云瑞的冤案表明了态度，这使他居官不高却能担当大事，身不在要职却影响力巨大，并且很快便上升到了主要岗位。

    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一片混乱，民族教育更是满目疮痍。1969年“5.22”批示之后，大趋势已经不再向恶化发展，只是造反派还在当权，落实政策阻力大于动力。1972年有过短暂的整顿，教育是整顿的重点。云瑞同志复出担任土默特左旗主要领导后，一边着手扭转局面，一边考虑许多具体的工作。

     整顿教育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抓的一项重要工作。1972年起，作为整顿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高等教育层面为大学恢复过1972年、1973年两次高考，把“文革”期间滞留的人才又选送进了大学，1973年出了个“白卷考生”张铁生，高考逆转，又变成了选送工、农、兵，至1976年为最后一届，后来统称他们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基础教育层面，为了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在中小学实施了原地踏步措施，一方面整顿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是理顺升学时间，同时切实抓了恢复教育质量工作。

     教育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的发展，一直是云瑞心中谋划的大事。恢复工作后，他着手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育整顿工作。当时察一中、察二中和毕克齐中学是土左旗最重要的学校，还有各公社的一些戴帽子中学，经过整顿，基本恢复了教学秩序。那时，人们虽然生活很困难，但上学的费用也很低，所以一经整顿，入学率立即升高，当时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教育上的差距并不大。农村与城市教育差距的拉大，实际上是在恢复高考之后过度竞争的负效应。

     在当时的背景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主要是在教育行业开展。知识分子受重用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作了讲话，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当时，“批林批孔”还在进行，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已经陆陆续续从牛棚和干校得到解放，但既不能重用，又需要给他们安排工作，保证他们的生活，这就给充实教师队伍提供了一个机会。那时候，确实给各学校送去不少好老师，比如察一中的数学老师罗士杰，毕克齐中学的乔授卿，都是名师。

二、恢复蒙生班

      土默特人来到土默川已经500多年，近百年来由于汉族居民急剧增多，而且民国政府期间实施了严酷的高压政策，使得土默特蒙古人已经失去了母语，特别是“文革”期间，民族教育更是重灾区，几乎完全解散。在整顿教育的过程中，1973年9月开学时，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文革”前土旗是自治区的文化和教育大旗，1962年土中的高考是在全自治区出了名的。可是“文革”搞乱了，土小被诬蔑为乌兰夫的“黑窝点”，蒙汉族教师几乎都成了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物，在“挖黑线”运动中统统被打成“黑帮”，都被遣散了，土中也改变了性质，成了普通的十五中，不再是民族学校，两个学校都归属了市里，所有的民族学校有的停办，有的改成普通学校。土旗政府离开了呼市，土旗人传统的两个学校（土默特学校和土默特中学）留在了市里，也归了市里，没有了民族教育，民族文化谁来传承？这事等不得也靠不得啊！

       1973年召开了一次全国边防工作会议，这次边防工作会议引起了国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1973年的边防工作会议使人们更加紧迫地认识到，要巩固国防，一要靠人，要搞好民族团结；二要靠国家实力，搞好经济建设。那一年党和国家开始在内蒙古一步步地落实民族政策，一批又一批遭受迫害的民族干部得以平反，一批建国初期，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地区的各级民族干部逐步恢复工作，又走上了领导岗位。具体到怎么才能把民族教育工作落到实处，云瑞同志经过深入调查后认为：根据当时土默特左旗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先在察素齐、毕克齐和潘庄这几个大镇的中学招收蒙生班，放在察一中、毕克齐中学和潘庄中学，这几个中学在土左旗教学质量是最好的。当时已经是九月份，学生们已经就近在各自公社的戴帽子中学开学上课了。云瑞同志觉得，这事能早一年落实就早一年，不必等到来年。于是，按片儿做了划分，一个通知下到各个公社学区，学生们就分别到察一中和毕中报到了。那时候，大人、孩子都不讲究什么条件。毕克齐中学蒙生班不具备住宿条件，学生们有的住进教室改成的大宿舍，有的就住在学校食堂的一个库房，用课桌拼到一起，上面铺上稻草垫子就是床，库房里有一个腌咸菜的池子，上面搭上木板也是床，全是通铺大宿舍。同学们有的父母已经被整成伤残，有的已经是孤儿，但是大家都刚刚获得平反和落实政策，心情都很激动。有时有同学家长远道来看孩子，就挤在大通铺住一晚上，好像同学们都见到了家长，大家都很亲切。有了蒙生班，加授蒙语得以恢复，还可以讲授一点民族文化知识，宿舍里更是同学们互相讲民族历史文化故事的熄灯课堂。

