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的出生人口已经下跌到这个地步了吗?

前两天看到一则消息，有研究机构统计了2021年上半年公布出生人口的37个省、市、县的情况，类比2020年上半年的出生人口，估算出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或下跌16%。这一结论并不是全无根据，因为这家机构曾经按照同样的方法估算过2020年的全国出生人口跌幅，与后来统计局公布的实际数据误差并不大。

之前「贞观」发过一篇文章《渭南宝鸡铜川的县域人口流失下去会变成空城吗？》，其中提及，在省会西安以外，除陕北的榆林和延安，关中、陕南的大部分地市面临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且关中人口被虹吸最明显。

提到一个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就是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一个是人口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前者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口内生力，后者则反映了一个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这两项的加总，得出一个地区的人口是在增长还是在下滑。

人口增量=自然增长（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净迁入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

实际上无论自然增长，还是自由流动，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自由在城市之间迁徙的多是年轻人口，一对年轻夫妻安家落户在一个新城市，生儿育女，自然也会影响当地的人口自然增长。

▲备注：由于2020年、2021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据并未全面公布，这里以2009-2019年的统计数据为参考对象进行分析，所有数据来源均为陕西统计年鉴、西安统计年鉴以及部分七普、六普数据，暂不考虑原始统计数据本身的误差。

先来了解一下陕西全省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以近二十年（2000-2019年）的变化来看，陕西的人口增长整体呈现出比较平稳的曲线。但拉开时间轴来看，从1990年—2019年，30年时间里，整体的变化就比较明显了。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前后，陕西的出生人口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从高峰时的逼近80万，下滑到40万上下开始平稳。由图中也能看出，2000年以后，陕西的人口就已经步入了低增长阶段。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相比之下，近30年的死亡人口整体保持平稳的趋势，这使得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得出的自然增长曲线，与出生人口保持几乎平行的变化。

低生育率的情况在2016年、2017年前后略有改善，与当时的二孩政策放开及“抢人”政策有一定关系，但也能看出，到2019年，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不再明显，人口出生率曲线在短暂上扬后又调转向下。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将近20年省会西安的出生人口与陕西全省作对比。2000年千禧之交是一个生育高峰期，之后全省的出生人口呈现出波动下浮的趋势，直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前后。而西安的出生人口一直保持缓慢微涨的态势，经历二孩政策，以及抢人大战，在2019年达到一个新的生育高峰。从2000年到2019年，西安的常住人口从741万攀升到了1020万，这20年也是城镇化水平促使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入的阶段，所以不难理解，年轻人口流入带来出生率的逐年提升。

近十年（2010-2019年）的数据情况更有助于理解低生育率的情况。

2010年至2019年这十年，西安出生人口为97.65万，死亡人口48.8万，自然增长48.85万。这一数据可以和今年的七普人口联系起来看，六普到七普，西安的人口增量为448万，虽然七普数据未公布2020年的出生人口，但已经能看出西安近十年的人口增量以流入人口为主，自然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

▲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数据来自陕西及西安历年统计年鉴。由于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人口由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估算得出。（单位：万人）

2010-2019年，陕西全省出生人口389.7万，死亡人口234.9万，自然增长154.8万。六普到七普，陕西人口增量为220.2万。同样，七普未能公布2020年的出生人口，但对比之下，陕西全省的人口增长对自然增长的依赖要更高一些，外来流入人口大多进入了省会西安。

由于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了解陕西整体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省会西安并不具备典型性，在那些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地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情况更能反映问题。

这是一张2019年陕西各地市的常住人口、出生率及出生人口（估算）对比图。从2019年的出生率来看，西安、榆林、商洛的出生率相对比较高，分别为12.32‰、11.19‰、10.2‰，当年出生人口（估算）为12.57万、3.83万、2.43万。铜川的出生率在各地市中最低，为8.5‰，当年出生人口为6600人。由于铜川市的人口基数在全省最低（除杨凌外），这也使得铜川在2019年的出生人口在全省垫底。

