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我们吃下的是金秋，还是所谓“金箔”？

来源：红辣椒评论

月饼作为一种时令性很强的食物，或许它承载的文化意义远超它作为一种普通食品的价值。每临近中秋，就是新一轮的“月饼内卷节”，从包装到口味，商家推出的“网红月饼”层出不穷，引得消费者眼花缭乱。而这股月饼“内卷”之风，也渐渐从市场蔓延到了高校之中。

而有趣的是，随着高校月饼的年年推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的“更新迭代”——开始朝着“网红”“新奇”“花里胡哨”等关键词一路狂奔。

首先是漂亮精致的外包装，提袋、礼盒上是大量的学校特色元素，比如北大的博雅塔。比外包装更奇思妙想的是月饼本身。北林的植物形状月饼，北理的“陶瓷印章”月饼，兰大的月饼还印着“骆驼驾驶证”。而月饼的口味更是五花八门，除传统的蛋黄、莲蓉，新式的巧克力、榴莲等，还出现了加入中药材的药膳月饼。

高校月饼的创新与“出圈”，一方面看不失为一种好事。它们在社交网络的走红，无疑为高校带来了庞大的流量，实现了一次积极的正面宣传。但与此同时，这也在无形中迎合了当下市场对于特殊月饼的炒作风气。

就好像一盘普通的菜品，加上几片食用金箔就如同镀金，身价倍增，瞬间高大上起来。人们四处求购高校及其类似月饼，买下的究竟是月饼本身，还是某个虚无缥缈的噱头？

首先，或许是因为这些月饼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药膳月饼或许新奇，但比起商家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是小巫见大巫。臭豆腐月饼、海带月饼、玻尿酸月饼……人们追求新新事物的骚动永不停歇，到商家处就成了猎奇的恶性循环。若说这些月饼会有多好吃，我看不见得。与其说是想尝尝新滋味，不如说是追求“抹茶”“黑松露”“胡椒”“乳酪”等一系列名词的生硬堆砌。

古人吃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食的是眼前饼，赏的是天上月，思的是家中人。食一枚月饼，吃的是滋味，是中秋佳节的象征，是厚重的祝福与文化意蕴。而今人吃月饼，食的是新奇，是噱头，是脸面，是与众不同。

商家们争奇斗艳，推出的创新月饼无疑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为中秋市场增添亮色。但在月饼“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时，我们也应当想想，真正吃下的是由月饼勾勒的金秋思绪，还是表面那层光鲜亮丽，实则食之无味的所谓“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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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盲目追求品牌价值的消费主义屡见不鲜，人们购买产品不是为了产品本身，而是品牌赋予其的社会地位意义。当消费主义席卷到中国传统节日中时，我们应反思这样的消费观念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能否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导向。当月饼披上名牌外衣，品牌意义大于产品价值，我们就更应该警惕自身的传统文化是否被侵蚀。

月饼的象征意义在于中秋团圆，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华儿女的思乡之情。在全年月亮最圆的一天，回到家中和亲朋好友举杯相聚，富有极高的情感价值，这种特殊的节日意义与民族情感，不应被网红赋予所谓的消费主义意义。在万物皆可秀的年代，总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守。而消费主义侵蚀的还不仅仅是一块月饼，近些日子在某平台“蔚然成风”的还有“佛媛”日常。看着身穿LV，脚踏的纪梵希的博主们在佛像面前手抄佛经、诚恳跪拜，但这样的表达方式难免让人心生不适。精心打扮与认真摆拍的背后，究竟是在诚心拜佛，还是为了吸粉炫耀？想必还是后者居多。在对传统文化的“新式表达”上，无论是谁都应更慎重些。

——@红辣椒评论-《“LV月饼”翻车，莫让消费主义侵蚀传统节日》

价格亲民、口味多样的平价散装月饼在市场上走俏，在这背后是褪去重重包装的月饼正从畸形的礼品经济中走出来，向好吃不贵的食品属性回归，还呈现出点心化、零食化、健康化等趋势。

在监管新规与消费新风尚的倡导下，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更趋理性，注重性价比，倾向于选择更小规格的月饼，商家也顺应潮流推出小规格月饼以迎合市场需求，形式上尽可能实现“一次吃完刚刚好”。

