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吴玉锋︱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一个社会信任的分析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影响着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社区是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容易造成感染的重大风险区域,同时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单元,因此社区治理是从源头上控制和阻断传染源的第一道防线。公共卫生社区治理有赖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后封城、封小区、封村等强力的干预措施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这并不代表社区在政府的干预下就能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绩效。单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干预手段和模式缺乏活力与柔性,存在“治理失灵”的局限性,难以形成全面、有效、灵敏的公共卫生社区治理格局。作为一种非制度性资源,社会信任能够通过促进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并形成集体行动来应对突发状况,打破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唱“独角戏”的困境,是危机状态下社区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

回顾已有社区治理文献发现, 有关研究对社会信任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但仍存在如下缺憾: ①从研究内容来看, 已有研究更多地从社会资本视角探究信任与社区治理的关系, 关于社会信任与公共卫生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尤其缺乏对二者微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 导致对社会信任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不够细致与全面, 难以准确、 具体地辨析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②从研究对象来看, 现有的社区治理研究忽视了对社区边界及其主体范围的明确界定, 导致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适用性难以识别, 影响了对社区治理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③从研究方法来看, 现有研究多以个案分析或定性分析为主, 缺乏以数据为支撑的实证分析, 其结论的普适性不足。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 总结社会信任在公共卫生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以城市小区和农村行政村这两个治理主体为分析单位, 并以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区治理为例进行研究, 以期完善社会信任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微观机制研究, 为运用社会信任优化公共卫生社区治理提供新的证据和政策指导。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构成

本数据来源于2020年2月在全国25个省、区、市实施的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的城市小区和农村行政村工作人员。疫情防控使得实地调查无法开展,因此本调查利用微信社交工具将网络问卷推送给目标对象。网络问卷调查无法确保抽样的随机性,采取受访者推荐的方法获取调查对象,使当前被访对象推荐其他社区中参与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的管理人员来扩大样本规模。通过问卷数据比对和筛选以保证问卷资料的质量,筛选后获得549个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有效问卷,其中公共卫生危机严重的湖北省社区工作人员占7.7％,其他省份92.3％;出现新发传染病的社区工作人员占6.56％,未出现的社区93.44％;农村社区工作人员占44.08％,城镇社区55.92％。表1为调查对象的样本构成。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根据2020年1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本文中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测量指标涉及以下7个方面的重点社区防控工作:危机防控组织领导工作、重点人群摸排监测工作、密切接触人员隔离工作、相关信息报送披露工作、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特殊群体关怀慰问工作、多方主体协调配合工作。网络问卷调查询问了被访对象对上述7个方面社区防控工作的评价来测量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

2. 自变量  学者们一般以“二分构建”范式将社会信任区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类本质上不同的形态。本文参照桂勇、黄荣贵在社区中观层面对社会信任测量指标的设计,在问卷中询问了“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以下对象”这一问题对受访对象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特殊信任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的熟人信任,通过对“本社区(村)邻居”“本社区(村)其他居民”“本社区(村)居委会”三类对象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普遍信任是指广泛的、无差别的对于大众群体的信任,通过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社会上大多数陌生人”二类对象进行测量。

3. 中介变量  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是中介变量。关于信息获得,本文借鉴王斌、王锦屏对于邻里交流获取信息及其媒介使用情况的测量方法,通过受访对象对信息传递和交换3个问题的赞同程度进行测量,即“我从本社区(村)居民获得公共卫生的相关信息”“我从本社区(村)居民获得危机防控措施信息”“本社区(村)居民之间用聊天工具互通信息”。关于心理疏导,本文参考借鉴伍新春等在汶川地震后对中小学生受他人情感支持状况的测量方法,通过受访对象对所受的心理支持和群体心理状态的三个问题的赞同程度进行测量,即应对危机时“我从本社区(村)邻里获得心理支持”“我从本社区(村)其他居民获得心理支持”“本社区(村)居民整体心态积极平和”。关于协调合作,本文参照桂勇、黄荣贵对志愿主义的测量方法,通过受访对象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3个问题的赞同程度进行测量,即“我坚决配合本社区(村)公共卫生治理的相关措施”“本社区(村)居民在公共卫生治理中能够群防群控”“本社区(村)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各方都能够通力合作”。

4. 测量指标与赋值  问卷采用21个指标对社会信任、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协调合作5个潜变量进行了测量,测量方法为5点李克特量表。本文潜变量测量指标和赋值方式具体见表2。

本部分实证分析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潜变量的测量质量是实证分析部分的前提与基础,首先使用相关软件从信度和效度两个方面检验五个潜变量的测量质量,然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社会信任、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协调合作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直接效果,最后基于“拔鞋法”(Bootstrap)检验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间接效果。

(一)信效度分析

本文运用SPSS24.0对5个潜变量测量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如表3所示,所有变量的信度系数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77且小于0.89,超过了0.7的标准值,表明5个潜变量都具备较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效度能够反映测量工具是否具备准确性,本文基于Lisrel8.54进行了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检验。收敛效度的高低取决于测量同一个潜变量的观测指标彼此间相互关联程度的高低,采用平均萃取方差(AVE)进行检验,结果显示,5个潜变量的AVE均介于0.5—0.72间,超过了0.5的标准值,表明社会信任、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协调合作和治理绩效的测度指标在平均意义上能够解释观测变量50％以上的方差,有着较高的收敛效度。依据Fornell-Larcker标准,通过将每个潜变量AVE平方根与该潜变量和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作比较可以判断区别效度的高低。表3中黑体数字为5个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他相关系数,表明各个潜变量均有着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直接效果分析