▲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出生人口由常住人口*出生率估算得出

再来看死亡人口，由2019年各地市的常住人口与死亡率可以估算出死亡人口，安康市、榆林市的死亡率相对比较高，西安市、铜川市的死亡率相对比较低。

▲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死亡人口由常住人口*死亡率估算得出

综合对比2019年陕西各地市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西安、榆林、商洛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为6.79‰、4.3‰、4‰，人口增量分别为（估算）6.93万、1.47万、0.95万；而安康、铜川、汉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分别为2.31‰、2.62‰、2.62‰，人口增量分别为（估算）6200人、2000人、9000人。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自然增长由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估算得出

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一些规律，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高的地市，一般出生率相对较高，比如西安、榆林、商洛，这反应了当地人口结构偏年轻，或人们的生育意愿较高。而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的地市，一般出生率比较低，或死亡率偏高，如安康市2019年出生率为9.52‰，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死亡率却位居各地市之首，为7.21‰，这一点也让人费解。另一个位于陕南的汉中市也面临出生率较低、死亡率较高的情况。渭南是仅次于西安的人口大市，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为1.84万，增量仅次于西安。

2019年，商洛、延安、汉中、铜川、安康五个地市的人口自然增量在万人以下，这些城市中的大多数，还面临人口向外迁徙的问题，在生育率普遍下降，自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拐点就会提早出现。

很难想象，铜川的人口自然增长在2019年只有约2000人，自然增长率为2.62‰。而在2019年，铜川市常住人口为78.01万，比2018年减少2.36万，降幅2.9%。一边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仅有约2000人，一边是当年人口总量减少约2.36万，铜川市的人口形势可能是陕西各地市中最严峻的。

以十年来看，2009年-2019年，铜川市的常住人口减少了5.3万，这一时期的出生人口之和为8.71万，刨去死亡人口，十年自然增长人口3.26万。如果把铜川的人口基数比作一缸水，这就好像流出的水远大于流入的水，人口的外流严重影响了铜川的人口基数。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出生人口=常住人口*出生率 自然增长人口=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普查的数据相对更加精确，六普到七普，铜川的人口增量为-13.67万，人口增幅为-16.37%，无论人口增量及增幅，铜川在陕西十地市（注：咸阳受西咸规划调整不计入）中都是缩减最多的。现在来看，人口的外流也波及到了铜川的自然增长率，大量年轻人口流出，人口结构进一步老龄化，使得当地的人口出生率一降再降。

具体来看，从2010年至2019年，铜川市的人口出生率处在一个缓慢下滑的过程中，2010年铜川市的人口出生率为9.48‰，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降为8.5‰。在这一时间段，人口的死亡率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低出生率导致了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2010年，铜川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51‰，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降为2.62‰。甚至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的时候，铜川市的人口出生率反而掉头直下，二孩政策对铜川的人口出生率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除西安以外，榆林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地市，把铜川和榆林拿来做对比，会看到，榆林的出生率在近十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铜川的出生率一直在10‰以下徘徊，2016年前后，榆林市的出生率有过明显的上扬，显然受到了二孩政策的影响，但在之后政策影响式微，出生率也开始下行。而铜川出生率在低位徘徊许久以后，自2016年下滑得更明显了。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

出生率的反差也直接影响到了榆林、铜川两个市的自然增长率。2009年到2019年，榆林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7.82万。同一时期，榆林市出生人口（估算）约为42万，即使刨去死亡人口，自然增长人口也在19万左右。出生人口高，是支撑榆林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低生育率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仅在于婚姻和生育观念的改变，更客观的因素也许在于适婚人口的下滑。2010年，陕西初婚登记人数为61.8万，到2019年，初婚登记人数为41万左右，两个年份的差额约为20万，减少近三成，这一现象也普遍地反映在所有地市。这时候再来看当下不断加紧的生育政策，也许更容易理解一些。

 ▲2010-2019年陕西省初婚登记人数以及登记结婚的夫妻对数变化 |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