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怎样一步步滑向深渊

袁仁国案终于落定。

9月23日，现年65岁的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共计1.129亿元的受贿财物上缴国库。

这一判决，距离2019年5月袁仁国被“双开”，已有两年时间。

袁仁国在茅台干了43年，其中担任贵州茅台上市公司董事长达18年，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8年。在袁仁国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长的18年间，茅台提价10次，出厂价从185元涨到了969元，涨幅超4倍；终端零售价从220元涨到了1299元，涨幅超5倍。而茅台酒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更是普遍超过2000元。由此也引发了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也是袁仁国落马的直接诱因。

回溯袁仁国“茅台人生”上的关键节点，可以看出这似乎不过又是一场官商勾结、能人腐败活剧的重演。但若将其置于茅台集团这一中国著名企业的改革发展与制度建设历史中审视，袁仁国案却又足以引发人们深切反思。

是谁让袁仁国坐拥金山？又是什么让他身败名裂？

01 初建“袁家军”

1975年，19岁的袁仁国通过招工进入茅台酒厂，先做了一年制酒工。30岁时，他成为茅台酒厂最年轻的车间主任。2001年，36岁的他成为茅台集团“掌门人”。

1998年以前，茅台酒厂作为中国白酒行业最重要的国有企业之一，一直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运行，很少会有人为茅台酒的销路发愁。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有糖酒公司都受到了波及，茅台酒厂的销售代理商正是这些糖酒公司，它们无一例外遭遇了银行贷款危机，这直接导致了市场对茅台酒的需求下滑。

1998年7月，茅台原定的年销售2000吨酒计划还没有完成一半。时任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季克良找到了时任总经理的袁仁国商量对策。两人达成了共识：茅台需要寻找新的经销商，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打定主意后，茅台成立销售总公司，袁仁国组建了茅台历史上第一批17人的营销团队，瞄准全国市场。

袁仁国将这支营销团队命名为“敢死队”。但事实上，这支“敢死队”却成了只归袁仁国一个人掌控的“袁家军”。

袁仁国制定的打开市场的方法，一是瞄准名商场、名超市建专柜；二是瞄准名酒店、名宾馆抓好促销、直销和终端消费。还要巩固原有老客户，并寻找真正有实力也有长期合作意愿的经销商。同时对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进行清理整顿，对长期经营不善、形象较差、经营侵犯茅台酒知识产权的专卖店和专柜给予清理取缔。

袁仁国给的时间是两个月，“多苦多累、流血流汗不要讲。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他自己也成为一名销售员，摆上家宴，请来糖酒公司的领导喝“患难酒”，希望他们在这条最大的销售渠道上多想办法。在各地举办的白酒研讨会、订货会和名家诗会上，袁仁国把茅台压箱底的30年、50年、80年陈酿拿出来，用来吸引眼球，笼络人心。每逢这样的宴会，袁仁国都会去敬客人一杯茅台酒，“消费者、经销商，每次十桌以上。”

后来袁仁国这样总结当时的努力成果：经销商队伍从1998年146家，发展到国内经销商、专卖店等客户2000多家，营销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城市和30%以上县级城市。海外代理商104家，市场覆盖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营销队伍大发展，公司销售人员从17人发展到553人，在全国成立了31个省区，加上经销商，营销人员近2万人。

1998年底，茅台不仅如期完成了销售任务，更创下了当时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年成为了茅台崛起的起点。2000年，袁仁国接替季克良，成为贵州茅台新一任掌舵者。

营销“敢死队”让当年的茅台走出困局，更让袁仁国走上权力巅峰。但很多人说，也是因为后来袁仁国对营销的过度依赖和无所不用其极，而最终败落。

袁仁国接替季克良上位后，同年5月，茅台酒销售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2001年，袁仁国带领茅台成功上市。2000―2011年这10余年间，袁仁国长期把持着茅台酒销售大权，始终担任茅台酒销售公司董事长一职。

