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 |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

自从20世纪之初新史学口号被提出，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传统史学最重要的倾向是政治借鉴和道德评价的话，那么新史学的主张则是实事求是和客观评述。

尤其对于所谓惩恶扬善的道德评价，新史学即使不能完全摒弃，也尽量保持距离，因为善恶问题具体到个人，不仅存在理解的多元性，更具有易变性。每当时势变迁，都会引发新一轮的历史再评价，善恶评价最容易做出，也最容易改变。所以乾嘉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都主张“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反对强立文法，擅加褒贬。这实际上意味着，新史学的某些主张，具有历史依据，这就是为什么胡适高度评价乾嘉考据学，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陈寅恪先生提出，武则天代表新兴集团，对于终结关陇集团的政治垄断意义重大，这可以说至今仍然是史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新观念、新方法，新史学进入具体的研究课题并不是一刀切式，往往时空差异巨大。对于皇帝制度的批判，是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从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开始，到“五四”以后，已经演变成史学领域的政治正确。具体到武则天的研究，新史学最重要的开端其实是陈寅恪先生。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存在着联系的方面，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得不从传统史学的著作中寻求史料支持。但是，新史学因为对传统史学的立场保持着高度警惕，所以一方面利用传统史学的史料供给；另一方面尽力保持与传统史学观念、立场上的距离。此外，新史学竭尽全力扩大史料的搜索，发掘新的史料。

新史料的发现于是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史料不仅能够提供新的研究侧面，也可以为批判旧史学提供新的动力。新史料不仅能够弥补传统史料信息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传统史学在强大的叙事过程中，程度不同地破坏了历史的第一现场，而利用新史料，第一现场可能会被挽救，至少被部分恢复。

新史学有别于传统史学是很明显的，也可以称作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史学的这个进步其实一直局限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对于史学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或者公共史学，这个进步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外，公共史学在中国极不发达，历史专业人士几乎都不屑一顾，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历史小说占有。

电视兴起以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后来居上。这些不免虚构的“历史作品”，除了虚构以外，在历史素材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采用传统史学。于是我们看到，公共史学与传统史学形成很自然的同盟，而新史学可以拓展的空间因此变得很狭窄。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差不多都是公共史学所属的群众，以至于在中国，很多人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公共史学，是指非专业的社会人士的历史阅读和研究，因为这个领域不被重视，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声响。抗战时期，黎东方先生讲史系列几乎是灵光一现。

后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长期以来被当做公共史学的产品被消费。所以，这个领域影响巨大的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他们文学构思第一，历史不过提供背景，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利用传统史学的观点和立场，从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和加强对读者的吸引来说，传统史学的文学叙述和道德评价，肯定更方便历史小说的吸收。所以，二者的关系更紧密，在很多方面如同结盟。

以武则天是否杀死亲生的小公主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传统史学的强大影响。本来《唐会要》关于小公主之死，记载很简单，即“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暴卒”显示的是意外死亡，武则天向皇帝告状是王皇后杀死小公主。这都是描述文字，最多表明武则天利用这个机会攻击情敌王皇后而已。

但是，此事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文字中，一变成为武则天亲自杀死小公主，然后嫁祸给王皇后。《唐会要》中所记，武则天的行为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虎毒不食子，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武则天一变成为禽兽不如的人了。

《资治通鉴》产生于《新唐书》之后，它的记载跟《新唐书》大同小异：“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本来就是影响巨大的史学名著，而影响更大的小说，径直取材于这些著作。清朝乾隆年间如莲居士编著《武则天改唐演义》，民国时期蔡东藩的《唐史演义》，虽然在描写时有细节加工，但是武则天掐死公主嫁祸王皇后的基本情节，都是来自以上两部史书。

比这两部小说更早的清初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在描写这段情节的时候，几乎就是照抄史书：“王皇后、萧淑妃，恩眷已衰。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上至昭仪宫，昭仪阳为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惊啼问左右，皆言皇后适来此。高宗大怒道：‘后杀吾女！’昭仪也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由是有废立之意。”

