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解读是「过度解读」?
发布于 2022-05-19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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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影解说市场纷繁复杂,把它简单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的概述,既不涉及解读,更无“过度”之嫌。另有一部分抽丝剥茧,读解主题、人物、意识形态乃至镜头深意。
而它恰恰容易被人质询——这样的读解或许是观者的揣测臆想,属过度阐释。
比如《让子弹飞》里马拉火车被喻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倒置,《千与千寻》中的汤池被看成日本的色情场所,《肖申克的救赎》中出现了《出埃及记》的段落,于是有观众将安迪比作摩西,看成是一部宗教电影,等等。它们和剧情有关,但也被解读出各种意义。
这些是否存在过度解读呢?
电影是以叙事为载体的艺术,这是它和文学的共通性。文学上的遣词造句,是创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杜甫写“渚清沙白鸟飞回”,其色暗淡,一“清”一“白”用得极品。
更有贾岛的“僧推(敲)月下门”之说,流传有关文字上“推敲”之妙的千古佳话。
用字的准确,放在翻译家身上,更显功夫和才华。
于是我们通常不会认为那些杰出的文学作者所写下的千古名篇是无心之意。
恰恰相反,一字一句都经过了反复推敲,这对于有创作经验的写作者来说,一定深有体会。
而当这件事放在电影上,往往有另外的态度。一个镜头如何安排、演员如何走位、场景和主题如何协调等等这些被冠以“过度解读”之嫌。
这其中有一种可能,说这话的人不了解什么是电影,也根本没有拍过电影。
电影的最小单位是镜头,如同诗歌的一行字。而在单个镜头里的各个要素——摄影机如何运动,演员如何走位,画框中是展示一片浅滩还是飞鸟的玄妙,就好比杜甫的“渚清沙白鸟飞回”。
没有镜头里的反复推敲,恐怕就没有希区柯克、小津安二郎、王家卫、杨德昌等作者。
这些要素合理的交织,才构成了一个“准确”的镜头,继而筑成场景,最终组接成一部影片。
日本导演宫崎骏,始终坚持手绘创作动画。电影中的一秒有24帧,这意味着每一秒的镜头需要画24张画稿,一部电影所要绘制的数量有十万之多。
每一笔的斟酌,成就了如《龙猫》《天空之城》《千与千寻》等佳作。
对镜头的计较,是一个杰出导演的品质。
而大多数观众,没有探究之意,也无敬仰之情,不尊重劳动,权当电影是一种讲述故事的娱乐手段,对于烂片导演倒也说得过去,但枪口对准经典之作时,就显得太过浅薄了。
以创作者的角度阐释“过度解读”并不全面,毕竟一部作品问世之后,它就不完全属于作者了,而是与观众(接受者)共有,每个人都有批判或赞美它的权利。
那么,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是否一部电影中的每个镜头都饱含导演的深意?
一定程度上,不是的。
但对于大师之作,就如同杜甫的诗,或是熟能生巧而信手拈来,或是煞费苦心而别出心裁。
那到底怎样才是“过度解读”,或怎样才不是“过度解读”?
借杨宁老师的话——“不脱离文本的解读,就不是过度解读”。换句话说,一切依照文本(镜头)内容的读解都是正常的范畴。
对电影文本的解读,包括对单一镜头的解读,也包括对一段场景、人物、对白等词素的解读,还包括对整部电影的主题,所阐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解读。
既与观众的电影修养有关,又与观众的文化内涵、知识储备相关。
因《寄生虫》而名声大噪的韩国导演奉俊昊,毕业于延世大学社会学专业,无论是《寄生虫》《雪国列车》还是《汉江怪物》《杀人回忆》,在他的文本中充斥着阶级的议论与社会的矛盾。
一个有社会学认知的观众一看便知,而不具备这种认知的观众或许就没有这样的敏锐,把《汉江怪物》当作怪兽片,把《杀人回忆》当作悬疑片,而全然对影片中呈现的政治社会视而不见。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读解“过度”了,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为了掩饰内心的无知与怯懦,而去维护尊严和据理力争的手段。
毕竟一句“过度解读”,就让我们毫不费力地站上了辩论的制高点。
解读是费神的,而看个故事,听个解说就太轻松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从幼儿时听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到了成年喜欢看钢铁侠和小辣椒的故事。
故事的媒介变了,而故事的叙事内核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任何叙事的文本永远有第二种趣味,在情绪外的思辨趣味。只是愿下功夫又肯虚心求知的人太少了。
那什么才算是过度解读?我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玩笑)——
把罗兰·艾默里奇的《月球陨落》解读为: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月亮之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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