茅台酒的售价则从2000年的200元/瓶，卖到了2011年的2000元/瓶，10年间涨了10倍。

如何推动茅台酒疯狂涨价，袁仁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首先，袁仁国一手推动了“国酒茅台”的概念。据茅台酒厂的一位老员工说，袁仁国在内部多次强调，茅台一定要申请上“国酒”商标，茅台会、茅粉会、茅台品鉴会等组织也要大力发展。而这个概念帮助后来的茅台和袁仁国打造了难以用金钱计量的政商圈子。在这个圈子里，茅台酒仅仅是载体，载体之上便是资源交换和权力寻租。

同时，袁仁国违规持有记者证长达4年，发表多篇新闻报道及113篇“学术论文”，包括《最美茅台》《茅台地理说》等文章，为茅台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茅台酒价出现波动时，袁仁国还要求每个经销商回去以后必须开微博，每天必须要在微博上宣传茅台，对于在网络上攻击茅台的声音要反击。茅台内部也制定了考核办法，将经销商在微博上的落实情况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之一。茅台酒得以稳住价格。

时至2019年，茅台酒仍然是稀缺品。标价1499元的500ml飞天茅台在市场上一瓶难求，零售价涨至2000元以上。

据一位有10多年炒茅台酒经验的人士回忆：茅台涨价最疯狂的时候，需要打通茅台高层的关系，才能拿到买茅台的批条，“拿到批条，到厂里提货，一转手就是翻倍的价格，拿到批条就等于拿到钱”。

一名接近茅台高层的人士说：“茅台酒配额有限，一般经销商取得资格后都从每年2吨、5吨的个位数做起，只有经营得好才会慢慢涨上去。”

03 从控制到失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袁仁国主政茅台后期，茅台简直成了袁氏“王朝”。袁仁国在这个“王朝”里拥有绝对权力。《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袁仁国在担任茅台集团领导期间，奉行“我的地盘就应该我说了算”，把茅台酒各项审批权牢牢抓在手中，使其成为自家的摇钱树，批专卖店收钱、批经销商收钱、拆分经营权收钱、批条卖酒收钱……办公室、家中、医院、宾馆、餐厅、停车场等，都是其权钱交易的场所。

除自己收钱外，袁仁国还放任家人、亲戚及身边人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牟利，其妻子、儿女、堂弟、远房侄子等，甚至家中保姆、司机，都在袁仁国的帮助下以酒牟私获得巨额利益。自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

随着2009年茅台酒价格一路高涨，货源异常紧俏，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那个时候想拼命接近我的人很多，一天找我的起码有四五十个人。”袁仁国说。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回忆，有个经销商给袁仁国送了一个5公斤的金鼎，上面还刻了一句诗“酒冠黔人国”。为了讨好他，经销商做金鼎时特地把“人”字换成了“仁”字，即“酒冠黔仁国”。

令外界记忆犹新的是，袁仁国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上讲：“酒卖给谁都是卖。这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纪委不要管得太宽。”

许多茅台内部人士都知道，袁仁国这句话的底气来自于袁仁国用茅台酒换来的后台和靠山。

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的调查，让袁仁国背后的官商勾结黑幕彻底暴露，也终结了袁仁国疯狂的权力。

袁仁国每年都会预留一定量的“计划外批酒”，用来行贿政府官员，王晓光就是其中之一。

如前述接近茅台高层的人所说，茅台酒配额有限，一般经销商取得资格后都从每年2吨、5吨的个位数做起，只有经营得好才会慢慢涨上去。但有些官员可以直接从数十吨甚至百吨做起，比如王晓光。而茅台酒的经销商配额，市场价是400万-500万元/吨，行情好时，经销商能从每吨茅台酒中获得300万-400万元的毛利。

2009年茅台酒价格一路高涨，王晓光也动了借酒生财的念头。他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先后为家人和他的亲属获取了4家茅台酒特许专卖店经营权。

7年来，这4家专卖店共获得131.48吨的茅台酒定额指标，获利4000多万元。此外，王晓光假借61家单位名义，找袁仁国又批得不少额外指标倒卖获利。

调查发现，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高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

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移送和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深挖严查全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审批权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行为，违规违纪违法参与茅台酒经营、倒卖批条，以及内外勾结、“倒酒”牟利等问题。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牟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在受审现场，袁仁国说：“我知罪、认罪、悔罪，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对茅台集团的整改提供一些制度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