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游评书】迷茫时代的清醒之士 公共问题的智者哲思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刘擎 著

撰写 | 游苏宁（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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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作者指出，世界一直动荡多变，全球化的浪潮冲破了各种疏隔的屏障，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八面来风的冲击，时而惊喜，时而恐慌。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曾言：中国不只是民族家园中的又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华民族悠久和卓越的传统之一是兼容并包，格外擅长于安置、吸纳、收编和同化“外部”，将外部纳入华夏文明结构之内。但历经一个半世纪的“伪装”，或许已弄假成真。中国似乎已经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忘记了自己曾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下文明。中国传统的天下理想为何衰落，中国的世界想象中那些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等卓越的理念，为什么会被近代以来的排外主义、敌视他者的立场所侵蚀，甚至被复仇主义和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所挟持，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纵观天下衰败的历史，以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的策略是有条件的，其有效性存在高度的不稳定，其抗拒效应也非常有限。我们获得的重要教训就是：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世界国家。文明的自我优越论往往导致自我覆灭，这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共同思想遗产。有鉴于此，我们不只是共存于一个世界，而是在文化遭遇中共建大同世界，这样人类才能和平与繁荣地共存。

如今身处迷茫时代，许多人常常自暴自弃，想要蒙混度日；但刘擎不想放弃他们，他以自己的热情、可爱和睿智希望唤醒人们。他是那种即使不赞同你的观点，也愿意与你诚恳讨论的人，其赤子的气质让人信赖。本书分为迷雾与光芒、视角与世界两辑。作者通过解读现代思想，呈现观念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澄清我们的处境与对自我的理解，在风险与意外交织的年代里重建现代人对未来的想象。作者认为，哲学大概就是拓宽了你思维的边界，然而还是无法解决你的困惑，它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无法做到非黑即白。只是尽可能拓宽黑白的边界，让灰色地带更多，让我们穷尽商谈与对话的可能性，从而达成最大的共识。它有助于个人觉得自己的牺牲降到了最小，然而其实质并无改变，只是你自己觉得更宽心而已。通过阅读可知，刘擎的文章中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既能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入流俗。通过娓娓道来的耐心，显示出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他的用词言简意赅，讲道理善于以退为进。他总在追问最核心的问题，但并不急于找到答案，而是引领读者探寻沿途层峦叠嶂的风景。

作者指出，今天的中国，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门槛，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论辩常常让人倾向以“锋利”压倒“思考”。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刘擎认为，公共论说无论如何雄辩，在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对话，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争论对手，是对学者学识和品格的某种检测。尤其在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和审慎的智识美德。身处动荡多变、激辩思潮中的年轻人，面对世界的未来，多少会有迷茫与彷徨。他深度剖析了公共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的差异，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干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他们崇尚专业学术标准，善于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批评分析。而思想领袖则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他们能够以一个视角和一套系统思想来解释非常广阔的现象，并愿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观念。公共知识分子通常被指责为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变化多端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作者认为，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形成了动荡不安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后真相并非是新术语，它最早出现于1992年，2016年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后很快爆红。后真相的定义是：关涉或表示一些境况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对公共意见的塑造影响更大。后真相情景并不完全否认真相或彻底无视真相，而是与真相处在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关系之中。在后真相的政治文化中，人们以往熟知并承诺遵从的“从事实证据推出结论”或“结论服从于事实”的逻辑规则发生了逆转，转变为“让事实证据服从于既定的结论”。后真相状态对人们以往的认知呈现出深刻的挑战，我们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如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后真相风格的事实，带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神谕。后真相时代与“事实胜于雄辩”的原则渐行渐远，而“雄辩胜于事实”的现象似乎蔚然成风。刘擎将深奥的哲学观念与真实世界的状况相联展示给读者，从诠释自己的定力和行为，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到反思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引导我们如何接触生活的更多可能、开垦属于自己的领地，打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感，重获新的“自我理解”。

作者介绍了许多有悖我们认知的异端理论，让读者有兼听则明的机会。福山认为，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是国家、法治和问责制。国家就是通过集中权力和行使权利来发挥统治的功能；法治是一套至高无上且被普遍承认的规则，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服从；可问责的政府，即政府有回应质询的义务，从而担负了对公共福祉的责任，约束了以权谋私。这三个要素就是政治秩序的三个制度性支柱，其中国家是权力的化身，而法制与问责制是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政治秩序的发展逻辑其实与生物演化雷同，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适应环境的特征，就最有竞争选择的优势。仅仅依靠强大的国家，即使配合一定的法治，也很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首先，这是因为对民主的需求是现代人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造就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的政治意识中，民主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形态。其次，国家能力与民主问责密切相关。当现代国家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缺乏民主参与和问责的制度将引发严重的社会不满和抗拒，最终会侵蚀此前强大的国家。好的政治秩序必将会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存的多样性只是殊途同归的过程。

