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公共知识分子的顶峰

文/苏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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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热词”，第一个是“东方睡狮”，第二个是“东亚病夫”。在大众眼里，这两个词都是近代中国的代称。第一个称号出自拿破仑之口，拿破仑用“东方睡狮”形容中国，体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强大潜力的认可和恐惧；而第二个称号，则是近代西方人歧视中国人民的证据。

这两个词语，前一个，振奋了中国人的人心，后一个，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近现代的历史中，这两个词语反复出现，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都曾引用过它们。这两个词一褒一贬，这里为什么要拿出来相提并论呢？

理由很简单：这两个词语有许多共同点。第一，这两个称号其实都不是“西方列强”的原话，中间掺杂了中国人自己的许多想象；第二，这两个词语的产生和流传，都和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近代中国史上鼎鼎有名的梁启超。

“东方睡狮”和“东亚病夫”这两个词，其实倒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据梁启超本人的说法，英国子爵Wolseley曾经称中国为“佛兰金仙之怪物”。所谓“佛兰金仙”，其实就是英文著名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当代人如果对英语文学略有所知，就会知道，这是一种由多个人类肢体拼装起来的怪物，和睡狮并没有什么关系。

《弗兰肯斯坦》由尼克·迪尔根据玛丽·雪莱的小说改编创作，该作品2011年首演于英国国家剧院

但在另一篇文章里，梁启超又虚构了一个人物，这个人自称去过伦敦博物院，看到过这个“佛兰金仙”，“佛兰金仙”内有机关，“状若狮子”，打开机关，就会张牙舞爪，无人可敌，又被人称作“睡狮”，是“先睡后醒之巨物”。梁启超于是感叹：中国就像是这样的“睡狮”。这样，中国“东方睡狮”的形象，就被拼凑创造出来了。

我们再来考据一下“东亚病夫”这个词。人们往往认为，这个词语是西方人用来嘲笑中国人体质虚弱的，其实不然。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1896年10月，上海《字林西报》的一篇文章中。《字林西报》是英国人主办的报纸，这篇文章也出于英国人的手笔，其中写道：

“夫中国──东方之病夫（sick man）也，中国麻木不仁已经很久了，但是到中日甲午之战后，世界各国才知道中国的病根之深。如果清政府的官员们能够以除旧布新为急务，那么虽然情况危急，补救也还不晚。”

这里的原文“病夫”（sickman），是英文习用语，常常被用来形容陷入困局的国家。在英文媒体中，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曾被冠以这样的称号。很显然，这篇文章并非嘲笑中国人的体质，而是在批评中国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官员的麻木守旧。梁启超在他的文章里，曾多次使用“东亚病夫”的概念，最初也是遵循原意，批评中国政府，但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里，他第一次用“病夫”批评中国国民的身体素质：“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四万万人里，都找不到一个体格完备的人。

如果国人都是病夫，那国家怎么会不成为病国呢？

同一年，革命家陈天华的《警世钟》，就把这一含义的“东亚病夫”，安在了外国人的嘴上：“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

梁启超发明的词语和概念，还不止这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同胞”、“国民”、“帝国主义”，这些说法，其实也是梁启超创造或者推广开来的。这两年来，“国学”这一概念在国内风起云涌，而根据西方学者Martin Bernal的考证，“国学”这个词语的最早提法之一，就是梁启超建立《国学报》的倡议——梁启超的影响，是这样广泛深远，直到现在，还盘踞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浸透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

我们考据这些词语的由来，并不只是为了猎奇好玩，而是要从中考据出一时的风气和精神。

梁启超为什么要为中国创造出这一褒一贬的两个称号？

为什么要做这些有捏造之嫌的工作？

这些工作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如何？

我们下面尝试梳理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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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农家少年到舆论骄子

清同治十二年，梁启超（1873年－1929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这是个相当偏远的岛上小村。但梁家的经济条件，在当地，还算是小地主的水平。古代中国虽然一贯倡导“农本论”，在理论上把农民捧得很高，而实际上，真正有吸引力的还是一顶乌纱帽。梁家子弟既然小有积蓄，便半耕半读，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跳出农门，进入“体制”。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奋斗一生，考到秀才，而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则连秀才都没有考上。