这些小说与史书的惊人一致，除了说明了小说取材来源于传世史书以外，也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至少在这个描写中完全符合小说的需要。史学著作如此生动具体，《史记》以下，也是一个重要传统。但是以《资治通鉴》而言，却不无问题。

史书曾经记载武德时期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跟后宫嫔妃乱伦，《资治通鉴》还很客观地说“宫禁深秘，莫能明也”（卷一九○），比较之下，武则天潜毙小公主，何尝不是宫禁深秘呢？为什么这里详细描写，甚至不作考异说明呢？小说家读史，感叹武则天“宫闱淫乱，秽德昭彰，难以言述”（松村居士《武则天改唐演义》序），这不是小说家向壁虚构，而是史学家具体描述在前。以欧阳修、司马光这样严谨的学者，不可能是为了迎合某种低级趣味，但是他们的写法显然深得小说家们的欢心。

本来十分可疑的一件事，经过传统史学和小说家们的联合努力，作品传播力极强，导致故事家喻户晓。武则天为了政治斗争杀死亲生女儿，于是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对此，表示质疑是严肃而严谨的。

然而在如今的条件下，如果想让人们回到质疑的状态十分困难，不仅面临史料的辩驳，更要面对广大读者的认知状况。更多的情况是，改变读者的认知比批判传统史料更难。因为读者中的多数在阅读与历史有关的读物时，闲暇娱乐的需要超过获取真知的需要，要满足猎奇心理，显然武则天杀女嫁祸更有刺激性。

太子李弘之死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太子李弘，早年即患上肺结核这种当时的顽疾，上元二年（675），没有留下一儿一女，仅仅二十四岁就死了。本来属于时代的正常情况，但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说法是李弘死于武则天的毒害。《新唐书·武则天传》是这样记载的：“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

《资治通鉴》的文字是这样记述的：“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历史小说《唐史演义》如此记述：“太子弘仁孝谦谨，颇不似武氏狡狯，每见武氏专擅，略加讥谏，遂忤母意。萧淑妃生有二女，一为义阳公主，一为宣城公主，因母得罪，被幽掖庭，年龄逾三十外，尚未遣嫁。弘代为悱恻，申请下降。武氏大为怫意，即将二公主配卫士。高宗取裴居道女为太子妃，裴女颇尽妇道，武氏不悦，太子也把裴女白眼相待。上元二年初夏，太子弘从高宗幸合璧宫，由武氏亲赐酒食，弘以谊关母子，当无他意，当即醉酒饱德。临行时尚不觉痛苦，及随驾入宫，才觉腹中膨胀，服药无效，呻吟了好几日，竟尔死了，年只有二十四岁。”

传统史学著作之间，也会有程度差异。对于太子弘之死，《新唐书》高度肯定，而《资治通鉴》用传说表达不确定。但是，《资治通鉴》却在传说如此之前，很从容地解释太子弘与武则天的矛盾，这给后来的怀疑加入了明显的倾向，即武则天下毒的可能性极大。

小说没有沿着怀疑的路线前进，而是回到《新唐书》的确信观点中，仔细描写武则天下毒的具体办法是“赐酒食”。小说沿着史学名著的指引，完成了创作。对于历史的真实而言，这是更深一层的“加害”，而传统史家与小说家，就这样实现了他们的“共谋”。

传统史学，并非小说传奇，但是传统史学之所以跟这些小说创作走到一起，是有着更深层的关联的，即他们都认同和支持“女祸”这个概念。《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武则天描述，就是一个具体的女祸史。清代学者赵翼有名著《廿二史劄记》，即有“唐女祸”专条，揭示所谓女色报应。

