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政策是如何出台的

图为1983年，人们在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前围观，枪决布告贴满墙壁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6期

作者：杨津涛

几个月来，国内连续发生了几起恶性案件，以至网络上有人呼吁政府进行新一轮的“严打”。“严打”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他们都曾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过“严打”的消息，看到一个个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如果回顾一下“严打”政策出台前后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真的很乱，恶性杀人、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严打”过后，社会确实安定了，但也留下了给后人反思的空间。

彭真率先提出“从重从快”原则

1979年9月9日下午，在上海市控江路，一个交警制止某青年抢夺小贩时，因方法不当，引发群众围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闹事，他们攻击警察、拦截轿车、抢劫行人，一位妇女骑车经过时，被推倒在地，不法分子不仅抢去了手表、皮夹，还撕掉她的衬衫、胸罩、裤子，肆意凌辱。上海出动大批警力到控江路维持秩序，事件直到当天午夜才告平息。因此案被逮捕的不法分子有31名，其中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7名，劳动教养11名，少年管教1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仅仅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控江路事件”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当年5月，彭真主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时说，“对于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彭真强调说，“各个时期形势不同，治安情况坏时应从重，好时就应从轻”。他以“镇反运动”为例说，当初有一批“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分子”，对他们“不杀不能平民愤”，等后来社会逐渐稳定下来，政策就变为“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在彭真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所谓“乱世用重典”的时刻。

在这次会上，有人向彭真说起执法时的不便：“我们的干警不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有个持刀抢劫案件，我们抓到歹徒，也找到了犯罪工具，可是检察院说证据不全，不能起诉。那个歹徒抢了个皮包，拿出钱以后把皮包扔了。我们破案只能找到刀子，却找不到那个皮包，这样证据怎么也找不全。”彭真说：“找证据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找到全部证据。我们可以这样规定：找到基本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就可以起诉、定罪。”“基本”这样一个模糊概念的出现，无疑为后来“严打”忽视法律程序，以致冤案频生埋下了伏笔。

返城知青成不稳定因素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当年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要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下，至70年代末，共有1200万——1800万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电视上出现了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加里森敢死队》故事设定在二战末期，为了反击纳粹，美国军官加里森从监狱里找了一些各怀绝技的囚犯：精通8门外语的骗子、会玩刀的偷车贼、能开保险柜的强盗、幽默的神偷，他们成为中国青年模仿的“时尚”对象。私营经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裙子，这些社会新兴事物的出现，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