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措施不断升级，试图对中国的创新发展进行全面制约。为分析不断升级的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的创新影响以及可能的应对之策。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CSMAR上市企业数据库等识别整理了受出口管制影响的微观企业样本，对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尝试寻找应对措施。研究发现：（1）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短期内具有负面冲击，主要通过降低进口产品质量、压缩海外业务规模以及挤出研发投入抑制企业创新。长期来看，出口管制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产生倒逼效应；（2）在应对策略上，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介入、优化企业融资环境等措施缓解出口管制的不利影响；（3）出口管制作用效应受到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影响，主要抑制了国有企业、进口依赖度高的企业以及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创新。海外业务布局更广、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应对出口管制冲击能力更强。本研究拓展了出口管制对创新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如何应对美国出口管制冲击提供了决策参考。近年来，随着中美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中国威胁论”盛行，美国加速推进“中美部分脱钩”和“去中国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方位制约中国创新发展。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政治联盟关系的修复还引致了部分国家采取与美国类似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出口管制体系复杂，管制手段繁多，其中实体清单执行最为严格，管制力度最大，可以直接对应到中国的微观企业。近年来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在实体清单中新增中国实体，体现出对中国创新型企业的特别针对性。与此同时，美国还实施长臂管辖政策阻碍实体清单中企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不断加码的现实背景下，实体清单中中国企业进口、技术引进等模仿创新的路径被限制，不仅可能对实体清单内企业创新产生冲击，还可能会通过国内、国际生产网络的传导，波及更多国内企业。可见，充分分析美国出口管制对国内微观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对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求进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往对出口管制的研究囿于数据限制，缺乏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微观企业创新发展的直接分析，实证的探讨多停留在国家或产业层级。本文通过对实体清单、企业海关进出口数据、上市企业数据等的匹配对应，较为精准地识别出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的上市企业样本，全面评估了美国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创新的短期、长期影响以及异质性特征。经典的北-南贸易模型为美国对中国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提供了理论解释，结合中美的科技竞争的情境，北-南模型的结论表明美国应当在加速创新突破的同时，防止技术向中国扩散。在经典北-南模型中引入关键中间品部门后，如果发达国家限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高质量中间品，短期内会降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模仿研发效率。但长期来看，研发难度的提升会倒逼发展中国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具体而言，出口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创新的机制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引进来”的创新效应看，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从根源上限制了产品进口和技术引进等创新路径，提升了中国企业通过模仿进行再创新的难度，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从“走出去”的创新效应看，美国对实体清单企业施加的一系列限制和长臂管辖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受到负面冲击，压缩了企业海外市场的利润空间，企业通过跨国投资等进行国际化研发的路径受到阻碍。海外业务规模的缩减，也不利于企业与海外供应商之间的业务往来，会降低企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嵌入程度，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无论是对产品进口还是海外业务的影响，都意味着出口管制提高了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依据实物期权理论，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会暂缓研发投入决策，即出口管制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抑制企业创新。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重点研究了以下问题：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是否确实存在，长短期影响是否具有差异？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如何？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创新效应是否有所不同？政府、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出口管制冲击？从微观企业视角切入回答上述问题，不仅补充了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效应研究的视角，并且有助于提升政府、企业对类似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第一，出口管制短期内抑制中国企业创新，特别是抑制了企业发明专利的产出增长。表明美国的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突破式、高质量创新成果数量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我国高质量创新具有精准的靶向打击效应。长期来看，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反而倒逼了企业增加内部研发投入。在出口管制的影响下，企业更多地在发明专利产出上投入资源而非发明专利的产出将明显下降。第二，影响机制上，出口管制通过降低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压缩企业海外业务规模以及挤出企业内部研发投入抑制了企业创新。一方面，美国的出口管制使中国企业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总体质量显著下降，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也显著下降。进口产品和中间产品质量的下降显著抑制企业创新。为应对美国出口管制冲击，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寻找全球范围内的进口替代市场，尽力分散进口来源。另一方面，出口管制压缩了海外市场规模，不利于企业与海外供应商之间的业务往来，降低了企业全球产业链与国际研发的参与程度，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同时，对进口来源和海外业务的冲击共同提升了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暂缓高风险性的创新投资，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第三，区分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分析发现：出口管制对国有企业、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创新抑制作用较强。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大国重器”类创新，在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冲击下，需要特别警惕出口管制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中国企业目前对美国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主要是航空发动机、光刻机、超高精度机床等国内暂时还不能满足国产进口替代的高端装备，此类企业受冲击较大。而上游企业一般是重要的供应链企业，一旦被管制其波及范围更广，且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多依赖于激进式创新，受到管制影响后，短期内难以实现激进式创新的突破。而下游企业在寻求替代技术、替代市场上有一定的空间。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出口管制对创新能力强、海外业务布局广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海外业务布局更广的企业与更多国家的供应商等建立了业务关联，在受到出口管制影响后，业务转向选择更多，可替代性更强。第四，本文对出口管制应对策略的分析中发现，政府补贴和充足的外部融资有利于企业抵御出口管制的负面冲击。在面临出口管制冲击时，无论是研发补贴还是非研发补贴都能缓解不利的外部冲击，但在经营常态化下，补贴的“锦上添花”效应并不好，更多应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本文检验发现，融资约束越宽松的企业，应对出口管制创新不利冲击的能力越强，这意味着保持企业创新资源的供给是逆境中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政府角度出发：第一，对受到管制影响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补贴等是行之有效的对冲手段。研发补贴、生产性补贴等都有助于企业应对负面冲击。除了直接的补贴外，优化金融市场生态，拓宽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等也十分重要。第二，在外循环上，应积极利用RCEP等贸易协定的签署，扩大贸易朋友圈，深化与其他进口来源替代国的贸易联系，以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精准定位自身优势领域，努力构建与美国等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制衡格局，完善《出口管制法》等在内的反制体系。第三，完善国内大市场的循环生态，进一步保障国内供应链稳定。在积极寻找海外可替代产品和技术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开展国内供应链特别是偏上游关键环节的备份安排。在关键技术和产品上，鼓励和引导企业提高关键产业重点环节的国产化率。从企业自身出发：第一，企业需要充分利用自身海外布局，在重点领域注意进口来源分散化，避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同时积极寻找进口来源替代国。第二，长期来看，企业需要持续加大内部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外部不利冲击的应对能力。余典范（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ydfshufe@ 126.com；
王佳希，上海财经大学，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m15721328392 @163.com；
张家才，上海财经大学，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1226407869@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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