蔡东藩《唐史演义》开篇即从“唐乌龟”传说切入，大谈唐朝的女祸源流，而第一回的名目即为“溯龙兴开编谈将种，选蛾眉侍宴赚唐公”。于是，绘声绘色地描写女祸的故事，成就了传统史学与公共史学的甜蜜联姻。而社会偏见，在这一过程中显露无遗，但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不以为意，甚至甘之如饴。

比较而言，新史学与公共史学的距离十分遥远。公共史学，比如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很少采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双方如同置身于两个决然不通的星球。这种现状，一方面是公共史学的特性使然。

公共史学，虽然是史学的一部分，但是重心所在是消费历史，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了解历史故事、编排历史故事、通过历史故事感悟人生、理解文化以及传扬民族精神。在这个领域，消费第一，教育次之，没有研究的位置。所以，对待历史学的研究，他们是消费者的态度，如同超市购物，方便快捷和包装良好即可。

对比传统史学，很容易发现新史学不利于消费的特点。首先，新史学没有统一的立场、统一的包装，比起传统史学来，新史学给人的印象是杂乱无章。其次，消费新史学对消费者有较高的专业要求，良莠不齐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会引起怀疑，需要精心选择，无形中提高了消费成本。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是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呈现的，而这些论文隐藏在大堆的专业研究期刊中，对于专业以外的人员来说，在这些刊物中寻找新成果如同大海捞针，很难不望而却步。

就总体而言，如果具体到学者个人，几乎人人都会有所差异。对于旧史学，绝不是所有史学中人都具有同样的觉悟、同样的意识和同样的立场。也许，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决定了新旧史学及其与公共史学关系的状态。比如，学者群中，对于武则天的研究，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人主张为武则天翻案；有学者则认为，不能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就要为她说话。

缺乏独立研究的学者，一般性介绍很可能采自传统。即使是很严肃的学者，要写一部通俗的武则天书籍，自然会采用传统方式叙述，于是又回到传统史学的话语系统之中。给人留下总体的印象是，比起传统史学的坚毅强大来，新史学似乎是散兵游勇，既散漫又松懈，软弱无力。

之所以如此不利，是新史学自己造成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对历史的通俗运用，把精力花费在公共史学上，已经偏离了重构和解释历史的真正任务。至于向社会大众讲解历史新知，既不是学术规定动作，也不是组织下派的任务，反而容易留下不务正业的印象。新史学不仅不能组成一个思想统一的阵营，更对公共史学的影响缺乏兴趣。比较起来，与其影响民众的史学认识，他们宁愿躲在象牙塔中重构历史。

或者，他们经常把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普及工作当作不可兼得的矛盾事物，所以他们懒得去书写具有学术水准的通俗作品。因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以象牙塔自荣，公众不了解专业史学的工作，甚至怀疑其存在价值。凡是高等院校需要压缩的时候，历史专业的取消几乎总是被首先提出。对于公众的缺乏了解、理解甚至误解，史学界的表现总不免有些孤独，甚至凄凉，然而他们始终没有采取过任何有力的行动。

现在回头观察传统史学，我们会再次发现“传统之美”。传统史学仍然是影响最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影响现在的专业史学队伍，也同样影响着公共史学领地。关于武则天，传统史学可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为代表，它们拥有天然优势，对于后来的历史认识影响巨大。所谓天然优势，是指它们出现的比较早，有更多、更系统的记载作为参考。

大家基本上认为，《旧唐书》充分利用了唐朝编写的《实录》和《国史》资料，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北宋时期编写，唐朝的这些文字资料依然保存较好。历史记载通常的情况下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困难往往就是史料缺乏。于是，早期编纂而成的史书拥有天然优势和影响力是不难理解的。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优势，还在于它们的书体特点：叙事性的史书，在叙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立场观点，读者在了解事件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立场。因为作者的立场观点隐藏在叙事中，立场与观点随着事实传播更加容易。