广东省新会县 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倾毕生精力没有实现的梦想，对于他们的儿孙而言，竟然是这样轻而易举。梁启超天赋极高，精力绝人，从小被目为神童。1884年10月，十一岁的梁启超便应试成为秀才。1889年，梁启超再往广州应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这时，他的年龄是惊人的十六岁。两位主副考官见此少年奇才，都有意招他为婿。最终主考官李端棻把他的妹妹许配给了梁启超。李端棻是当时的内阁学士，属于维新派官员，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臣。

出众的天资仍然需要开放的环境，东亚传统是重视教育，但历史上培养出来的，大多不过是陋儒和庸官而已。梁启超幼年天天学习八股文，虽然内心对八股并无好感，但是“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即不知道天地之大，在八股文之外，还有什么学问。十二岁时，他了解到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训诂之学，便对汉学产生了兴趣。他进入著名汉学家阮元开办的学海堂就读，成绩极好，某年季课大考，四季都是第一名。

越秀山南麓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全图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些背景知识：这里的“汉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分支，较重视细节考证，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在清代中期盛行一时。梁启超后来写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对于清代的学术流变，有较好的概括。

简单地来说，明末清初的学术，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工作，由于受到明末政局的刺激，比较重视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且格局较大。清代中期，文字狱盛行，清政府压制士人思想，故读书人多转而考据文字、名物的细节，于是“汉学”大兴。

而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统治遭遇危机，中西碰撞之下，新的学术呼之欲出。农家少年梁启超在十二岁时才接触到的汉学，其实已经是过季的学问了，幸运的是，他出身沿海，获取信息较为方便，清末中西古今的思想交流，多源于江浙闽粤地区。梁启超通过友人的介绍，结识并师从于康有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黄宗羲与顾炎武

从传统清儒的角度来说，康有为可以说是异端中的异端。他所从事的学问是今文经学，是清代汉学中较偏的一支，这一支主张“微言大义”，要从孔子的只言片语里找出经世济民的大道理来，这就不能那么严谨了。

康有为更进一步，把西方代议制和民主平等的精神，都容纳在这些“微言大义”里，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康有为的这套思想，明显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动机下，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

康有为与梁启超

梁启超回忆和康有为初次见面的时候，自己是少年科举成名，又懂些汉学，不免沾沾自喜，而康有为用大海的潮水、狮子的吼声一般的声音，把他眼中几百年来毫无用处的传统汉学批驳得一干二净，梁启超顿时觉得好像被冷水浇了一身，受到了当头一棒，自己之前学的，都是白学了，又惊又喜，一夜都没有睡好，于是决然舍弃旧学，退出学海堂，拜在了“康圣人”的门下。

康有为给青年梁启超的认知地图里，加入了“维新”和“时局”这两个因素。梁启超天分卓绝，当年在学海堂学习传统汉学，名列前茅，后来转而学习今文经学，就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

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同赴北京参加会试。但这次的主考官，是清政府保守派代表徐桐，梁启超没有考上。师生二人在北京恰好遇上了《马关条约》的签订。前来应考的各地举子认为，这个条约是巨大的耻辱，群情激昂，康有为于是筹划十八省举人，反对议和，要求变法，梁启超也在其中做了不少辅助的宣传工作。这一事件就是著名“公车上书”。

大型话剧《康有为与梁启超》剧照

同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从此涉足报界和思想舆论圈。1896年，梁启超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又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流传一时的文章，宣传维新思想，引进西方学说，提倡君主立宪。《时务报》影响极大，胡适在1923年的一封信里说：“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前两个，都是梁启超主持的。梁启超由此声名鹊起，世间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康梁”。

 

2-我的“中国”，你的“孔教”

虽说“康梁”并称，但他们的思想结构却存在不小的区别。康有为和梁启超都看到了近代中国人“散沙”、“奴性”，缺乏凝聚力的特点。这种特点是旧中国千年专制下，民众长期受到奴役和愚弄的结果。东西碰撞之时，大清民众的这种弱点暴露无遗。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意识到，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凝聚人心。

康有为出身官僚世家，终身怀有“帝师”、“圣人”、“教主”情结，因此试图把孔子和儒家提高为宗教性质的“孔教”，以此收聚民心。梁启超出身农家，平民气更重，对于孔教并无太大的迷恋，认为“中国”二字，更适合作为民众的凝集核。长久以来，中国人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梁启超事后回顾，认为老师康有为的宣传教育理念，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包含“国家主义”。