月饼既要“文化味”也要“节俭美”。月饼口味向营养健康方向求变求新的同时，外观设计也要向文创食品方向精益求精，进一步推动月饼从节日特色食品向日常大众化食品转变，并让月饼附载的文化内涵生活化、普及化。

   ——@半月谈微信公号-《散装月饼“爆单”的新现象说明了什么？》

02.让“农民工”挺直腰杆，不能只靠改变表述

来源：中青评论

最近，有人大代表提出“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的建议，对此，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长期以来，提起“农民工”，城市居民常常联想到文化程度较低、从事脏、累、危险工作且待遇低下的农村劳动者。这些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针对特定群体的身份歧视，也不利于这些走出农村的劳动者真正融入城市。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的贡献有目共睹，为进城务工人员正名，消除针对这一群体的歧视，理应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

人大代表基于反歧视的考虑，提出弃用“农民工”表述的倡议，出发点是好的。不过，追根溯源，“农民工”本是中性词，造成“语言污染”的是复杂的社会现实。进城务工人员遭受歧视的根本原因，是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而非“农民工”这个名字。单纯不使用“农民工”的表述，恐怕很难起到良好的纠偏效果。

“农民工”的概念，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常见于有关该群体的政策规章、法律文件以及学术研究中。2020年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就在条例名称中用到了“农民工”的说法。此外，每年国家统计局都会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很多学术论文也以农民工作为考察研究对象。在这些语境下，谁也不会认为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是在歧视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上，确实有人把“农民工”当作贬义词使用。但是，在更多场合下，“农民工”都被当作一个正常概念，有着稳定而清晰的指代含义，骤然停用“农民工”一词或代之以其他词汇，可能给社会正常的语言文字交流带来混乱和困惑。

早在2018年，就有人建议取消“农民工”称谓。当时，人社部答复称：目前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简洁、各方认可的称谓，还不宜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

此次深圳市有关部门也是在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标中央主要媒体报道后，给出了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的答复。在回应中，深圳有关部门表示将结合地方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这些为进城务工人员发声的宣传措施，同样可以起到反对歧视、纠正错误观念、提升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地位的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收获成就感和自豪感。

“农民工”出身的育儿嫂兼“业余作家”范雨素，曾表达过对“艺术家”和“农民工”关系的看法。她说：“当我们听到农民工和艺术家这两个词的时候，听到农民工时感觉到不再是耻辱的或者贬义的，听到艺术家也不觉得这个词是高高在上的，所有职业这些词都是中性词，因为我们终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如果能推动这些，就是社会的进步。 ”

在致力于为进城务工人员打破语言、观念层面上的歧视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的利益诉求，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为他们消除不公。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住的怎么样？如何保障他们随迁子女的教育权益？如何开展培训工作，从而提升其职业技能素质？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合理的回答。只有在这些环节多做工作，才能帮助他们获得实质上的平等，让他们分享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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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提起“农民工”，意味着就业“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难题，甚至是企业低成本用工的代名词，这些无疑都加剧了“农民工”一词的歧视色彩。加之，大多数“农民工”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儿，“农民工”的刻板印象也愈发严重。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制度层面的举措，改善了很多“农民工”生存和发展问题。在城市化这个大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脱颖而出。

我们开始看到，参加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的外卖小哥雷海，战胜所有对手，荣登冠军宝座；从一名农民工成长为最优秀的技术工人的全国劳动模范巨晓林……那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农民工”打破了职业隔离，不断冲击人们的固有观念，“农民工”一词所暗含的歧视性色彩和刻板印象无形中逐渐淡化。

……而随着制度壁垒渐次被打破，待遇的沟壑被填平，职业发展通道更为畅通，网络互联、思想互通，“农民工”也必将被赋予更多新的含义。

实际上，类似的争议早已有之，希望用新的名称代替“农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但要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语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称谓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消解这一差别，不在于改变一个名称。根本之道，在于让这一群体获得更好的待遇，消弭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待遇差异，从而“倒逼”部分偏见者改变既有的观念和态度。

——@红星评论-《待遇跟上了，叫不叫“农民工”又何妨？》 

但正因如此，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农民工这个称呼好不好听，而是农民工的权益有没有得到保障。如果他们在相同岗位上干着同等工作，就可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福利和保障，那么又哪来的所谓歧视呢？换句话说，职业形象主要还是从职业待遇、职业权利来体现的，而不是一个称呼。