有的故事，在这些叙事性的史书中生动形象，文学性的文字不仅有利于事实的传播，也有利于作者观点的传播。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史学追求文字叙述之美，这就是所谓文史不分家，他们当然重视自己的史学观点，同时也注意文字叙述的简明生动。

新史学基本上不考虑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这几乎就是在否定一般读者的存在。因此，在构思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就不会重视人物的形象问题。一些影响人物形象的细节自然也不去追究，更多是干脆省略。在你没有研究的领域，传统的说法自然会来充填；在你研究不细致的地方，传统的说法自然占领市场。道德不是唯一的评判史学的标准，但是对所有涉及道德评价的地方都不发言，那么传统史学的道德立场就会依旧流行。

在新史学研究薄弱之处，依然是传统史学在当家做主。而1957年林语堂的《武则天正传》，则坚持武则天扼杀公主。2007年，王朔在《宫里的日子》中认为公主是自然死亡。小说作者可以各有出发点，而史学研究没有给出应有的答案则是基本事实。

当然，更有小说家把武则天当作女性解放的先驱，甚至有人把高阳公主的荒淫当作追求爱情的典型。当年，司马光等传统史学家把所有女祸的罪证集合起来，斗转星移，如今成了女权主义伸张自己观点的正面资料。这是另外一层的历史误会，不在这里申述。

如今几乎所有的武则天著作，不管是十分专业的著作，还是明确无误的公共史学作品，如网络作品、公众讲座产品，无不是夹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中间，参差错落。史学要发展，如果不能充分吸收传统史学的悠长，就只能如此这般接受传统史学的纠缠不休。

当今史学的发展，公共史学应该是一个重要增长点。公共史学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传播的渠道，也是史学影响社会、实现史学社会价值的方式，是史学研究更能够发挥培元固本的良好途径。史学界本不该等闲视之，但惯性依然如故，无可奈何。

每个武则天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武则天观”。这里，希望介绍的是本书的“武则天观”，其实是一些体会而已。对于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今天的研究依据，存在天然障碍，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弄清楚武则天的历史事实，这是研究的第一步。

研究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努力探寻背后的因果，这是研究的深入。总体上能够把握武则天现象，体会出武则天现象具有的历史文化意涵，这是研究的升华。但是，本书即使已经总体呈献给读者，却不敢造次，因为无法把所有的研究境界完美展现。

武则天研究存在天然障碍。这不是一般历史研究都会遇到的那类障碍，武则天的情况颇显突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女皇，武周代唐，是唐朝遭遇的第一个政治挫败，唐朝后期开始，已经十分忌惮武则天。不仅如此，武则天现象吓坏了后来的朝代，防范武则天从而变成了历史的日常课程。

对于我们今天的武则天研究而言，最严重的就是资料缺乏。古代史研究资料普遍缺乏，但武则天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现在可以明确，武则天的资料，遭遇过系统的删除。

《旧唐书》是我们至今都十分重视的唐代史学著作，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常常以史料书籍看待。卷五八有武则天父亲《武士彟传》，本卷的“史臣曰”关于武士彟的评论是：“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史臣的意思很清楚，此前的《武士彟传》资料，因为武则天的关系，许敬宗书写时尽多虚美之词，现在给予“削而不书”处理。

如果说，武则天的时代对于武士彟传记确有虚美之词的话，因为“虚美”证据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并不能确知所谓“虚美”到底指什么。既然虚美之词删削，那么现在保留下来的文字是否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书写呢？所以，假设武则天时期对于武士彟的虚美是历史的第一现场，那么《旧唐书》的删削则是历史第二现场。

对此，我们仅仅知道“删削”这个事实的存在，但难以进一步了解。既然武士彟的虚美已经删削，那么作为女皇武则天，有关她的虚美文字只能更加丰富，所以史臣的删削也应该不可避免。比较起来，毕竟武士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武则天才是主角。

