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时期的士大夫是怎样将琦善加工成卖国“奸臣”的?

发布于 2021-10-0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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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担鸦片战争战败责任的琦善在道光帝眼中只是“罪臣”,但到了士大夫那里很快就变相了,“奸臣”“奸相”等称谓取代了“罪臣”。

老电影《林则徐》中的琦善(左)与林则徐(右)

1842年,清朝著名思想家魏源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叙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赞扬中国人们的反英侵略斗争,猛烈抨击向英国妥协的投降派。在这不长的文章中,“奸细”、“奸民”“奸相”等字样有几十处之多,其中“奸相”是指琦善。显然,魏源对琦善以“奸相”相称,表达出对琦善的厌恶,痛陈琦善误国害民。也由此可见,魏源认为,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奸臣”卖国的结果,作为“奸相”的琦善自然是罪责难脱。

鸦片战争史实考--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1843年,道光皇帝试图重新起用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的琦善、奕经等权臣,但是遭到了江南道监察御史陈庆镛强烈的反对,他向道光帝奏陈《起用琦善、奕经、文蔚等为刑赏失措,无以报民折》,极力弹劾琦善等人。其曰:“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窜。”此种情况皆出于琦善在“逆夷入寇之时,首先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陈庆镛奏疏一出,朝野传诵,道光皇帝也不得不下诏自责,再次将琦善等人革职。从此陈庆镛“直声震天下”。陈庆镛赢得“直臣”的美誉的同时,却将琦善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其“奸臣”的形象深入士人心中。

士大夫们将琦善说成是“奸臣”,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服输、不认输的虚骄心理。

这些士大夫们盲目迷信传统旧体制,坚持落后的夷夏观念,尽管鸦片战争以惨败告终,但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并不能轻易接受堂堂天朝大国居然如此惨败于一个蕞尔岛国的现实,而且在经历近百年的闭关锁国之后,清王朝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脱轨了,他们并不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英国和清王朝之间存在的差距,也就没有深入思考清王朝惨败的真正原因。在这些传统士大夫们看来,对于桀骜不驯的“蛮夷”,最好的方式就是展示天朝雄威,一举剿灭,但是这场战争却以清王朝的割地赔偿告终,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们没能从中国现状和世界大趋势去看待问题,也看不出来传统的天朝制度的问题。对于已经成为失败的事实,他们仍然保持高高在上的心态和不服输、不认输的虚骄心理。

第二、受儒家道德评价影响。

中国古典政治学中的忠奸理论影响了士大夫们对人物的评价,他们普遍认为在鸦片战争中一味地主张妥协投降的琦善,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奸臣”。此外,与“奸臣”对立的就是“忠臣”,即对一切反对外来侵略,坚决抵抗的官员,例如林则徐、关天培等人就是精忠报国的“忠臣”,士大夫们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华夏民族的气节,是华夏民族不屈的脊梁,在危机面前不惧个人安危利益,一心为国为民。这样的对立得出的直接结论是,清王朝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忠臣,只要重用林则徐等人,罢免琦善及其妥协派同党,要让忠臣得志,奸臣不生。这样的结论反映出了传统士大夫们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不是对落后的清王朝进行改革,而是需要加强朝廷内部纲纪伦常,强化圣贤经典。这样错误的认识,使得士大夫们不能够找到鸦片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从儒家的道德评价上出,把琦善钉在“奸臣”的耻辱柱上,让琦善为鸦片战争失败负责,保全了士大夫们心中的道统意识。

第三、为道光皇帝寻找替罪羊。

就算士大夫们没有办法指责传统旧体制,那么按照常理来说为战败负责的人应该是道光皇帝,因为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然而在传统的官僚专制帝制中,专制帝王对内永远是圣明至上的,帝王们是不会犯错的以及他们的任何决策都是正确的,如果事情没有达到称心如意的结果,那么一定就是办事的臣僚们昏庸无能,没有尽忠尽心尽力,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奸臣模式”。士大夫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这一级,这样使天子幸免了直接承担失败的责任,最多不过是用人不善。在这样的环境下,像琦善这样的“投降派”就自然而然地需要为战败负责,这样不仅维护了道光皇帝的“圣明”的形象,也保全了儒家的“礼”。因此琦善“奸臣”的形象不仅成为中国旧体制的“替罪羊”,也成为了“圣明”的道光皇帝的“替罪羊”。

总的来说,历史学本身是讲客观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但这些士大夫们的历史著作中总是会折射出其本人的主观情感和意愿,这些是很难避免的。这当中,有一些人在现实社会的刺激下,对西方列强侵略的痛恨以及对妥协、投降派持鄙夷的态度;有一些人却是举起了传统儒家学说的“善善”“恶恶”的原则,抨击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的一切所作所为,大力推崇林则徐等主战派。但其实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历史学在无意间或有意间成为了宣传的工具,他们用激昂的文字告诉时人,妥协投降是最为可耻,最终只会导致国家走向灭亡,正如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琦善给清王朝的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政权打开了缺口,使得西方侵略者大肆践踏这个古老且传统的国家。这里也可以看出,最开始对琦善的卖国批判为了警告世人,经过发展之后,就开始转变成为一种历史宣传,用来鼓舞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拯救民族国家的事业当中来。

自此以后,琦善被钉在“奸臣”的历史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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