黑格尔说，重大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柏林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拥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应当有多元化的个人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无论以任何崇高的名义铲除多元与异议来寻求价值的和谐统一，都将导致巨大的灾难。这一极富洞见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其警策意义。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一般认为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包括：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和认同，对国家及其同胞福祉的特殊关切，也常常引申出为祖国的利益和兴衰而奉献的意愿。但托尔斯泰认为：爱国的激情源自一种愚昧而错误的认知，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在道德上总是危险的。因此爱国主义既愚昧也不道德，必须予以节制和修正。作者认为，爱国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能，而是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情感。因此，爱国不需要理由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说辞。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别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作者指出，知识被普遍认为具有特定的品质或满足特定的标准，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见解、观点、想法和信念。知识由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和权威，而知识产生的传授需要依赖特定的知识体制来获得其信用保障；经过特定训练的具有资质的人群，依据一套原则和程序来开展，其成果必须达到知识共同体共享的合格标准。与此同时，知识被视为有价的，不仅对于人类发现真理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对技术发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和社会繁荣等具有可兑现的功用价值。因此，知识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空间，在流行的“象牙塔”比喻中，知识生产与传播被视为远离尘世、高尚纯洁、受人尊重而仰慕的事业。但仔细分析后人们发现：知识生产与传播从来不是单纯自主的，而总是涉嫌与各种权力与利益的复杂纠葛。初看起来知识付费开辟出一种新颖的知识传授渠道，以非常有效的市场化手段提供知识产品，满足了大众的求知需求，这是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创新。但深究起来，许多怀疑和忧虑并非毫无道理，最常见而尖锐的质疑是关乎知识自身的品格。在知识付费浪潮的冲击下，知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否还能得到保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是否会越来越屈从于市场逻辑的规则而走向庸俗“堕落”。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互联网对人类交往模式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冲击，生成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动能，触发知识教育事业的变革，其深远影响方兴未艾。技术革命带来了印刷术的成熟与普及，激发了知识传播的现代革命。虽然知识并不等于商品，但是由此获得了明确的商品属性。启蒙运动远非纯洁无瑕，其中有商业逻辑的“威逼利诱”，也有与政府的交易、妥协与周旋。商业逻辑支持知识的大众化，这既可以使知识“庸俗化”，也会让知识获得强健的生命力。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正在挑战学校教育的垄断模式，网络在线教育将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就是从“传授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转变。学校将会失去其知识传授的垄断地位，“教师越来越难当，学生越来越挑剔”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不仅如此，网络时代带来传播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从“一对多”的中心辐射方式，转向“多对多”的去中心化的发布方式。身处知识网络化的洪流中，作者认为“介入是最好的坚守”。如何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学会在何处坚持，哪些需要变通，如何让讲述变得更为明晰透彻并具有吸引力，以更为“对用户友善”的方式传播知识的精髓，尚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磨砺。

先贤认为书海无涯而生命有限，读书应选择中外经典名作。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在其心智和学术的启蒙岁月中，经典名作并没有产生特殊的影响。他坦言：我们阅读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并不是因为它是完全正确的“真理”，而是因为它富有独特的想象力和思想启迪。本书中博古论今的智者名言俯拾皆是，如尼采：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 “实践智慧”。韦伯：学术知识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在西方传统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道德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之间既没有相同的理性基础，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作者指出，这种统一性的瓦解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它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

亚里士多德曾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分离的、自由独立的个体，实际存在的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群体和政治秩序之中。人的需求是复杂的，物质需要不只是生物性的需求。人生面临着最基本的两种选择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还是成为依靠别人的大脑来生存的寄生虫。创造者进行发明创造，而寄生虫则剽窃和模仿别人；创造者独自去面对大自然，而寄生虫则是通过媒介面对大自然。人类发展的源泉来自那些少数的创造者，源于他们“自给自足、自我激发、自我创造”的生命力。工作的意义在于工作本身，创造力的实现就是对工作最好和唯一值得追求的回报，也是最大的利己满足。正如优秀的建筑师所言：我无意于为了客户而建造房屋，我是为了建造房屋而拥有客户。作者认为，个人的历史犹如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否值得骄傲，终究无可替代。生活中，我们永远会面对“平平淡淡才是真”与“轰轰烈烈才是真”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至理名言。教育首先不应当只是输赢问题，教育的目标是使一个人健全和幸福，而不是在非常狭义的功利意义上论输赢。我们的教育让学生赢在了起跑线上，却输在了终点。掩卷遐思，阅读本书仿佛与博学睿智的长者促膝交谈，不仅拓宽了人生的视野，而且收获了许多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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