三、创建土左民中

      土默川是蒙古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土默特人在蒙古文化发展史上有过重要贡献和影响，“文革”前，土旗也还是文教大旗。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中国已经建设了20多年，土默特人却没有了民族学校来集中教育孩子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现实，自然成了落实政策的大事，成了云瑞同志在举办蒙生班时就一直考虑要解决的头等要事。当然，在当时的财政状况下，这个事既是理想，也多少有点空想，但是，他下决心一定要把事情办成。云瑞同志把建民中的事提上旗革委会常委会，郗朝栋、云雨霖、高树华他们主张新建察三中，以此来对抗他的主张。越是遇到反对，云瑞的决心也越大，心想：“爷爷脑子打成豆腐，也要做这个事！”后来，他与教育局商量此事，遇到一个问题，当时50万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务院批准，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问他写不写报告，云瑞说：“当然要写，而且一定要跑成！”

      说起筹建民中，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张罗过几回。头一次选址在现在的察素齐印刷厂位置，建起来之后，却变成了印刷厂。第二次筹建，建起来又变成了察四校。第三次筹建，建设的就是现在的察二中，本来“文革”前已经建成了民中，并且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事先招收了民中学生，放在别的学校上课，等到民中开学后整班转过来即成为民中的学生，而且已经有过几个班的在校生，不料遇上个“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民族学校都没了，第三次筹建的民中就又变成了普通中学。所以，察二中曾经是民中。1975年，终于定下来要筹建民中，这已经是第四次筹建民中了。

         当时的学校还是实行书记负责制，由旗教育局副局长景湘英兼民中书记。抽调的干部有苏瑞新、海文龙他们几个人，李满良是司机，当然也参与跑腿办事。向上级打的报告，就是由海文龙负责起草的。实际上一开始只是从内蒙民委要来8万元钱，建设民中的事就上马了。那时候物价便宜，不过木材、水泥、玻璃等等都得跑指标。那时很少请客送礼，但是物资紧缺，跑的次数要多一些。筹建工作开始时，最难的事是解决建设用地。一开始，考察过朱尔沟西南上的沙梁旱地，但不够理想。后来云瑞同志亲自出马，向把什村的云三娃书记开了一口，要求给解决250亩地，云三娃答应了。据说，实际解决起来也挺费周折。把什村靠近察素齐没有那么大的整块地，还得与西园子村协调，调换了一部分土地，先解决了120来亩。接下来，正好这块地东侧的地质队那边规划有改变，又调剂过来120多亩，凑成了240多亩学校用地。本来一开始曾答应就这块地给人家把什村5万元钱，而且后来也确实给了这5万元钱，但是把什村又帮助民中修建了一个菜窖，民中那时候本来就缺乏建设资金，连请求带耍赖，硬是以那5万块钱顶了建设菜窖工料费。好在把什村蒙族村民比较集中，这个村历来重视教育，也就没太计较。即使这样，到1976年秋季开学，也仅仅是建起了几排教室、宿舍和办公室，除了教室里桌椅齐备，能够上课以外，学校连个围墙都没有。建了个学生食堂，原本想与食堂连在一块儿盖一个礼堂兼饭厅，因为垒起来礼堂的四堵墙就没钱了，所以头几届学生就是在那个圐圙子里当饭厅。这时的民中更像是建在荒滩里的几栋房子，还没有具备一所学校的样子。新建的学校只是初具规模，各种设施设备还要在办学过程中慢慢积累。走进新开学的学校，由于没有围墙，女生宿舍安排在中间，由男生宿舍包围着并且护卫着，所有的宿舍都是大通铺。有几个够得上故事的细节，恐怕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更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开学了，学生带来了行李，可是生活老师无法安排学生住宿，跑去向景湘英书记和赵贵生副书记汇报，两位领导来到了学生宿舍，有的宿舍地上垒好了一圈砖头，本来准备床板来了搭在上面，可是床板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只好赶紧派人去村里拉一些麦花子（麦秸）铺进去，虽不讲究，但还算暖和；所有的宿舍都安装了木头窗框，可是玻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回来，又派另一路人马去买塑料布，绷在木窗框上，虽不透明，但宿舍也不暗。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起了雪，又刮起了风，塑料布经过一段时间已经老化，天冷后已经脆了，风雪中大多数宿舍的塑料窗户都破了，靠窗户一边大铺的同学裹上被窝挤到靠后墙的大铺上，早晨醒来，脚底除了盖着被窝，还盖着一层雪。

