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路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

最近读到了北京大学路风教授三篇论文实在精彩，分别是2016年两篇《产业升级和中国路径选择》《再论产业升级和中国路径选择》和2021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三篇文章在思想上一脉相承，首先把《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笔记摘录于下。

首先是2021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我们为什么要回顾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因为对未来的预测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只有弄清楚过去强增长动力的来源，才能知道增长在未来是否仍然可以持续。

如果把目光拉回1999年，可能很少会有人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爆发式高增长的前夜。由于连续经历了宏观调控后的通货紧缩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持续下滑数年。但后来十几年奇迹式的经济增长令人震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甚至出于对 “过热”的担心而数次实施紧缩政策。这恰好说明高增长有着产生自己势头的力量源泉（而并非政策的直接后果），作者把这种内生的力量源泉归结为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机制。作文对于这个力量源泉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完整描述是：

一旦一个具有工业体系的经济体进入增长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是产出的函数，而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因此，开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各个经济变量能否进入一个 “正反馈”互动的过程。

1.为什么不能依靠新古典理论解释

首先，不是因为WTO和全球化等国际制度化条件。作者用其他金砖国家的例子证明 “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的命题不成立。其次，也不全是因为比较优势。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实施了市场改革、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按 “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政策，为什么唯独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很显然，问题在于什么因素 （自变量）使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不是 “枷锁”？

作者发现了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在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技能水平却较高———表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也包括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这违反了穷国生产低端产品而富国生产高端产品的一般规律。低成本很容易以 “要素禀赋”来解释 （人 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高等），但较高的技能水平只能是后天形成的，即与工业化的经验有关，这一切来源于一段被很多理论研究所“遗忘”的历史上——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工业化。

因此，中国是在拥有一个 “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化起步是处于比一般落后国家更高更靠前的平台上的。开放所带来的外资在其中的作用始 终是补充性的、助燃式的。这段历史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经济的产物，在本质上仍然是工业体系为核心的生产体系。这是讨论经济增长需要回到的基本点。

然而，当新古典经济理论在20世纪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后，其焦点转向自由市场，转向了研究如何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再次经济增长时，产业层次的变量已在理论中消失，其代价是使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难以理解。一旦接受了这样的经济增长理论，很容易就会失去主观能动性，而是寄希望于放手给市场通过自发资源配置解决一切问题，这被路风教授在《产业升级和中国路径选择》一文中概括为“失去了发展的方向感”。

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主要依靠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也就是说技术是内生而非索洛模型中假定的外生）。即便是后来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出现的内生增长模型，也割裂了知识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联系。事实上的技术进步不像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是研发投入的函数，而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不仅与其他所有的经济变量互动，而且受到组织、管理、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说，由于投入和产出等因素只能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和发展，而新古典主义理论恰恰把这种互动关系抽象掉了，因此它们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使我们也能以瓢画葫地算出各种统计计量分析，但是这种互动关系才是落后经济体最需要学习和具备的。

2.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

作者选择了发轫于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支关于增长的理论传统，即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来作为解释框架。分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和递增报酬自亚当·斯密即有论述，而真正使 “递增报酬”在经济学思想中挥之不去的是阿林·杨。

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框架根植于对“均衡”的执念。但是阿林·杨则认为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正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反均衡的力量。这种“反力量”即经济体系由于分工细化和工业化深化导致递增报酬的内生的动力：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增加就是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市场的规模，而生产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改进都会为工业体系的其他部分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进一步变化的机会。正是劳动分工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包含着递增报酬机制的 “奥秘”———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存在正反馈的互动。这就是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的自我强化机制的奥秘。因此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出现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活动，而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创建 一批基于报酬递增活动的工业部门，它们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并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而产生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由此进入最初的增长良性循环，这也被称为“大推进”理论。能实现追赶的后进国家全部都实行了“大推进”战略，先是苏联和日本，较晚点是韩国。

那么知识研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重要吗？不是不重要，而是无法孤立存在，更确切地说工业体系和有用知识二者是一体两面。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必然以工业化为前提条件。

3.如何证明是这种递增报酬促进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按照上面理论的说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演进，产生了产业链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正反馈，产生了不断细化的迂回分工，最终产生了递增报酬。

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的发展证明，在市场化和人民广泛参与的条件下，由工业体系的演进所产生的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的 “正反馈”就是中国高增长的内生动力。

由于递增报酬难以量化，须以有逻辑的叙事方式指出这一机制对于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的作用，对此作者写道：

第一，一旦规模庞大和部门众多的工业体系进入增长轨道，工业内在的迂回生产方式便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放大了 对基础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为高增长创造了重要的需求条件。第二，生产工业高增长带来的 “超常”需求使设备工业突破了引进政策的束缚，能以自主开发的产品赢 得市场，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生产工业的投资成本。第三，旺盛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投资能力也使高技术工业产生广泛的突破和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整个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历史同时证明，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工业化是使递增报酬机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而市场化则是这个条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表现。

因此，高增长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并非偶然。

4.为什么是中国和2000年？

但是直到这里，还是没有完全解答“为什么是中国”和“为什么是2000年左右”的问题？

生产体系每个国家都可以有，单纯的经济规律会在每一片土地上都起作用，因此显然需要考察与其他经济因素的互动。这个观察推动本文直面使这种互动过程得以产生的更高层次因素——中国从成立初期就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这个基础结构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它决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发动工业化，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决定了中国一定要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 也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

也就是说，人口等资源禀赋就像电脑的硬件设备，而大国基础结构就像一个操作系统。产业和企业就像在上面运行的软件。不仅如此，软件之间还会相互调用和影响，促进彼此共同升级迭代。

至于为什么是2000年左右，作者没有具体论述。但行文中粗略地提到了是因为市场化改革的理顺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我想后者应该是更关键的，诸如1998年下半年起正式取消了分房制度，大约2000年起加大了政府投资和基建投资力度。地产是周期之母，轰轰烈烈的地产周期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5.结论

最终作者给出了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主动力是在中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通过递增报酬的内在经济机制解释了２１世纪初的高增长。今天，中国工业体系依然强大，而且在世界经济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巩固。此外，就我们的竞争对手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其工业体系丧失了完整性，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就会遇到障碍，因此我们和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差距必然会缩小。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还没有到达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