其实，之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建议。不过，也有专家学者有不同看法，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施春宏曾指出，“‘农民工’一词本身并没有必然的歧视性色彩……对‘农民工’而言，折射出来的根本问题就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是的，只有让农民工各方面的待遇和权利得到保障，那些歧视才会自行消失。事实上，近年来，官方一直在使用“农民工”这一称呼，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权益保障，也一直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之中。

几十年来，无数农民从乡村走进城市，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者和参与者，投入到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工程。对“农民工”这个过渡性的职业身份，他们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也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只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光明日报-《给“农民工”改名，不如保障好待遇和权利》 

03.摆拍的比看书的人多，网红书店不能仅成为“景点”

来源：经济日报

独具一格的装修设计，别出心裁的图书陈列，还能喝咖啡、品美食，甚至引入了当下火热的“剧本杀”……时下，一批爆款网红书店不断涌现。

较之于网上阅读，实体书店的阅读体验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和愉悦。走进书店，文化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特别是对一些有文化的青年来说，网红书店用美轮美奂的门店设计，迎合了消费者的审美趋势，可满足社交分享的需求。这些书店并不只是阅读与售卖书籍的场所，更日益成为与城市气质相符合的文化地标，是人们精神与情感的栖息地，对于良好价值观的弘扬、正能量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一味追求空间美感的同时，某些网红书店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书店品牌之间缺乏区分度、辨识度，同质化日趋严重；部分书店靠墙的一排书柜上放着大量只有外壳的装饰书；店内样书少，很多都封有塑料包装，无法打开阅读；摆拍的人比看书的人多，书籍仿佛沦为背景墙……

褪去精致的外壳，网红书店怎样才能真正俘获消费者内心？网红书店红得快，如何才能红得久？

首先，不断升级阅读体验。线下书店所独有的场景属性，更具备选书优势。网络上的书再多，也无法触摸。读者与书籍偶遇，通过直观地翻阅，产生相对独立的选书标准。书店里的一些书要让大家翻得开、读得到，才有利于持续黏住读者。有了良好的环境和情绪氛围烘托，读者也更愿意直接买走中意的书。要提供更为贴合的个性化、精细化服务，让读者产生更多的体验感、分享感和获得感。

其次，内容为王是关键。时代在变，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不会变。为优质内容付费，正成为大众的内在需求。书店要寻找并坚持自己的特色和定位，告别千篇一律的热销书单。在顾及图书种类、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提供更具有专业性、更强有力的内容支撑。利用科技手段和大数据赋能，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既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也可以提高效率。书店还要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策划能力，定期举办各类交流分享活动，让书店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知识碰撞交流的空间。

再次，别让书店仅成为“景点”。书店应以内容为基础展开创新，切不可形式大于内容、盲目跟风。拥挤的人流，喧嚣的环境，不利于展开一次心灵之旅，也淡化了书店的本质身份。此外，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不是某日“打卡”的仪式感，而应该是每一天持之以恒的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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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读者带来深度的阅读体验。书店有其商业上的属性，只有顾客与书产生的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营者的思维方式。不管书店“颜值”有多高，如果没有系列读书活动，没有丰富的读书体验，也会失去吸引力。

网红书店，不能只有“颜值”，还需有“素养”。应通过创新经营模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书店，提高实体书店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书店焕发新的活力。对于书店的发展来说，光卖书或租书，不可能存在竞争力和生命力。未来书店的形态将会发生一些变化，专业卖书、租书的书店将会大幅减少，而复合型书店会不断增多。

具体来讲，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交流、文化沙龙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公共性文化平台。

——@北京青年报-《只打卡拍照？网红书店别成点缀生活的“道具”》

04.宣扬暴力、灵异，剧本杀不能玩得没底线

来源：新京报评论

“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式体验馆”……这些名字对都市年轻消费者而言都不陌生。作为一种有剧情、参与式的线下体验游玩项目，剧本杀不仅让参与者感到愉悦和放松，也因其团队属性而成为年轻人喜欢的社交方式。