梁启超一生给中国开出了无数不同的药方，但追溯根本，还是“爱国”、“民权”两词，这两个概念是互为表里的。要爱国，则不能不开发民智，增强民力，伸张民权，因为如果民众在一个国家中，只是充当奴隶的角色，那么国家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外人的财产，是不值得去爱护的，所以，“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之所以要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立宪，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中国民间往往选择性地接受了梁启超的遗产，人们继承了“爱国”，却忘记了“民权”。

实际上，比起梁启超，康有为是更精密的理论家，但“中国”最终胜过了“孔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梁启超在宣传方面更受人们的欢迎。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好的报纸专栏作家。数十年后，鲁迅向美国记者斯诺，还把梁启超列入中国五位最为出色的杂文（散文）作家。梁启超写作速度极快，非常适合为报刊写作，《饮冰室合集》收录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一千多万字。作为对比，享年相仿，同样属于工作狂类型的鲁迅，一生创作的文字，算上日记和书信，也不过六百多万字。

当然了，有一利必有一弊，写得快了之后，就不能多么严谨和深刻了。此外，梁启超的文章平民性强，不守传统散文的规矩，常常杂以俗语韵语，笔锋常含情感，因此对读者有很大的魔力。梁启超自称，自己最富感情，而且对感情不加压抑，任其发展。因此，同样一件事情，经他的笔写出来，就更具刺激性和煽动力。

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是这样的例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东方睡狮”和“东亚病夫”，也是这样的例子：梁启超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心，不惜有意无意地过甚其辞、移花接木，夸大中国的成就，激化民间对西方的敌对情绪。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成了舆论骄子，不但普罗大众被他的文字迷得神魂颠倒，连一些士大夫也被圈了粉。1897年，晚清维新派官员，湖南巡抚陈宝箴、代理按察使黄遵宪在湖南力行新政，其中一项举措，是创办时务学堂，培养维新派的人才。根据陈宝箴之孙陈寅恪回忆，黄遵宪本来想请的是康有为，但是陈宝箴的儿子，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读过梁启超的文章，觉得梁启超胜过他的老师，建议舍康取梁，于是陈宝箴决定请梁启超来主持此事。当时梁启超不过二十四岁。时务学堂招收了四十个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就是后来反袁护国的蔡锷。

光绪帝“令举人梁启超以六品卿衔办译书局”，也就是让他主持翻译的工作。光绪皇帝又下谕“遍设报馆以开言路”，“吏民得自由上书，任何人不得从中梗阻”，暂时打开了言论自由的大门。梁启超也借此机会写了一些奏折和章程。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提出的实行宪政和地方自治的要求，并没有做出什么切实回应。因此，他到底是宪政的信奉者，还是新的“开明专制”者，现在已经难以判断，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了。

好景不长，戊戌政变不久爆发，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戊戌六君子被杀，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与康有为东逃日本，面临新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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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皇与共和

学生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性格差异。用梁启超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没有成见”。梁启超太没成见，往好了说，是从善如流，没有门户之见，往坏了说，就是流质善变，自相矛盾。这种差异除了天赋不同，也是家世背景的区别。

康有为出身官僚世家，终身怀有帝师情结。帝师、帝师，总要有个皇帝才行，因此康有为保皇一生，死而后已。梁启超出身农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反而较小。他过去从八股文转向汉学，再从汉学转向今文经学，都能如鱼得水，因此也不难从立宪保皇转向民主共和。

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时，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尚不成气候，他们向康有为和梁启超抛来了橄榄枝。康有为固执己见，不愿与大清的敌人——革命党合作，梁启超则认为两派大有合作的余地，他写信给孙中山，表白自己的心迹：多年来我梁启超做事的宗旨，只是为国为民，具体方略，则是可以变通的。如果谁能够拯救中国人，我就愿意倾心帮助。

革命党人影响，梁启超甚至还带着几位保皇党人，写信给他们的老师康有为，说：现在国事败坏至此，不改造为共和政体已经无药可救。我师春秋已高，已经可以休息休息，颐养天年。时局就交给我们这批弟子吧。

