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创新这事有多难

作者 / 罗振宇

来源 / 启发俱乐部

重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

有些奇迹，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它的里面，所以就见怪不怪。但是一经提醒，真的跳出圈外来想这件事，还是挺吃惊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从南湖上的那只船上的十几个人，变成了今天全世界的第一大党，领导着这么大的国家？

这可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奇迹故事。我们这代人其实一直生活在对这个奇迹的解释中。

有一种解释是来自于被共产党打败的对手。我要是蒋介石，我也不大想得通。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对于这次失败，也有总结，比如：

第一，说是因为苏联援助了共产党。

不过仔细计算起来，共产国际长期更重视实力强的国民党，对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的援助更多。

第二，说是因为共军的间谍很厉害。这个说法也有问题。至少，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中统、军统、宪兵，情侦经费和技术手段更占绝对优势。那时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侦察技术和经费都不足，情报组织也要小得多。

再来看看我们这边的解释。

我们这些在大陆长大的人，从小也接受了一些对这个奇迹的解释。比如，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比如毛泽东自己总结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些当然都对，但这都是事后的总结。我们难免还是有疑惑：比如回到上井冈山的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党的领导怎么就建立起来了呢？人民群众的力量怎么就发动起来了呢？如果这些方法有效，为什么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不学呢？党的领导、游击战、土地改革等等，他们怎么就学不会呢？

这些问题，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里我都得到了解释。只有回到具体的情境，才能知道策略选择的难处和妙处。

好，我们先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直接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启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的。所以，最初共产党人设想的革命方式就是“十月革命”的方式。“十月革命”又是沿袭了19世纪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方式。那就是工人在城市中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

但是，多次尝试都失败了。

为什么在欧洲、苏俄，工人武装暴动就能革命成功，在中国却完全行不通呢？

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包括俄国在内，19世纪以来，就已经实行普遍兵役制。一般男性公民都有服役义务，受过军事训练。

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人武装起义，实际上是军人对抗军人。再加上起义工人的斗志和士气，自然就有可能战胜正规军。

反观中国，“当兵吃粮”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专门职业，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观念的影响下，民众很少接触军事技术和训练，毫无战斗素养，且行动散漫，仓促组织起来，看上去人山人海，气势壮观，但实际上战斗力很弱。

那怎么办？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就是独立建军，拥有自己的正规军队，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今天我们看这件事，觉得顺理成章，但是要知道，这在当时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那是独一份啊。

你看，这就是一个不一样。

好，这个转折做出来之后，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独立建军，钱，也就是军饷从哪里来？

当时士兵的军饷一般是每个月大洋八元左右，这个收入可不算低，足以养活四五口人。军官收入就更高了。连长每月的收入就上百元，而当时上好的土地不过每亩几十元。当上一两年军官就可以回家买房子买地了。

当时国共合作的时候，叶挺的部队，能做到的是：足额发军饷，不克扣。这就已经能够打造出一支“铁军”。那个时候的军队，还是只能靠军饷来维持战斗力。一旦军饷短缺，军队就会发生哗变、溃散，或者被有能力发军饷的其他军队收编。

刚开始，也不是不想走这条路。比如，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为了迅速建立和扩大红军，广州苏维埃政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但是，平时招兵，用钱是可以的，真要到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用钱招兵就困难了。

再加上，一旦遭遇挫败，军队被赶到了穷乡僻壤，能吃上饭就很不容易了。筹集大笔军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怎么看，建立正规军这条路也走不下去的。

那怎么办？

做一个创新的事，难就难在这里。创新者刚开始总是弱小的，而如果用当时通行的办法来做事，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爱因斯坦说：“疯狂就是一再重复相同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破局点。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破局点：既然发不出军饷，那就干脆取消军饷。

我们隔了将近100年，想想当年的这个决定，也是觉得脑洞非常大。

当所有人都觉得问题是：没钱，这事就办不成，所以要去找钱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干脆不用钱了！这就是巨大创新诞生的时刻。

创新，往往意味着重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

好，回到那个时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果不发军饷，怎么让士兵不哗变，不逃跑？

给不了钱，就给尊严。就是实现军内政治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官不允许打骂士兵。要知道，当时其他军队，军官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还有，实行经济民主，虽然没有军饷，伙食也差，但是伙食账公开，士兵参与管理，军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吃空饷、喝兵血、中饱私囊。

要知道，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创举。

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这种官兵平等的风格保持了很久。1940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他说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参观时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见后便喊：“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马上脱衣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与国民党等级森严和腐败的状况形成强烈对比。陈嘉庚此后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对此宋子文都惊讶地说：“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真是天下奇闻。”

但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一吃就灵。搞创新，不是一招鲜。解决了一个问题，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搞创新，不是一招鲜

军队生活民主化了，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

在井冈山斗争中，有一个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士兵委员会说，大家想回家乡，不愿在山上坚持，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井冈山，随之溃散。

还有的部队，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兵“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代价当然就是军队的战斗力。

这就是一个衍生出来的新问题。怎么办？办法是，把纪律搞细，变成人人都听得懂的规则。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但是，你知道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样子吗？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规则。

