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为什么纷纷逃离科研?

问题的提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逃离科研”事件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生，如获得麻省理工全额奖学金北大才子柳智宇大学毕业后遁入空门；新华网2003年刊载了一篇《我为什么“逃离”科研队伍：一位科技人员的自述》，报道了在某研究所工作的4位研究员集体辞职，主人公列举了“保密风气浓厚”、“科研成果署名混乱”、“重当官、轻科研”等等理由。这不由得让所有人重新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需要反思的是：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优秀的人才毅然决然退出，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又出了哪些问题？

“逃离科研”原因探析

博士生待遇过低

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认为：“国内博士生待遇低，造成隐性教育不公。”根据大量研究调查，目前我国博士生家庭绝大多数为工薪阶层，有些甚至是贫困户，当一个博士生在经历了小学、中学、本科、研究生阶段后，已经耗费了家庭中大量的财力，甚至使家庭负债累累。由博士奖学金、学校补助和导师补助三者构成的待遇仅仅1000元左右，相比于国外其他国家的优良待遇（德国博士生为1200欧元/月，法国博士生800欧元/月），我国博士生是严格意义上的高科技民工。网友“非主流博士生”表达了对博士生待遇的不满：“武汉大学虽然算不上什么顶尖级的学校，可是博士生的待遇确是末流……心情很沮丧，来此发帖，抒发愤懑”。博士生待遇低直接导致了他们为了生存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科研上，而通过在校外兼职的形式获取经济收入，降低了博士生培养质量，也使他们精力涣散，不能专注于本身的研究项目，不仅在学术上未能取得较好的成绩，也没有在事业、爱情上得到理想的回报。

如果说读博过程中低待遇是暂时的，那么博士毕业后又会如何呢？很明显，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博士就业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博士在高校就业的月工资最低，仅为3932元，其次是科研院所为4709元，远远低于在企业就业的水平（7184元）。即使在高校内部，本土博士和“海龟”博士的待遇也相差很大，在高校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海龟上岸，土鳖滚蛋”。以武汉大学为例，理工类海归博士科研启动经费在5-20万，安家费3万，并且在住房方面安排3室1厅，对于土博士科研经费实际只有0.5万，安家费补助仅为1万元左右，住房是1室1厅且难以保证。大跃进式的国内博士教育发展使土博士学历贬值，更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压力增大和学术成果的减少。2013年《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在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14.2%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在房价和生活成本高涨的当今时代，维持生活、养家糊口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尤其是对于大学青年教师而言，住房问题、婚姻问题、子女问题都要依靠足够的经济能力，而那些束缚型的口号—“为科学献身”、“追求真理”在博士心中已经不再那么响亮。

科学精神的缺乏导致“科研路”难以为继

科学精神是“求真”“务实”、“探索”、“理性”等要素的集合体，具体而言是要求从事科学工作的工作者具有对科学知识的信任感、对已知和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动机和能力、对不同科学观点的包容与融合能力、对事物科学批判的勇气。但无论在读博前还是读博中，科学精神的缺失无处不在。

（1）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

现实教育中，“科学精神”只不过是很多人放在口头上用来交流表达的语句而已，，只要自己的子女或学生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硕士、博士，把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学位证拿到手，那就意味着大功告成。正因为此，拔苗助长式的“应试教育”及相应的附属品（过度的补习、课外教育）使中国教育变的更加低效，这本身就违背科学规律。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应试技巧并提升了相应能力，但在实际问题解决与规律挖掘上却一筹莫展，进入博士阶段后面对着大量的科研难题和创新任务，他们会突然发现实现理想并不那么容易，过去很多年里自己所学习的到知识与处理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

（2）博士在读期间的“应试科研”

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认为：当前科研领域存在着科学精神缺乏问题，年轻人只是从“应试教育”转变为“应试科研”，创新意识和个性被抹杀。对于博士生而言，在3-4年内完成基础课程和理论课程的学习、博士论文的撰写任务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与时间，但为了能够迅速毕业、找工作，博士生更倾向于通过一些投机取巧方式获取学位，如重复研究、将以往成果改头换面、甚至学术剽窃等等。同时，由于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博士生毕业和考评的重要条件，沦为“学术民工”的博士生，在“博导一言堂”形势下只能委曲求全，对于论文和项目，只要“老板”认为正确，自己就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导师的观点已经为博士科研活动的一个应试标准，博士生普遍缺乏科学的思辨、挑战精神与动力。