南海圣人收到此信勃然大怒，回信痛骂，又派人要求梁启超离开日本，去美国檀香山扩展保皇党的基本盘。梁启超只好谨遵师命，但他来到檀香山后，继续和孙中山联络，试图在“保皇”和“革命”之间做调和。梁启超提出，可以推举光绪皇帝为共和国首任总统，这样也许双方都可以接受。在梁启超的斡旋下，保皇党和革命派一度在1900年达成合作，在安徽、湖北地区起兵举事，但很快就告失败。

此后十年，梁启超先后游历、宣传于南洋、澳洲、日本、美国之间，经营报业，发表文章，引入西方思想。梁启超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了解西方思想，再通过自己的笔，把这些西方思想传递到中国，著述宏富，但他的思想立场时时变化，常常自相矛盾。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并发表系列文章《新民说》，提出要把中国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又在1903年创办《新小说》月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设想1912年中国将建成“大中华民主国”。

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

1903年4月，梁启超还在书信里表示，他“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而没过几个月，他又主张开明专制，认为现在的条件下，“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1月，其机关报《民报》创刊，向君主立宪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发动进攻。革命派章太炎和立宪派梁启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鲁迅和杨度当时还是青年，都是这场论战的旁观者和其中一方的粉丝。

立宪派最终没有与革命党走到一起，反而由此成为死敌。一些学者根据同盟会方面的说法，认为曾经主张调和的梁启超是奸诈的两面派，其实事实未必如此。梁启超时而同情共和革命，是出于民权的理想，时而赞成君主立宪，是出于现实的局限，可能都是真诚的，他只是没有什么成见罢了。如果说梁启超有成见，那么他唯一的成见，也许就是“爱国爱民”“救国救民”而已。梁启超同情共和革命，赞成君主立宪，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知道，最后，中国历史还是选择了革命党，而不是立宪派。立宪派的郑孝胥非常犀利地评论道，慈禧太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领袖。她扼杀了戊戌年的新政，带来了庚子年的义和团，结果就把众多原本主张稳健，赞同维新的有志之士推向了革命党的一方。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是其中的一员。

满清权贵像无赖小儿那样，抱着权力的奶嘴不放，能拖延一天是一天，这样拖延，就成功地把温和的立宪推迟成了血腥的革命。梁启超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心态，他回忆道，当时举国请愿设立国会，但清朝政府却还在用等到“宣统八年”、“宣统五年”之类的拖延之辞敷衍，梁启超感愤已极，在《国风报》中多次大声疾呼，如果政事仍然不做改变，那么未来恐怕就没有“宣统五年”这个词语了。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成谶，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统四年，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期间老照片 

辛亥革命爆发前，梁启超还一度发表文章，支持康有为虚君共和的主张。但当南北议和达成，清帝退位已成定局的时候，梁启超就转而积极支持共和制。他认为这种改变不能算是没有节操，因为无论是支持立宪还是共和，都是在为国家尽力。此时，梁启超的思想还倾向于开明专制一路，因此主张强力政府，反对地方分权。这些主张得到了袁世凯的欢迎。1912年秋，袁世凯派使者请梁启超回国，给予极高礼遇，每月向梁启超支付三千银元。

我们习惯于谴责腐败专制的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但实际上，当时中国一度享有相当高的言论自由。梁启超一介布衣，却能以报刊杂文写作影响时政，这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巅峰，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情。此时此刻，梁启超认为大展拳脚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各处演说，倡导政党政治，借力社会中的“中坚阶级”，试图联合立宪派的几个大党，不但要革除旧官僚的腐败，也要共同反对“暴民集团”，即同盟会-国民党一派。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一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眼看就要控制内阁，干涉袁世凯的统治。袁世凯出于制衡国民党的需要，为梁启超组党办报，提供了巨额经费。梁启超的努力也并没有白费，1913年5月，当时主要的立宪派大党，即共和、统一、民主三大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任理事，实际上是真正的幕后领袖。

袁世凯和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同路人。立宪派希望袁世凯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但袁世凯本人权欲颇重，无法与华盛顿相提并论，并不愿意党派政治妨碍到他的总统之治。袁世凯自恃军事实力强大，政治手段精明，视梁启超等人为白面书生，以为不足挂齿。

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但进步党组阁阻力重重，袁世凯只愿意把司法、教育等闲职赐予进步党，军政大权仍牢牢把持在北洋派系手中。1914年2月，熊希龄请辞总理，梁启超也随之辞职，进步党内阁夭折，立宪派和北洋派的合作渐成梦幻泡影。