       当时内人党惨案刚刚平反，教职工都有那么一股子激情，学生们对有了民族学校也很兴奋。就是这么一所学校，在1978年高考中，第一届两个班毕业生硬是拼出来七八个大学生。1981年，民中达到教学高潮，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有二十几个。

        通过创建民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刨闹一项民族政策或一摊子民族事业，争取起来不容易，这当中需要深入学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要耐心细致地与汉族干部沟通，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这方面移民过来比较早的汉族干部还相对容易做工作，比如像杨植林、李贵、郝秀山那样的汉族干部，不但好做工作，而且他们还敢于大力支持民族工作；有些从内地调来或分配来时间不长的干部，他们一方面对地方和民族历史与现实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却带着支边和先进对落后的优越感，做通工作非常艰难。尤其要调动能干事的民族干部不断地创业，才有可能做成。所以，对每一项政策、每一摊子事业，都要像对待眼珠子一样珍惜，谋求其发展，切不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弱化、淡忘和消失。

       有一次参加一个婚宴，我和当时筹建民中时的苏瑞新老师和司机李满良师傅，坐到了同一桌，他们给同桌的民中老学生讲起了筹建民中的往事。我正是民中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当年的学生生活有点激动，也多少有一点传承民族文化重任在肩的感觉。筹建民中时，云海已经由察一中书记调任土左旗教育局副局长。当时造反派还在当权，工作中处处遇到障碍、阻力甚至顶牛，他自己也是刚刚由内人党反革命得到平反，出来工作时间不长，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工作上有点儿施展不开。还是一些教育系统的老干部，还有一些土中毕业的年轻干部主动协助他开展工作，一步步打开了局面。

四、实习蒙语

      1973年恢复蒙生班之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蒙语教师问题；再一个是学习了蒙语的学生的实习和出路问题。1973年恢复的察一中两个班、毕克齐中学两个班、潘民中一个班，共五个蒙生班，抽调了几个“文革”前教蒙语的教师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接下来每年要增加五个班，连续增加三年，现有的蒙语教师就不够了。1975年筹建民中时，又需要集中解决一批蒙语教师。1978年前后，旗委、旗革委会批准恢复和新建一批民族学校，蒙语教师就成了建设一支队伍的问题[1]。如何解决教师来源问题，又成了摆在云瑞等领导同志面前的一道难题。怎样才能既符合政策，又解决实际困难，基本上是从两个方向着手的：一是就地选人，送到牧区实习蒙语。当时有一些“文革”前的民族学校毕业生，他们学过蒙语，有一定词汇基础，除了老大学生，老三届毕业生就是当时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才，他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在村里的学校或公社的戴帽子中学教书。把他们抽调了一批，放到锡林郭勒盟牧区的牧民当中实习蒙语，体验蒙古民族文化生活，见效较快。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了土默特人当中既会蒙语，又能在各种场合传播一些蒙古民族习俗和文化传统的骨干，是比较适用的蒙语教师。二是从牧区选调蒙语教师。那一段时期从锡林郭勒盟、通辽等地抽调到土左旗一批蒙语文骨干教师。从牧区来的蒙语教师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锡盟来的教师蒙语发音比较纯正，是标准音；再一个是通辽地区来的科尔沁人，他们文化基础比较好。总之，就这样解决了蒙语教师缺少的问题。