（3）走上教师岗位后学术生态环境的不佳

青年教师在“讲师-副教授-教授”的升迁路径上也面临着繁重的论文发表和项目任务，为了实现职称晋升，青年教师不得不进行灌水式制造和发表论文，“十年磨一剑”已经成为混学术圈最次策略。正如一些博导所言：“你只要在SCI、SSCI、CSSCI上把文章发了，具体写的什么内容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的去看。”论文导向机制条件下大学教师评价体系已经完全扭曲了遵从科学和真理的基本精神，功利性的科研氛围让刚走向工作岗位的博士走入困境，一些教师工作成绩优异、科研水平也比较高，但就是因为没有在学校规定的目录期刊上发表出规定数量的论文，而遭到直接或变相的惩罚。例如2003年的浙江大学讲师朱淼华因无论文被淘汰下岗，2013年网曝湖南大学讲师杨飞因未发表论文被校方调离教学岗位……这些事件都直接体现了当代学术青年在高校中的生存的压力，无数的青年教师不能够将有限的时间集中于有价值的创新，为了生存只能随波逐流。总而言之，在人才的初期培养、中期形成与后期运用这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利于形成科学精神的人文与制度氛围，掺杂了太多功利性因素，科学精神化于无形。做科研是为了获取名气、良好的工作机会和评上职称，王晓焘对某重点高校166位博士的调查显示：只有21.5%读博为了从事学术，而38%是为了好找工作，16%为了职位晋升，24.5%则是因为被动愿意。生存与科研绑定在一起，逼迫广大青年教师为了金钱、晋升职称资本去做科研，“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和灌水式科研非常有效，当他们获取了副教授、教授职称后（爬坡成功），就彻底松懈，逐渐从学校中蒸发，开公司、做生意、放弃科研。

科研与期刊管理的缺陷

现实的尴尬与拷问饱含了对博士的摧残，一些学生博士4年仅是在开学和毕业时见过老板若干次，平时不管不问，更有些博士期间根本没有受到导师任何有价值的指导，缺乏对研究领域前沿的追逐，而是忙于帮助导师承担课题项目，当然其中不乏大量无创新意义的横向课题。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大学制度出了问题，正如清华大学退学博士王垠所言：博士教育就是“paper（论文）、论文，paper还是paper，而我的成就是“我的自我培养”。为什么要发那么多论文？做那么多项目？因为有了项目和论文，高校排名能够高居前列，学校知名度高了就会招收到更优秀的学生，而学校领导面子上也光彩万分。教育部门、科技部门更热衷于与博导们打成一片火热，国家的科研经费在很多官员和教授手里被私自瓜分，所以从一个顶层设计角度看就已经注定了博导圈钱、跑项目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博士生们或许见的许多许多，但敢怒不敢言，更重要的是博士生成为博导们的枪手，在制造了大量的所谓“科研成果”后也许连一顿饭都不会被赏赐。

首先，核心期刊版面的紧俏，僧多粥少，让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博士、青年教师研究人员以及许多在职官员博士生拥挤不堪，想尽一切办法在SCI、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多刷上几篇，一些博导、教师不择手段和不顾学术道义抢占版面，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学霸，人大经济论坛有网友曝出：西北农林科大某博导带领博士生疯狂抢版面。学术界有很强的“马太效应”，论文和项目做的越多，获取项目和发表论文的机会也就越多，形成垄断。而广大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则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整天被学校安排的论文任务所烦扰，一些经济状况不好的博士生甚至卖血发论文。期刊市场化改革后，一些期刊为了生存或出于盈利目的，将广大需要发论文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们当作待宰的羔羊，在编辑人员道德、审稿规范上也有很大缺失，关系稿、金钱稿现象横行，极大压迫了青年学者们的生存空间。笔者将中国学术界归纳为：在不规则的游戏规则下继续采用不规则的运行机制，可以想象在一个熬资历、缺乏学术自由的环境下，抱有远大理想的青年学者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婚姻、就业与健康问题

博士生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才是学者，除了考虑以上因为教育、学术带来的压力外，还应该注意到个体压力。一是婚姻压力。王元元通过对苏州、上海、济南等地高校博士生的调研显示，博士生压力按照大小排名为：婚恋、学业、经济、就业压力。而一些调查也证实了婚姻问题是导致博士生压力的重要原因，可以想象原本以为通过把书读好能够实现“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梦想，但最后却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难以组建的博士生们内心面临着怎样的沮丧。《博士生的女朋友有话要说》—近期广泛流传于网络空间的一封热帖，当事人讲述了博士生所承受的婚姻压力，在市场价值观深深冲击着博士生婚姻幸福时应当给予更多的情感支持。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于未婚的博士他们通常因为沉迷于学术事业而在感情方面不成熟，经常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抛弃，对于已婚博士而言更是显得压力山大，他们既要辛苦的工作养家糊口，又要为维持家庭付出感情和身体成本，“上有老下有小的”的现实压力成为难以专心科研的拦路虎。

