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说，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原因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它不仅关闭了我们的全球经济，还使供应链和需求完全失控。而今年我们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报道说，拜登是指战争直接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实际上，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今日的困局是在为。过去几年无节制的扩张政策还债，介于其中的经济表征就是美国国内高达8%的通货膨胀水平。一方面，美联储迟迟不肯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而是不断通过印钞机推动经济增长，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中国为代表的工业制造国起初通过技术升级和管理效率提高吸纳了一部分成本，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产业链被迫将成本向下游和消费端转移，美国进口商品必然全面持续涨价，美国国内必然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顽疾。

另一方面，美国政客为了选票，既不敢让经济陷入低增长而得罪富人，也不敢漠视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得罪穷人，所以只能通过提高政府负债水平透支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美国参众两院和政府在负债水平上但又不得不屡次妥协，既要上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也要给穷人发各种补贴，还扭扭捏捏的不敢向富人征收重税，最后只能指望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外加对美国政府信用债券的大量购买。丧失独立性的美联储被迫迎合美国政府，直到通货膨胀报表才不得不开始加息。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化解通货膨胀困境呢？其实经济学教科书上早就有相关论述，美国历史上应对滞胀也有经验，只不过要看美国政府的定力、勇气和决心了。

一方面，正常的货币政策和审慎中性的财政政策是老成谋国的基础，也就是美国要再次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样壮士断腕，用阶段性衰退赢得供给侧改革，真正考验的是美国选票经济学的短板，还有互联网时代的舆情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只能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共同推进更加广泛深入的经济全球化，才能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进而降低工业制造的生产成本，长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