本文采用Lisrel8.5对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多重中介模型进行验证,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2。对模型各项拟合指标进行检验发现结构方程整体拟合度较好。具体来看,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4.18,符合小于5的标准,SRMR为0.07,符合小于0.08的要求,RMSEA为0.07,符合小于0.1的标准,NFI为0.97,符合大于0.9的要求。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详见图2)表明,社会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信息获得(β=0.57,P<0.001)、心理疏导(β=0.24,P<0.001)、协调合作(β=0.11,P<0.001)及治理绩效(β=0.23,P<0.001),假设1a、1b、1c、1d得到验证。信息获得显著正向影响心理疏导(β=0.53,P<0.001)和协调合作(β=0.06,P<0.01),假设2a、2b得到验证。心理疏导显著正向影响协调合作(β=0.36,P<0.001)和治理绩效(β=0.16,P<0.001),假设3a、3b得到验证。协调合作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β=0.60,P<0.001),假设4得到数据支持。在社会信任通过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协调合作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10条路径中,仅信息获得直接影响治理绩效路径(H2c)不具备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当今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较为容易的获取到大量相关信息,而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更需要社区成员能够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一致性的防控行为选择,所以信息获得难以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绩效,但可以通过促进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对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协调合作以及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都存在直接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度越高,则社区居民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方面表现越好,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也越高。社会信任是社区居民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公共卫生社区治理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三)间接效果分析

本研究以SPSS24.0作为分析软件,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估计方法来获取统计量、样本分布、标准误以及95％置信区间,这一方法与百分位法Bootstrap相比其优越性在于能够将效应值的不对称分布进行修正,有助于获取更精确的估计结果。中介效应及其比较结果是否显著取决于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若包含,则表明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汇总了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特定中介效应,其中占比表示特定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考察特定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各路径的相对强度。社会信任对治理绩效的总效应为0.542,其中,直接效应为0.233,占总效应的42.99％,间接效应为0.309,占总效应的57.01％。对特定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除社会信任→信息获得→治理绩效这一路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下限为-0. 015,上限为0.058,区间包括0),其余路径均通过了检验。具体而言,在社会信任与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间的特定中介效应中,社会信任通过信息获得影响治理绩效的效应为0.019,但置信区间(-0.015,0.058)包括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经由信息获得和心理疏导路径的效应为0.048,占总效应的8.8％,表明社会信任能够通过信息获得来实现心理疏导，进而间接提升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经由信息获得和协调合作路径的效应为0.022,占总效应的4％,社会信任通过信息获得促进了协调合作从而间接有助于提升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经由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路径的效应为0.064,占总效应的11.8％,社会信任可以通过信息获得和心理疏导来加强协调合作进而间接提升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心理疏导的中介效应为0.039,占总效应的7.2％,社会信任有助于心理疏导进而间接提升了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经由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路径的中介效应为0.052,占总效应的9.6％,社会信任通过心理疏导促进了协调合作间接有助于提高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协调合作的中介效应为0.066,占总效应的12.1％,社会信任有助于协调合作进而间接提升了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在所有的中介效应中,社会信任→协调合作→治理绩效这一路径的解释效应最强,占总效应的12.1％,协调合作是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最关键的中介变量。

社会信任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以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多重中介模型,基于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信任对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具体影响路径,主要结论为:①社会信任直接正向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同时也对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信息获得对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对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均直接正向提升了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②社会信任对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有间接影响,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信息获得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通过特定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协调合作来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协调合作是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最关键的中介变量,心理疏导的中介作用次之,由信息获得承载的特定中介效应不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研究对于准确把握社会信任与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间的复杂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为政府采取措施提升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贡献了新的政策依据。

首先,培育社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影响社区居民信息获得和心理疏导以及各主体协调合作的达成。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区关系网络的密集型编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契机，开展贴近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构建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公共议题等来提升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培育、加固和拓展特殊信任;另一方面,普遍信任更多建立在具有保障性的契约关系之上,因此要建立健全社区内部的相关规章条例和声望系统,借助社区内部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建立完善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大力培育社区普遍信任。

然后,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协调合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各项治理措施的有效贯彻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共同响应,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也离不开社区多主体的协调配合。常态化的公共卫生社区治理需要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以制度化的形式制定激励措施来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需要积极培育服务类、文体类、公益慈善类等各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强化社区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区组织间的多元联动能力。

最后,提高社区信息传递的效率。一方面,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要及时将各类防护知识和官方报道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是向平时接触互联网较少的老年人群体做好知识普及。另一方面,要疏通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普通居民在面对网络中的大量信息时很难分辨真假,因此社区要搭建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的线上线下官方平台、社区内部微信群等,将社会整体情况和社区现状做到及时更新,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以便有效缓解居民的恐慌心理,迅速整合社区资源,使社区不同主体能够凝聚共识开展自救互助,合力应对危机。

本文研究亦有一定局限。①在城乡不同情境下、 应急治理和常态治理不同情境下、 有无确诊病例社区不同情境下, 社会信任对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仍需进一步探讨。②本文考察了新冠疫情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于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的影响路径, 未来可基于不同公共卫生社区治理案例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③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仅从公共危机下社区治理工作效果角度进行了测量和考察, 社区治理绩效的测量及社会信任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理论模型的普适性有待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