1915年，袁世凯称帝野心逐渐显露，杨度等人鼓吹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经营舆论和理论基础。梁启超认为，民主共和一直都是政治的最高理想，先前，在满清君主专制的环境下主张君主立宪是权宜之计，如今已经共和国体已经确立，袁世凯再称帝，就是显著的倒退了。梁启超两次劝诫不成，于是和学生蔡锷在天津会见，达成以下约定：蔡锷在云南拥有军事实力，应当起兵讨袁，为保存实力，不妨虚与委蛇，暂时赞成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是舆论领袖，不可以不仗义执言，为全国四万万人，“争一人格”。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

1915年8月，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斥杨度等人重返君主制的论调。到11月，梁启超又帮助蔡锷秘密离京，返回云南，蔡锷离京时携带的云南独立的各种文告，也是出自梁启超的手笔。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还是在“举国推戴”下登上了帝位。梁启超一面与蔡锷筹划起兵护国，一面奔波各地，号召各地独立反袁。

1916年3月，梁启超假充日本人，偷渡越南海防，参与筹划广西独立。此行，他的行李只是一个小皮包，不带一件衣物。3月15日，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因病去世。

在讨袁护国一战中，曾经是君主立宪头号宣传家的梁启超，现在却成了为反帝制做出最大贡献的舆论英雄。另一位军事参与者蔡锷，则是梁启超的学生。因此，说梁启超是再造共和的首功之臣，实不为过。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发起“筹安会”，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杨度，也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当时宣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的影响，从赞成民主革命，转向开明专制路线的。梁启超文字思想上的影响，往往如此：建设的是他，破坏的也是他，宣扬激进的是他，宣扬稳健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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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知本色

袁世凯死了，梁启超却又放弃了先前的政党政治理想，宣告脱离政党。蔡锷病死，进步党又失去了武力后盾，逐渐没落，不复再起，北洋派独掌大权。1916年9月，梁启超组织宪法研究会，要从理论上研究民主宪政，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研究系”。

一生当中三次登基的溥仪

1917年6月，张勋联合康有为入京，7月1日，拥立宣统皇帝复位。梁启超当晚得知此事，迅即请求北洋实权派段祺瑞起兵讨贼。7月11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师生关系从此破裂。7月14日，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这一次，北洋派和立宪派之间的合作还是没有维持多久，四个月后，梁启超又一次感叹北洋政府腐败，与内阁的其他研究系成员全体辞职。

梁启超这次辞去政府公职之后，就回到了“文字报国”的早年路线。这才是他真正如鱼得水的领域。但公共知识分子机敏而不深刻，驳杂而不专精的特点，仍然是他不变的局限。1918年底，梁启超带着学生张君劢、蒋百里等人壮游欧洲，实地考察，历时一年之久。

他敏锐地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遭到了重大的打击，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就在眼前。但梁启超为此开出的药方，却是“西方已死，东方当立”：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现在是东方精神文明崛起的时候了。胡适挺身而出，和梁启超、张君劢展开论战。胡适告诫国人，中国目前连物质文明都还没有，更不要侈谈精神文明了。

梁启超与胡适及友人

从事后的舆论反映来看，胡适和梁启超之间的论战，无疑是胡适占了上风。梁启超开出了不成功的药方。而隐隐可以看出，“复归中国传统”、“东方文明救世界”的理论背后，依旧是爱国的激情误导了梁启超。但是，梁启超给出的答案虽然错误，提出的问题却有先见之明。梁启超知一言十，因此所言往往肤浅，但这十中之一，却有很高的价值。他考察欧洲社会结构，对几十年来他所亲历的中国政治改革做了反思：

代议制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潮流，各国都走上这个道路，略有所成。而中国却没有成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欧洲有代议制的阶级基础。例如英国有贵族地主这批少数优秀的人才，政治权力先由贵族扩展到中产阶级，再扩展到平民，日本也是如此。至于中国就不是这样了，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就已经没有了阶级。因此我国长久以来想要效法英国日本，却都归于失败，这是因为社会基础完全不同的缘故。（1920年，上海中国公学之演讲）