就业问题同样困扰着广大博士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早已时过境迁。博士生就业的主要渠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但随着博士生的扩招和高校编制的愈发紧缺，人事代理制的教师成为“合同工”的代名词。笔者认为：这充分暴露出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缺陷，在很多高校里充斥着大量学术能力极其低下、混吃混喝将高校当作养老圣地的“伪教师”，尤其是一些高校女教师，通过在学校里的各种关系网将自己在短时间内运作成教授、博导，但纵观其学术成果却寥寥无几，价值很低。而当前在高校却缺乏有效将这些滥竽充数的既得利益者剔除出学术队伍的有效机制，这不由得使博士生门产生了“不玩了”的想法。大学本是一个崇高的学术殿堂，但目前已经被不良社会风气严重侵蚀，青年学者正常的上升通道被一些客观或主观的因素所阻碍。

健康的身体是在学术路上披荆斩棘的保障，但是博士生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徐玉娟对南京5所高校博士生的调查显示：因为学业压力导致的身体疲劳和缺乏锻炼，博士生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心理健康和生理状况的得分都较低。近年来高学历人群过劳死事件增多，如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复旦大学海归教师于娟……等等事件。不少博士生抱怨过的太累，称快坚持不下去了，这也许是从体征角度看身体与心理不健康的表现，更是摆脱学术的原因和驱动力。

正确看待“逃离科研”

爱因斯坦的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深刻的揭示了当前我国应试教育体制和教育规模扩展进程中兴趣缺失的问题。因为功利主义的存在，很多博士生是为了找到好工作、光宗耀祖而读博，而本身对学术的兴趣并不是那么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公众价值观没有必将博士生绑定在科研路上，只要有兴趣、能力，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从新西兰归国的博士丁莉萍从事小学教学工作，进行的数学教育改革成为教育界的成功范例。“逃离”也许是那些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者强加在博士脱离科研上的一种贬义词，准确的是说是自我价值选择和人才流动。只要能够人尽其才、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什么不能“逃离”？

但无论如何，导致博士“逃离科研”的原因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如果是整体逃离，一定是社会培养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教育理念与方式的转变。在中国教育体制方面应当加大改革，“唯分数论”、“填鸭式教学”这些与科学教育理念相背离的方法、措施应当从制度层面被禁止，在舆论宣传上媒体也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让家长们意识到孩子们喜欢看“蚂蚁打架”、“捏泥人”是正常的兴趣发展。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和变革考评体系的策略实现学校功能、教学观、学习观的前进，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的第五空间主权，严格意义上的单向知识灌输、被动学习和分数评价应该向互动型学习、探索型学习、创新型学习模式转变，让学生从小就能够形成具有独立自主、探索创新的意识，用兴趣来支持、驱动一生当中的学习、科研与创新。

二是改变学术生态环境，让博士生能够安心的从事科研。学术资源是从事科研活动的基础保障，必须优化其利用结构，才能实现最大效率。改变现有学术资源垄断、弱化项目申请与审批过程中的“名人效应”和“学霸”立山头，给予博士生们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让广大博士生与青年教师拥有顺畅的上升通道、保持科研积极性。改变学术评价体制，明确论文、项目数量和学术业绩不挂钩，禁止高校出台论文发表的硬性规定，对于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应当改革现有评价模式，加大教学任务完成量、发表论文被引用率和质量的评价权重。此外，改变学术生态环境还存在着岗位问题，“熬年龄”、“熬资历”成为很多教师占着高校编制与资源，但十几年都不写一篇文章和做一次科研的教师的生存之道，严重挤占了博士生的上升空间。杜绝人情关系、以科研能力为评判准绳是高校清除劣质师资、维护青年教师利益的重中之重。

三是提高博士生与青年教师待遇，缓解经济与生活压力。建立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长效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逐步扩大人才培养经费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具体应当按照高校所在地物价水平、消费水平逐渐提高奖学金、助学金的标准，在科研项目经费安排方面对于用于人力资源的费用比例应当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开始给博士生“涨钱”，但平均1000元/人的标准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所以还应该采取“科研津贴”、扩大“三助岗位“数量等多种形式予以经济保障。在高校各类基金中，青年项目比应当提高，努力实现高校工资分配中向青年教师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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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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