即使不是史官的系统删削，“政治正确”这种无所不在的观念也会促使相关学者有意识地放弃武则天的历史资料。比如，读唐代史书，一方面记载说“太后好祥瑞”，但另一方面却不见给予祥瑞的记载。以《资治通鉴》来论，所言及武则天祥瑞的事，都是武则天在祥瑞问题上的出丑。武则天是政治上的反面典型，在历史书写上如此处理，并非难以理解。

但是，我们若想回到历史的第一现场进行研究，曲折性就难以避免。对此，我们不得不绕过传统史书，寻找出土文献或其他资料，努力回到第一现场。于是，武则天研究中，利用出土文献、其他散见资料就变得重要起来。

当然，资料与研究视角、路径比较起来，后者在武则天研究中，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武则天是古人，但是面对古人也可能出现立场的严重对立。研究者被自己情绪驱使，在武则天的研究上，总能看到意气风发的立场对峙。研究者选择客观立场，不管有多么艰难，方向仍然是可取的。或许，所有的研究者都自认为公正客观，而他者却有不一样的认同，结论只能交给未来。

比较而言，本书选取具体论题的角度，与其跟新史学亲近，不如说更愿意跟传统史学交锋。武则天政治的地域倾向，自陈寅恪先生以来，成为武则天研究的焦点之一，但本书认为，地域倾向不足以描述概括武则天。也有阶层论者，认为武则天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层，但无论是皇后还是皇帝，把武则天看成是具体集团的代表，都不能解释更多问题。或许，武则天研究基本思路被陈寅恪先生带偏，过于重视集团要素。

关陇集团是个天才的归纳，但在关陇集团退出之后，是哪个集团取而代之？这个缠绕了陈寅恪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众多研究者。或许把关陇集团看成是一个军功集团更准确，当打天下的使命完成之后，军功集团的退出是必然的。不是一个新的集团完成替代，仅仅是军功集权的特权消失而已。如同西汉历史一样，功臣政治结束了，武帝时期推出察举制。普适性的制度不代表新集团的崛起，仅仅代表曾经的特权集团历史性的退出。

本书的具体论题都是传统史学重视的问题，也是武则天研究中论争纷纭的问题。认真辨别每一个具体问题，归纳起来就会发现有规律可循。传统史学，不管是《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在他们坚持某一观点的时候，是不会直接栽赃陷害的，看上去最多好像根据不太充分而已。根据一个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常见做法。因为背后有一个政治正确当靠山，他们或许认为是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

今天，我们没有传世史学家那般顾虑，我们的研究更自由。古代史学家领着朝廷的俸禄，防范另外一个武则天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事。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都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学界研究早就开始，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所谓重要，即在武则天的生涯中比较重要。

摆出相关史料，与古今学者对话，到底怎样看待武则天才是合适的。在现有的史料面前，如果能够确定，这是有利于史学科学化的，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史学观念。如果不能确定，需要未来新资料证明，那么也应该摆正位置，实事求是地承认无能为力。即使是公共史学作品，实事求是也应该是至上原则，哪怕是不得已的虚构，也应该有所依据，尊重史学界的劳动。

历史的研究是为了追求文化的本质，如何定义中国文化，历史学任重道远。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到底哪些因素为女皇的事业奠基成功？本书提供了答案，但能否获得认同，尚是未知数。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了绝唱？本书也试图有所解释，同样需要读者支持。武则天研究永远是未竟事业，新的研究只能促成更新的研究，生生不息。期待读者批评，期待研究更新的进展。

【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

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

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最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武则天。

【作者简介】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出版专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中华书局，2017）。2005年始，与荣新江、李肖等先生一起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2008年出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90余篇。200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的真相》等，曾与阿城一起担任大型电视连续剧《贞观之治》的编剧。