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早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你看，这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谁都听得懂。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

仅仅有这些行为规则也不行。让普通百姓参军，毕竟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利益动机问题。一支不发军饷的军队，怎么发动普通百姓呢？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那个秘诀，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看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有1000多位将军，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土地革命时参加红军的农民。如果查一下他们的籍贯，人们会发现大多集中于几个“将军县”，如红安、兴国、平江、麻城、金寨等县，这些县份也是登记烈士人数最多的县。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就是居然1000多名将军中，井冈山籍的一个也没有。那可是毛泽东最早建立农村根据地、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啊。

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自己总结的。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说过：“我在井冈山搞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此话怎讲？要知道，1928年制定的那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②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③禁止土地买卖。

当时这么规定，是受苏俄革命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归公，属于苏维埃政府所有，只交给农民耕种，不是分给他们当成私有财产，也不许买卖，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自然就不太高。红军中出身井冈山籍的人不多，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1929年制定的新的《兴国土地法》，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打破苏俄模式，不再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就马上调动起来了。

让一个普通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从官兵平等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到“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系列措施成熟了、配套了，红军才彻底解决了不发军饷也能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的问题。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军队的领导力问题。

解决的办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到今天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含义。但是，回溯到它诞生的那一刻，回到它作为一个“挑战”的“解决方案”那一刻，它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你想，原来的旧军队什么样？都是人，当然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形成领导力啊。

曾国藩的湘军，是靠这样的乡亲、父子、兄弟关系形成的战斗力。曾国藩的粉丝，蒋介石也信这一套。请注意，这是旧式军队惯用，也管用的方法。

这在形成凝聚力方面是有效的。但是，这个套路有一个命门：通过个人威信来领导的组织，非常容易分裂。

而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定了党管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领导军队。

我小时候学历史，对这一点其实一直也没有学通。过去以为：党，不还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吗？在很多情境下，党组织的决定，不就是书记说了算吗？有什么区别呢？

这次看这本书，才恍然大悟：党既是具体的人，也是一种精神原则，更有一个不可分裂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就意味着，个人权威不能脱离党的权威。

所以坚持党的领导反面是什么？是不听党的话吗？不，在当时那一刻，坚持党的领导的反面是另外一个，叫个人权威领导。

比如，黄埔二期的余洒度是秋收起义时的师长，黄埔三期的苏先骏是团长，也是重要人物，他们反对上井冈山，可以一个人离开队伍，但是想拉走部队，办不到，带不走一兵一卒。

再看看对面的军队：

国民党在大陆为何一直帮派众多、内讧不止，重要原因就在于军队不是靠某个原则，而是靠同乡、师生、亲友这种人际关系来保持内部凝聚力。

我小时候看电影，打仗的那种，叫“同志”的，就是共产党军队；互相称“弟兄们”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小时候心里还疑惑：叫弟兄们，不是更亲切吗？哎，你看，这种称呼其实呈现的是背后的人际依附关系。而一句“同志”，互相之间就是靠一种抽象的精神原则支撑起来的关系了。小时候觉得“弟兄们”很亲切，现在才知道“同志们”这个词有力量。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看这本书才理解的。

我中学学现代史的时候，知道三湾改编搞了一个“把支部建在连上”。这件事，历史书上强调得很厉害，毛泽东自己也强调：“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厉害，又不甚了了。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者政委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就是这样。

而三湾改编之后的“支部建在连上”，意味着什么？你想一个连多少人？一般来说，一个班10个人，三个班是一个排，三个排是一个连，这是90人。再加上什么炊事班，一个连差不多是100人到120人。

这是什么数？你应该听过这个概念：“邓巴数”。

邓巴数的意思是说：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人。150人以下，你可以个个都认识，超过150人，你就不可能全认识了。

所以，支部建在连上，就意味着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也就是连指导员可以把工作对象变成每一个具体的士兵。

你看过去的老电影，指导员可以帮战士补衣服、写家信、开导思想。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士兵都被连接进了党的精神原则里面。

那结果你懂的，大规模成建制投降的军队，解放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上就很多。

1946年末，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中全歼李仙洲部，就花了几个小时。5万多人，21名将官啊。

莱芜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到前方主持检讨会，曾怒骂将领说：“就是送5万只鸡到莱芜去，让共军捉也要捉两天。怎么你们5万多人几个小时就叫人家解决了呢？”一些国民党将领们在会下不服气地说：“陈长官这就不懂了。要知道打了败仗以后，人比鸡还好捉。鸡听不懂话，到处乱跑。人只要一喊，要他缴枪站队，就会老老实实照办。”

走难走的路，换来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再梳理一下。回到建军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摆脱了两个当时默认的建军前提：1，在激励上，必须靠军饷；2，在部队凝聚力上必须靠个人权威。三湾改编，把这两个前提全部变掉了。在激励上，靠官兵平等和土地改革；在凝聚力上，靠党的领导。这从这两个起点开始，就打造出了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

走一条难走的路，往往会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

比如说：现在我们回头看，发军饷和“打土豪分田地”，好像都是给了经济上的激励，但是有什么不同？

发军饷，有点像现在公司里的薪酬制度；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整体、长远的利益，激励出来的主人公责任感明显要强。