       后来，呼和浩特市里一位主要领导一个指示，说学蒙语没什么用，把中考科目中的蒙语取消了，以至“文革”后逐渐恢复的蒙语教学尽管没有被完全取消，实际上也已经形同虚设，许多蒙语教师外流，成了当地干部队伍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2009年，呼市民委与教育局联合发文，要求从2009年民族学校招收的初中生开始加强蒙语教学，到2012年中考时再度恢复蒙语考试科目，这也反映了社会对民族教育从认识到发展的变化。

      1978年，土左旗民中的第一届高中生毕业，这就遇到了从1973年恢复蒙生班以来，这些学习了蒙语的学生的实习和出路问题。大家可能记得那个年代政府机构中有个称作“知青办”的部门，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借助了知青办的渠道与政策。经过与锡林郭勒盟联系，这批学了蒙语的学生，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渠道与政策，分别插队到锡盟黄旗18人、白旗22人、兰旗15人，共55人。当年民中毕业的两个班应该有一百人左右，其中考了大学七八个，考入中专一部分，落实政策安排了一部分，不愿意下乡而回家务农的有一部分，最后下乡实习蒙语的是55人。当年旗里还做了一个“关于对土左旗在牧区插队学蒙语知识青年满二年土左旗招回使用”的决定[2]，这就为第一届学习蒙语的蒙生班学生，将学会的蒙语书面语过渡到口语，提供了渠道和保障，也为他们就业开通了渠道。这样一项有利于土默特蒙古人恢复民族语言和文化，而且从现在全自治区开展的“加快文化发展，建设民族文化大区”活动来看，又很有远见和超前意识的政策和措施，在土左旗开头做得不错，可惜只惠及了两三届学生便不了了之。当然，这么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实际执行起来还是会遇到种种困难的。其中最难的就是把下去的学生招回使用一环，具体说就是如何解决招工指标的问题，既有政策照顾的有利条件，也有指标限制的特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教育局给旗政府打了个报告[3]，一是要求解决指标；二是建议由教育局与知青办共同协商办理。那时正好赶上农业银行的大发展阶段，云瑞同志亲自去内蒙农业银行找了刘瑞军行长，请求他的支援。刘瑞军是土左旗大齐人，民族感情很深，他对这个事很重视，给安排了一部分指标。这样，下乡到牧区的两三届学生后来就大部分安排到了农业银行工作。

五、恢复助学金制度

      土默特人举办正规教育已经快三百年了，尽管各个时期国运、财运、地区政局不一样，给学校和孩子们提供的经费和助学金也有时宽裕，有时紧缺，但老土默特旗衙门一直把孩子们上学当作自己的责任，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一直保持着这个传统。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乌兰夫带头创建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视发展民族教育。“文革”前，土旗民族学校的住校生都办成集体城镇户口，小学住校生每人每月享受6.5元学习补助费；初中按在校生人数的42%评定助学金，每人每月享受8.5元助学金；高中按在校生人数的60%评定，每人每月享受9.5元的助学金[4]。那是民族教育搞的比较好的一段时期，人们至今还在夸赞1962年土中的高考成绩。可是，有些内地来的干部不能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却继承了一些国民党的民族观，因而在民族政策的执行上常常出现偏差，引起矛盾，再加上“文革”期间有些人别有用心，有些造反起家的流氓当了政，“文革”后期这些人还当权阻挠，落实政策阻力挺大，直到邓小平坚决取缔“三种人”，民族工作才好做了起来。