不过，一些商家为了吸引玩家参与，在游戏内容、场景设置等环节宣扬暴力、灵异，据新华社记者实地探访，有剧本杀场馆还把“棺材”搬进了店里。

在年轻人线下社交模式单一、面对面交流匮乏的当下，剧本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都市社交的痛点。把青少年从网络社交尤其是网络游戏中解放出来，参与一些既有益于身心健康，又能扎实促进彼此感情的活动，确实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如果剧本杀因行业本身缺乏监管，其内容和运作模式泥沙俱下，同样会对青少年的成长起负面作用。

剧本杀场馆本身属于娱乐场所。众所周知，监管部门对未成年人进入线下娱乐场所有着严格限制。例如，国家早已出台规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当下，参与剧本杀游戏的也有不少是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任何面向未成年人开展的游戏，都要保证内容健康，不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心理产生误导。

一味宣扬暴力、灵异、“伪科学”内容，为了剧情丰富无所不用其极，显然触碰了内容健康的底线。剧本杀场馆中的一些恐怖道具，连成年人看来都不寒而栗，何况分辨能力欠缺、心理承受力有限的未成年人。

目前，市面上的剧本类型五花八门，带动了相关创意人士的就业。就此而言，剧本杀场馆不是普通的餐馆、饮品店，而是输出和传播内容创意的实体门店。就目前剧本杀庞大的产业规模来说，或许要求监管部门逐一审核剧本还有困难，对此，行业自律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具体监管方式上，可以与剧本杀版权保护结合起来。目前，一方面，由于缺乏行业规范，剧本杀创意的抄袭模仿之风盛行，侵蚀了踏实创作者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剧本杀没有影视剧那样的发售机制，因而导致内容审核缺乏标准规范。

所以，只有将剧本置于一个统一的篮子里，才能既保护创作者权益，又明确内容生产的制度边界，让行业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此外，未成年人是否适宜参与剧本杀活动尚无定论，经营者也不能疏忽对参与者年龄的辨别。对于未成年玩家，经营者要推荐积极健康有益的剧本场景，让未成年人在娱乐放松中健康成长。任何宣扬暴力、灵异，甚至存在大尺度实体道具的剧本杀项目，都不应该对未成年人开放。

如今，内容文创产业四处开花，剧本杀的兴盛，也是文创产业整体繁荣的缩影。事实上，每一种文创类型，不管是外部舶来品，还是本土原创的成果，都要基于本国国情和文化价值。在引导剧本杀行业发展时，要倡导发扬优良传统文化，不妨将中华古典之美与新潮游玩方式结合起来。近日，有媒体报道“博物馆剧本杀”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这种寓教于乐、输出高雅文化的项目，才是剧本杀行业应当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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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去过的十多家“剧本杀”门店内，均未看到有张贴“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等提示性告示。记者调查发现，“剧本杀”是一种新兴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在监管措施和管理规范等方面还存在漏洞和空白。

心理专家表示，“剧本杀”的剧本及剧情的引领很重要，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来给参加者赋以正能量。心理学上的心理剧、角色扮演等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剧本杀”。

正能量的“剧本杀”对参与者释放精神压力、丰富想象力、加强人际沟通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内容过于恐怖刺激，参与者又没有一定辨别能力，例如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反而会造成参与者现实和剧情的角色混淆，产生心理问题。

——@新华社-《变味的“剧本杀”》

“剧本杀”需要精彩刺激的剧情，有趣的情节，丰富多元的场景设置，这些都没有问题，作为广受欢迎的一种游戏形式，这些基本的元素和形式需要保护。只是“剧本杀”不能在恐怖、暴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此下去，只能是故步自封、自掘坟墓。　　

让“剧本杀”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需要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介入监管，引导从业者在经营上进入规范的轨道，同时也需要“剧本杀”从业者积极地自省，合理设计剧情和场景。不一味寻求刺激与恐怖，既是对玩家的保护，也是对“剧本杀”本身的一种保护。

——@成都商报-《不一味追求恐怖 也是对“剧本杀”自身的保护》

剧本杀取代狼人杀等成为最流行的社交型游戏，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可以启发人的思考，对人际关系、情感属性、生活目标、社会运转规律等等，进行一些复盘，从而在放松与娱乐的同时，也得到一些启迪。所以，剧本杀不应放弃这一游戏最大的魅力属性，而将重点偏向“重口味”。