还有一点，发军饷的军队，会让军队有沉重的利益负担。而土地改革后的参军者，他们可以一身轻松地四处转战，保卫胜利果实。

再比如说，军队的素质问题。

在中国古代，建军模式被概括称为“兵贵愚，将贵智”，就是当兵的要蠢一点，军官要聪明一点。

蒋介石建军，沿袭了这种方式。他有一句名言：“打仗就是打将”。这是当时主流军队的一种价值排序。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共产党军队当时被称为“土八路”，但实际上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土”，高层人士大量是留学归国的，这就不用说了。其实，就是底层官兵，在文化水平上也比国民党军队要强。

这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当时的兵源，都是普通农民，大多数都是文盲。对，这就是教育的功劳。

从红军开始，共产党就强调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只有士兵认字，才能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所以，共产党对基层官兵的教育非常重视，参军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扫盲、学知识。行军路上都要看识字板。到了宿营地，往往也要把士兵们组织起来上课。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多文盲士兵就能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比较起来，虽然军官的学历等硬指标不如国民党，但说到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共产党军队反而占优。

正是因为这个转变，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才有了组织上的基础。小股部队，不仅能够骚扰敌人，还能发动群众，同时能够灵活地隐蔽自己。这就要求一线官兵有很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即使脱离大部队的支持和协作，照样能够完成任务。能指望国民党军队中的那些“愚兵”政策下的士兵去完成这种任务吗？显然不能嘛。

但是，要知道，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特殊之处就在于内部严格的等级和纪律。“官大一级压死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成千上万的士兵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所以，树立军官的权威，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甚至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手段。

听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当时共产党军队搞的那一套，什么讲究“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官兵平等，发挥基层士兵的革命觉悟和积极性，强调发动群众，反而是不正常的做法。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给我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启发：一个能解决眼下问题的策略，也许恰恰是一个有害的策略。

什么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前面讲的，用发军饷的方式激励军队，用个人权威领导军队，看起来都是又方便又好用的方式。但是如果不摆脱对这些方式的依赖，后来的共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我再举一个书里面提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共产党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非常厉害。这不是谍战剧表现的那种厉害，是比谍战剧里表现得还要厉害，那真是现实比小说精彩。

比如中统领导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晖、南京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等等，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重要情报，往往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案头。这仗还怎么打？

怎么做到的呢？

地下工作的特点是危险性极高。这种环境通常会让情报机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消灭对方、取得情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是个例外。共产党从来不用暗杀这样的手段。对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要人，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共产党从未策划实施过暗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共产党内部对此有着明确的禁令。

听到这里，有听众肯定会说，不对，共产党明明搞过暗杀。周恩来不就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特科”吗？

“特科”全称是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周恩来亲自创办和领导。特科确实搞过暗杀，但此暗杀和彼暗杀，大不相同。特科暗杀的，不是敌方领导人，而是本方的叛变人员，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

创办特科时，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后来，周恩来又进一步规定了几条禁令：一、不许搞绑票一类活动；二、即使对叛徒，也不是诛杀殆尽，那些背离革命却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人，就不要打；三是不许搞暗杀活动。

周恩来创办特科时的这些严格规定，后来成为共产党情报机构、地下组织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共产党在情报战上战胜国民党的绝招——对内部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严格约束，绝不能“为达目标不择手段”。

为什么明明有效的方法，却不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是双刃剑，如果以此对敌斗争，当然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反过来，也会严重腐蚀本方人员，导致组织的涣散和堕落。中共当时本来就力量弱小，如果内部再涣散堕落，很快就会被消灭。

首先，当年共产党经费紧张，根本不可能维持供养地下工作人员如此豪华的生活。其次，周恩来在1928年就规定，地下人员的工作准则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也就是地下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绝不能过于引人注目。“最不像间谍的人，才是好间谍”。

因为内部的严格管理和自我的高要求，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展关系，坚持以政治觉悟为基础，绝不使用旧式会党那样依靠哥们儿义气、男女情爱之类的手段。

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当时可能效果慢，开展难，但持之以恒，却能真正激励人心，感召大量的敌方人员。在这方面，共产党这个“穷党”，做到了很多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用大量金钱也做不到的成绩。

其实，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也适用。

但为什么得到不这么做？因为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同事肯定不愿意跟一个骗子一起工作，就这么简单。我丢掉了一些用户，这当然是一个损失，但我丢掉一个长期结伴战斗的战友，损失更大，这账我总算得明白。

所有的工具都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对外，达成目标，对内，塑造自己。

一个工具，即使非常好用，但如果对内会产生消极作用，就是万万不能适用的工具。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这句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句话，是毛泽东对解放军战术精髓的概括。

人民解放军指导作战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广大军民；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

现在很多公司，你要流量，我也要流量；你做线下，我也做线下；你搞价格战，我也搞价格战。打得是很热闹，也许会有胜负，这种打法都叫“你打你的，我跟你一起打你的”。

想做成任何一件创新的事，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新的，而是因为我们重新定义了挑战，重新定义了解决方案。

你为你的目标，我为我的目标。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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