       1973年恢复蒙生班的时候，察一中两个班、毕克齐中学两个班、潘民中一个班，共二百来个学生，在云瑞同志的主持下给恢复了住校和助学金制度。学生们从大队开上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材料，由班级评定，每人每月享受3元、5元、8元不等的助学金。那时候刚刚经历“文革”大串联和造反、夺权等等大动乱，经济濒临崩溃，能做到这样，上头要跟当权的主要领导争，下头要督促职能部门落实，得突破重重困难，不过总算开了头。1977年恢复高考后，教育局打了个报告，为了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子弟多出人才，想给每个考上大学的蒙古族学生保留自留地，并且每月补助点助学金。当时，旗里贾根宝是革委会主任，张金栓是人大主任，云瑞提出来这个事，他们都没有反对意见，就这么定了。每人每月10元钱。朱尔沟的云威风，一个农民，1979年，他家的老二考了大学，1981年，老三也考了大学，每个学生学校给20元助学金，土左旗给10元助学金，一个农民家庭就把两个大学生供出来了。当时普通干部月工资是36元，大专毕业生48元，本科毕业生56元，可见当时土左旗的助学金制度是很有力度的。可惜呀，这么一项好的政策，后来国民经济实现了翻番，人们的工资翻了好几倍，这个助学金却没有增长，等于缩水了，人们领与不领作用都不大了，以至于后来也就消失了。就像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录取线是二百五六十分，重点大学录取线是三百分。过了二十来年，两个录取线都翻了一倍，少数民族加分却还是10分，等于政策缩水一半。所以，还是那句话，刨闹一项民族政策或一摊子民族事业，争取起来不容易，一定要谋求其发展，切不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弱化、淡忘和消失。

六、举办蒙语实验班和创建土左蒙校

随着民中的创建和几所传统民族小学的恢复，民族学校的蒙语课程是恢复了，但实际效果还不够理想。要说土默特蒙语的失传，它是令土默特人痛心的事。土默特人来到土默川这个地方500来年，创造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和文化，可惜现在人们在这里搞“民交会”、“药交会”，却对这些历史文化缺乏挖掘和宣传，显得民交会的广告宣传缺乏历史文化传承和厚重感。作为父母官，云瑞同志认为：主要领导要想大事，想长远，只有部下办不了的事，主要领导才需要“亲自”处理。所以，土左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种种恢复民族语言文化的尝试。前面已经讲过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选派蒙语教师到牧区实习；再一个是安排民中毕业生到锡林郭勒盟实习。

      至今人们评价比较好的，是先在巴什民小创办的幼儿蒙语授课试点班，后来创建了土左蒙校。巴什民小当时是荣世德任校长，丁九恩任副校长，他们都是巴什村人。丁九恩当时还年轻，大家亲切地叫他“黑小”，就是后来任十四中校长，在香港凤凰台以“全国100个知名校长”作过嘉宾访谈的丁校长。把什民小的试点班取得了轰动效应，应该说是很成功的。那时，云瑞已经是土左旗委书记和旗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旗文教局打上来一个《关于建立我旗蒙古族幼儿园的请示报告》[5]，旗委经过研究，下决心将这个试点的成果推广扩大。于是，1980年旗革委会下达了一个《土左革发（1980）46号文件》，一方面加大对把什民小的支持力度，将试点班改为公办；另一方面着手筹建土默特左旗蒙族幼儿园[6]，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土左蒙幼。尽管后来已经发展成土左蒙校，人们却至今习惯称之为蒙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