剧本杀野蛮生长的阶段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完成概念和品牌的打造之后，如何进入长久、平稳的发展阶段，应该是从业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整个行业应该形成共识，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尤其是要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总之，剧本杀毕竟只是个场景游戏，对它的看法不必过于上纲上线，但也要保证玩家能玩得健康、快乐，这是一条底线。

——@澎湃新闻-《剧本杀，看重的该是剧本而不是“杀”》

05.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包装

来源：光明日报

翠袖红裙、宽袍广袖、青衫白褂……无论是在公园里，还是在大街上，想必你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身着汉服的青年男女从你身边翩然走过，转眼消失在人流中。此时，你会有种恍若隔世之感，像是穿越到了汉唐时代。

近几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元素，穿汉服也从一种行为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达500多万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商品成为消费时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潮”。

国潮作为现代时尚景观中的独特呈现，其创意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形式则吸纳并融汇了当代大众审美。这种先锋与复古碰撞的创意，在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青少年群体之中颇具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搭上国潮的列车。除了已经流行起来的汉服、破圈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各大景区标配的特制文创雪糕，白酒、口红、家具、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费品也都推出了各自的“国潮款”。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也在朝这一方向加速推进。在后现代社会，商品不再是仅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更具有符号价值，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更多是为了获得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兵马俑造型的文创雪糕不比普通雪糕更甜，但正如网友所言：“逛着兵马俑吃着兵马俑造型的雪糕，有种穿越回秦朝的感觉，口中甜丝丝的味道勾起了我对那个朝代的无限好奇，引导着我重新学习了一遍秦朝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和消费国潮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在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国潮产品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被唤醒，希望通过时尚的形式走进并了解传统文化。

国潮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可是，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国潮产品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仍然是浅层次的，往往重其表而轻其里。比如，一些品牌对于国潮的理解还停留在龙凤、图腾、繁体字上，甚至从古代随意挑选一个物件并将其化作具体“符号”印在服饰上，再染上年画风格的配色，就为自己打出国潮的噱头。这些附庸风雅的产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潮产品，说白了，不过是把传统文化当作装点门店的“包装纸”。还有一些国潮产品在设计中跟风猎奇，把诗文字词、典籍图画、车马舟船等古风元素进行生硬嫁接或胡乱杂糅，通过所谓后现代艺术化处理装饰门脸以示复古。更有甚者，张冠李戴，把日韩风当成国潮范。如此的国潮产品，降低自身文化品位事小，阻碍文脉传承事大。

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包装，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是一种精神哲学和文化信仰。国潮产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度提炼萃取，同时还需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解决好“体”与“用”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到底是品牌营销的策略手段，还是产品应该具有的内在品质。毫无疑问，国潮产品的流行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寻根热情。从文化的现代化演进来看，国潮产品厚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是本土文化精神现代化重构中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活泼的时代性。如果把传统文化当作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把国潮产品生产等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制造，那就矮化了国潮的社会价值与精神意义。

国潮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是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自觉的传承。因此，国潮产品不能投机取巧，其发展的动力及意义应该落脚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新，用现代商品的新颖形式实现文脉的自觉传承。

06.国潮别做歪生意

来源：经济日报

江南布衣的童装品牌因为不雅设计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在国风劲吹的当下，作为国风鼻祖之一，江南布衣偏偏要走“暗黑”歪路，真是可惜。作为一个以“中国风”成名、且主要市场在中国内地的国产品牌，江南布衣不妨多研究点中国文化，多给孩子们讲点中国故事。

给孩子买的国产童装，上面却印着断手断头的诡异图案，以及如“Welcome to hell（欢迎来到地狱）”“let me touch you（让我摸摸你）”等英文，甚至有网友指出有些设计已涉嫌“儿童软色情”。最近，服装品牌江南布衣的童装品牌因为不雅设计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目前，江南布衣已经道歉，称为童装产品出现不恰当图案给消费者造成困扰深表歉意，公司已下架所有相关产品，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然而，同系列的服装依然在电商平台销售，各种令人不适的“暗黑图案”让人怀疑这可能不是一家中国童装店。

