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谈到宋仁宗，你是不是有所耳闻，却想不起与他相关的传说？
但提到苏轼、范仲淹、欧阳修、曾巩，他们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
这些人，其实都是宋仁宗的大臣。后来宋人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看似贬义，却也是对他的赞扬。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氛围下，仁宗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本书，写的正是这位貌似平庸的君主的传奇一生，揭秘了他如何克己复礼，用“授权”的管理之道，成就了这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
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
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
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
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吴钩从宋仁宗的婚姻与爱情入手。宋仁宗一生有两位皇后，但都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娶的。第一位皇后姓郭，是亲政之前养母刘太后给他立的，仁宗没有选择权力。在此之前，他曾喜欢过一位美丽的王姓商人的女儿，却遭到太后的极力反对，认为长得太妩媚妖艳的人当了皇后，非王朝之所幸。仁宗皇帝对这位郭皇后没什么感情，一来因为是刘太后强塞过来的，且这位皇后性格也不讨喜，霸道、好嫉妒、惹是生非。所以亲政后的第一件事，性格十分仁厚的仁宗，还是把郭皇后废掉了。那立新后能否如仁宗皇帝自己的意呢？并没有。此时，他又看中了一名美丽的陈姓女子，也是一名商人的女儿。但因为陈姓女子出身商人家庭，满朝士大夫认为商人是末流，地位低下，商人女儿无法母仪天下。最后，士大夫为仁宗皇帝选择的皇后是名门出身、端庄得体的曹氏。仁宗皇帝与曹皇后始终没有感情，一辈子彼此相敬如宾，更像是共同统治王朝的同事。那仁宗有没有爱情呢？有，就是张贵妃。这位一生挚爱是宋仁宗在中年时候才遇到的。吴钩指出，热门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张贵妃形象与历史记录颇为不符。剧中的贵妃刁蛮、骄纵，让仁宗很有新鲜感，但事实上，宋仁宗是个普通男人，喜欢的是善解人意、小鸟依人的女人。历史上的张贵妃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为了张贵妃，宋仁宗甚至动过废曹皇后立张氏的念头，但此举再一次遭到了士大夫的激烈反对，“废后”计划搁浅。首先，宋朝时期的自然气候恶劣，冬季的平均温度要比此前的历史王朝低许多。这导致北方的环境条件日趋恶化，以游牧为生的牧民少数民族生活朝不保夕，从而增加了南下牧马的动力。其次，与宋朝的文化成就达到巅峰相比，游牧民族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南方文明的熏陶，也逐渐从汉唐时期的松散游牧部落形态进化到了国家形态，这意味着无论是军事动员还是财政支配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游牧民族牧马中原提供了财政和制度的保障。第三，宋朝并没有统一中国，只是占据了半壁江山，这意味着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长城堡垒，除了山西小部分仍在控制范围之内，自幽州以北的所有长城都落入北方游牧民族之手，无险可守，自然无能为力。此外，冷兵器时代的骑兵部队是极具杀伤力的，然而在宋代，善于养马的西北地区被党项族的西夏牢牢控制着，宋朝严重缺乏战马，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再者，宋朝面临的游牧民族是四支强大的力量——辽、西夏、女真和蒙古，这几大游牧民族此起彼伏，实力强大，一个轮着一个毫不间断地对宋朝发起车轮战，再强大的政权都步履维艰，更何况宋朝自立国之时起便带着种种先天不足的缺陷。宋仁宗赵祯，这个十三岁就坐上皇位，却一生都没走出汴梁城的大宋皇帝，“是一 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宋仁宗执政时期，被林语堂先生誉为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其中，“唐宋八大家”六位是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晏殊、范仲淹、柳永、李清照等“文人天团”闪烁古今。除了文学界，学术界、科学界、政治界，“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知名文史学者吴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宋仁宗。“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史》对赵祯的“官方评价”得到了史家的肯定，“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君主是一种制度，正因为君主是一 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 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一当发生 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吴钩所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故而，史家把赵祯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毫无违和感。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理想文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素质和自觉。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 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不仅台谏制度、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 “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也得以树立。“仁宗尤以涵养士类为急，故自治平至元祜，悉获共享"(南宋李璧《行状》),不仅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张方平、包拯等大批庆历名臣成为这一时期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通过宋仁宗的一生回顾与其开创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时代对比分析,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以 翔实的史料回答了“什么样的皇帝才是称职的皇帝”“为什么宋仁宗这样一个大家 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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