据此，中国发展之道，不在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发展实业，开发民智，发展中间阶层力量，使之负担政治责任，从地方自治着手，重建宪政。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梁启超所计划的那样。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发起北伐，沿途宣传爱国反帝，发动底层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打击商人士绅。梁启超虽然乐见北洋军阀的倒台，却对革命的国民党充满疑虑。在梁启超眼中，国民党现在是没有灵魂的躯壳，真正操纵着这个傀儡的是苏俄。中国没有阶级斗争的基础，真正的革命动力在国外的共产国际。

在晚年给儿女的信里，梁启超表示，要鼓起中国稳健派和中产阶级的余勇，去做最后的努力，准备在北伐军统一全国后，为多数人的自由，同国民党一拼。然而这一次，时间站在了梁启超的对立面，被他奢侈地消费了五十年的过人精力和才气，终于快到了油尽灯枯的那一天。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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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热血燃尽之后

从小市民求田问舍的角度，或者从伪知识分子收割流量的角度来看，梁启超早就登上了人生巅峰。他本人名动天下，万众瞩目；他长大成人的九个子女，全部成才，其中三名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理财投资小有成就，一个月收入几千银元是常事，而在那个年代里，富春江上游鸬鹚港风景佳绝之处，地价不过一亩一元。但是他是梁启超，他的人生理想，不仅仅是争名逐利而已。用陈寅恪的话来说，梁启超“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也就是说，梁启超爱国如爱自身，认为自己有启蒙国民的义务。胡适对他的评价则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如果用上述这些标准来衡量，梁启超的事业最终是失败的。从启蒙者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核心主张，就是爱国和强民，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相支持。但后人往往吸收了其中爱国的一面，甚至连带继承了他在爱国方面的错误，却忽略了强民的一面。胡适、蔡锷、杨度和毛泽东都自称深受他的影响，但走上的道路完全不同，证明他不是一个稳定的指路人。

梁启超引进西方思想，也往往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又往往如墙头野草，随风摇摆，他时而拥护卢梭的民主精神，时而倡导波伦哈克的专制理念，时而声称要一心一意学习西方，时而过分夸大中国古代的成就，时而反对激进革命，时而又赞美列宁。每个人都不难从他为数众多的网红文章里，找到支持自己一方的东西。

学术方面，梁启超本人西学水平和外文水平都不是很高，从他的年谱和书信来看，他学过英文、日文、法文、拉丁文，但阅读能力有限，所以犯下了“佛兰金仙”等于“睡狮”这样的低级错误。如今回顾梁启超的学术著作，最有价值的反倒是《清代学术概论》，这才是梁启超相对精熟的一块，这是他的童子功。

梁启超著作——《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直到晚年才略显定型。但中国的历史进程，最终没有朝着梁启超晚年所倡导的“稳健”、“立宪”、“中产阶级”的方向上走。在他的晚年，北伐革命如日中天。当年反对康梁维新的学者叶德辉，在湖南被暴动的农民杀死，梁启超的清华同事王国维，在颐和园跳昆明湖自尽。

稳健保守的旧时代即将落幕，激进革命的新时代就要到来。梁启超虽然已有不祥预感，却没能像护国讨袁之时那样力挽狂澜。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梁启超过剩的精力和才气，已经大多虚耗在泛滥的情感上了。而这种泛滥的情感，有时甚至被人片面地利用或者效仿，从而煽动、助长了激进的火焰。然而，梁启超的热血和情感还是真诚的。他的真诚也表现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在这本书里，他这样评价自己：

梁启超在思想界的破坏力确实不小，但建设却不大。晚清思想界粗率浅薄，梁启超对此也是负有责任的。梁启超常常引用佛教的话，“未能自度，先来度人，这是菩萨心肠”，因此，他对每一个领域略有所知，就发表言论、加以著述。他的著作虽多，大多却是模糊笼统的言论，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有时他发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加以改正，却又显得前后矛盾了。然而，平心而论，以晚清思想界的闭塞萎靡，也不得不用梁启超这一套办法来开辟新的局面。从这一点上说，梁启超可以称得上是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陈胜了。然而，中国国民对他的期待，并不仅仅如此而已。

参 考 文 献

1、《饮冰室合集（全十二册）》梁启超  著   / 中华书局

2、《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 梁启超 著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梁启超自述》 梁启超 著 文明国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

4、《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张朋园 著  三辉图书/ 上海三联书店

5、《梁启超传》 吴其昌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6、《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