现在是个性化消费时代，成人服饰“暗黑”一点，是企业自选的市场定位，消费者如果喜欢，可以视为桀骜不驯、品味另类。但是，类似设计放在童装上显然不妥。儿童正处于“三观”形成时期，国家严厉打击宣扬色情、暴力、迷信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而且，小朋友们经常会互相欣赏彼此的衣服，童装元素还是正面阳光为好。

从名字可知，江南布衣是一家来自江南的中国企业。它于1997年在浙江杭州成立，以仙气飘飘的中国风走红。然而这些年，江南布衣“整容”了——服装模特大部分是外国人、衣服上印的是外国字和有些阴森的图画，让一些网友觉得江南布衣“心理有问题”。

江南是多美的地方啊。古诗都唱：“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还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这些江南风物，不是更契合“江南布衣”的气质吗？若是看腻了江南，神州大地还有数不尽的物华天宝、风流人物，洞庭月、黄山松、漓江水、昆仑雪，难道找不出比外国“地狱”更好的设计灵感吗？在国风劲吹的当下，作为国风鼻祖之一，江南布衣偏偏要走“暗黑”歪路，真是可惜。

财报显示，江南布衣2021财年在中国内地的营收占比高达99.3%。作为一个以“中国风”成名、且主要市场在中国内地的国产品牌，江南布衣不妨多研究点中国文化，多给孩子们讲点中国故事。

有必要指出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制作传播含有宣扬色情、暴力、迷信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也禁止刊登含有该内容的广告。如果江南布衣涉嫌宣扬暴力乃至“儿童软色情”，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督促其下架相关广告和商品。这不是企业自律的问题，这是法律的红线。

07.人民日报评《扫黑风暴》：现实题材创作的力量在真实

来源：人民日报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这样的题材也不该缺席。《扫黑风暴》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艺术地还原了中央督导组下沉地方后的工作，真实反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巨与复杂，以生动故事彰显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该剧的热播热议，再次证明了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力量，也为现实题材剧的选题方向与创作思路提供了启示。

现实题材创作当从“国之大计”中找选题。《扫黑风暴》的诞生离不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雷霆行动、非凡历程。创作者将多个真实典型案例熔于一炉，不仅让作品成为现实中扫黑除恶行动过程和成果的生动缩影，而且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深思沉疴的成因，以及对黑恶势力“零容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剧作还站在普通百姓的视角，描写了黑恶势力对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诠释出扫黑除恶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

现实题材作品在我国电视剧生产和播出中一直占有着相当大的比重，近年来，口碑与收视双赢的精品力作也不断涌现。《山海情》等佳作证明，现实题材剧要想赢得观众认可，势必要走出一己悲欢。而创作者只有把握住时代脉动，描绘出广阔的社会图景与火热的百姓生活，着力建构时代精神和民心所向的内在联系，作品才可能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现实主义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勇敢地直面现实问题、揭示问题本质，进而探索解决路径，这彰显的便是创作者的社会担当与文化自信。

特别是现实题材中的涉案剧天然具有情节张力强、戏剧浓度高等叙事优势，运用环环相扣、层层剥离、步步深入的剧情来吸引观众，似乎并非难事。但难在通过最大限度真实的情境、人设和表演来营造戏剧冲突，而非以夸张的戏剧化来哗众取宠；难在对正反两面角色的刻画保持基本均衡，而非过度描摹人性之恶甚至喧宾夺主；难在从人格层面塑造真正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而非让表面化、刻意化、小品化的“尬喜感”“反差萌”破坏作品应有的严肃氛围和冷峻格调。《扫黑风暴》这部剧，无论是人物设定、剧情演绎还是影像风格、场景营造，始终强调“照进黑暗、越来越强的一束光”的艺术风格，这束光是正义之光、信念之光。

现实题材创作的源头在现实，力量在真实。聚焦“国计民生”、聚焦时代变化，现实题材剧总能找到好故事。而好故事不但要吸引人，更要启迪人、鼓舞人、引领人。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应是现实题材创作的宗旨。现实题材剧创作面临挑战，突破难点必成亮点。如何更准地把脉大众关切并厘清问题实质，如何更稳地寻求破解难题的可行路径，是现实题材剧创作应当探索的命题。

一周时评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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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转自“下邳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