【目录】

导论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001

第一章　武则天的出生地与故乡／015

第一节　背景回顾／015

第二节　汪篯先生的观点／019

第三节　出生地与故乡／026

第四节　武则天的家世／032

第二章　武则天初入宫／037

第一节　现有史书的记载／037

第二节　唐太宗的才人们／039

第三节　武士彟的唐朝历官／046

第四节　武士彟之死／054

第三章　李君羡案件／063

第一节　李君羡案件／064

第二节　再度解释／071

第三节　三度解释／089

第四章　永徽时期的政治／099

第一节　“永徽政治”问题的提出／100

第二节　永徽政治的实相／106

第三节　永徽政治的特质／117

第五章　吴王李恪之死／128

第一节　《李恪墓志》／129

第二节　李恪之死／131

第三节　李恪谋反动机／135

第四节　唐高宗的作用／142

第六章　高宗功臣李义府／149

第一节　“废王立武”的功臣／149

第二节　得志便猖狂／160

第三节　牵连武则天／166

第七章　李勣与“废王立武”／174

第一节　前人研究回顾／174

第二节　“旧臣”李勣／179

第三节　高宗的东宫旧部／191

第八章　小公主之死／201

第一节　从简至繁的记录变迁／201

第二节　苦肉计的风险／206

第三节　王皇后的危机／208

第四节　公主之死的作用／211

第五节　“厌胜”事件是废后的导火索／213

第六节　《讨武瞾檄》不言公主之死／217

第七节　公主之死与婴儿夭折／219

第九章　“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223

第一节　作为翰林院前史的“北门学士”／223

第二节　作为武则天夺权手段的“北门学士”／229

第三节　“北门学士”产生的时间及其职能／235

第四节　北门学士的结局／242

第十章　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之说／251

第一节　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252

第二节　“二圣”之称的使用范围／258

第三节　石刻史料的强大证据／265

第四节　家礼及其使用范围／273

第五节　后高宗时代的“二圣”之称／279

第六节　皇后武则天上表唐高宗／282

第十一章　从《上官婉儿墓志》看上官仪之死／288

第一节　上官仪的历官／289

第二节　上官仪与“废王立武”／297

第三节　上官仪与废后风波／305

第十二章　武则天的太后称制／316

第一节　高宗遗诏／317

第二节　天后摄政计划／324

第三节　新的选择／332

第十三章　武则天从加尊号到称帝／343

第一节　皇帝的两种尊号／344

第二节　武则天的政治发明／349

第三节　尊号体现政治理念／356

第十四章　武则天的舆论营造／361

第一节　武则天与佛教／362

第二节　武则天与祯祥／366

第三节　女身问题／378

第十五章　武则天称帝／385

第一节　性别史视角／386

第二节　阶级基础／394

第三节　制度史的解释／401

第四节　武则天称帝是政治事件／407

第十六章　武则天时期的祥瑞／420

第一节　唐朝祥瑞制度／420

第二节　武则天时期的“祥瑞”／442

第三节　祥瑞与地方政治／476

第十七章　武则天的“内宠”问题／493

第一节　“内宠”的称谓／494

第二节　薛怀义／499

第三节　“二张”／507

第四节　女皇的健康神话／513

第十八章　武周魏王武承嗣事迹／519

第一节　《武承嗣墓志》／520

第二节　历官／523

第三节　未入墓志的事迹／531

第十九章　武周政权的短命及其症结／538

第一节　称帝时的继承人安排／539

第二节　武承嗣的努力／542

第三节　间歇期／548

第四节　确立继承人／555

第五节　短命武周的症结／560

第二十章　归葬乾陵／56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565

第二节　皇帝、皇后合葬的传统／570

第三节　神龙政变之后的政治局势／575

第四节　武则天的评价与政治分野／584

第二十一章　武则天著述考／592

第一节　书目／592

第二节　编者／597

第三节　意义／604

附论　关于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612

第一节　《李武集团》论文内容概述／612

第二节　《李武集团》一文在陈寅恪唐史研究中的位置／619　

第三节  后续发展与讨论／632

小结／639

后记／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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