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与背叛

佩里·安德森曾是英国《新左派批判》的主编，这本《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系统的梳理。其中对于某些流派的评判更多层次上不能带有意识形态性，而是客观地、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原因，其历史性和合理性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20世纪初逐步形成。第一代西马学者的政治经历大多形成于一战期间或俄国革命的爆发时期，包括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本雅明、豪克海默尔、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第二代西马学者的组建是在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包括勒菲弗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相比较于传统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西马学者的学术背景转回了西欧，尤其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而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背景的特殊性，其研究范围和方式都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较多不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方面的创新，其中主要体现在形式的转向和主题的背叛。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卢森堡和考茨基向来对学院派（讲坛社会主义者）有蔑视态度，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结合进中欧或东欧的大学体制中。

然而，卢卡奇在一战期间曾在布达佩斯伽利略学会任教，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本身就是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建立和传承为标志，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大学之中。这样的转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定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相脱离。

一方面他们通常认为其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卢卡奇认为：“它（注：指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卢卡奇面对第二国际等众多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试图辨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虽然在提出论题时巧妙地运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在观点林立的学术背景下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理论构建的逻辑上彻底将方法论奉为圭臬。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理论家都使用相对晦涩的语言，其本身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政治。本雅明善于在文章中加入突破传统范式的格言，尤其是他将书籍与妓女作为一双辩证意象写下的格言：“书籍和妓女都可以带上床；书籍和妓女，他们有各自的男人，以他们为生并且令其烦恼，就书而言，这样的男人是批评家；书籍和妓女都喜欢在展示自己的时候转过身去；书籍的注脚是妓女长袜中的钞票……”文字虽然简短幽默，确实又迂回难懂。因为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限制，必定是使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无法领会的，与群众实践相脱离是其必然结果。

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形式的转向，主要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内外环境两方面原因所决定。就内部环境来说，帝国主义重新站稳脚跟，马克思预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没有结束，反而渡过了战争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而重新焕发生机。因此，在此经济基础上，仍然有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为其效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知识分子相抗衡，不会在政治领域占有主要地位。就外部环境来讲，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化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走向。斯大林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官方镇压和封锁，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在自由的理论环境中结合西方的革命实践而创造性发展。

阿尔都塞运用其“征候阅读法”分析马克思的原著，得出了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的结论，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因此，从时间上讲这个断裂的界限在1845年。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处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之后，是“非意识形态”的科学阶段。

虽然之后的学者对其认识进行了批判，但是可以从中看出马克思的确在1845年前后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倾向。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反而从政治学、经济学返回了哲学的研究。具体来说，其典型的研究对象聚焦于上层建筑（文化、艺术等领域）。卢卡奇终身致力于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阿多尔诺除了文学论文集的著作外，还有对音乐的系统论述，本雅明的最具开创意义的小册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电影等艺术作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如“原真性”、“光韵”等概念，总结了从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形式的变化趋势，创建了机械复制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学扩展了新方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之所以是从“意识的批判”开始，是因为单纯的政治经济批判并不能改变现存秩序的根本性质，或者，在一种经济基础的人为改变之后继续着同样一种意识支配的秩序。于是，批判理论就把矛头指向整个统治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因此，在主题的内容上，更大程度地适应这些批判理论家认识论的转向，意识形态、美学领域的批判明显多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思想来源也发生了改变，或者可以被称为对马克思本身的“背叛”，因为其深受欧洲唯心主义哲学所影响。马尔库塞思想被认为有两个基础，一是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构成的哲学基础；一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元心理学构成的人类学基础。萨特更原本就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受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所影响也不足为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发地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黑格尔。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两大理论主题：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把“异化”外部客观化即“物化”，均来源于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想要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克服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对立，以此来反驳来自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观点如马赫主义。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被归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即意味着西马的理论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而带有民族性的特色，这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离。

总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意味着其结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式微，西马学者被资产阶级统治者、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所封锁和通缉，被本国无产阶级政党所排挤，理论无法适用于实践需要，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集体的潜在的悲观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最终结果上体现为主题三大方面的背叛，其根源上是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一形式转向。因此，创新原则的抛弃，最终其理论的终点一定是被束之高阁，无法真正改造具体社会现实。

卢卡奇并没有真正回答“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被列宁、托洛茨基等俄国革命理论家所重新回答，因而才能根据理论建成并建设第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政权。列宁认为，“正确的革命理论……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因此，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理论首先必须与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体斗争相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葛兰西其余基本都与本国共产党组织意见不合，无法参加政党的建设，因而他们并不能获得正确的最终的形式。第二，必须与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取得联系，并且要与真正的群众相结合。西马理论家即使进入了共产党的核心，但无产阶级群众与其政党并没有直接联系。第三，只有群众本身是革命的，才具有社会自身改造的力量，才能够真正将理论诉诸于实践，而不是形成理论本身的循环。

图片：网络

文字：雪叶

20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