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及抗美援朝的军事科学解读

我们通常的说法是，志愿军穿着单薄的衣服，基本上靠轻武器，战胜了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强大，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种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仅仅是用“保家卫国”的精神等方面的解释是抽象的。只有科学和专业地理解志愿军是如何抵消掉美军的武器优势，才能清晰而准确地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才能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迷题，美军研究了70年，直到今天也没完全研究清楚。

让我们先跳跃到抗美援朝战争之后12年发生的中印战争，这是一次一面倒的中方大胜的战争。此战之后，印度为吸取教训大量组建了山地战部队，以应对中印边境的作战环境。专业的“山地战部队”，乍一听很厉害的样子是不是？那中国军队有没有山地战部队呢？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深入追寻下去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创建的一开始就是最善长山地战的，解放军在整体上全都是山地战的顶尖高手。不仅井冈山根据地等大多数是山地，而且长征途中，解放军创建时期的核心骨干攀登过大量各种类型的、包括后来在朝鲜战场上普遍遇到的严酷雪山地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军队都是尽可能寻求在山地等恶劣的环境和地形条件下与敌人较量。即使在平原地区，也会通过地道战等创造出复杂的地形来。

山地战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谈论战争时不要抽象和宏观地去比较双方的兵力和武器，而一定要有我在《超越战争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战争维”概念。真正的战争是在双方实际较量的、非常狭窄的、特定时空的战争维里发生的，只有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时空里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

道理很简单，志愿军一般是在山顶上行军和打仗，而美军主要是在山沟里行军和打仗。这就造成了影响战争因素完全不同的发挥效果。我们在考察欧洲、北非、苏德、美国甚至太平洋等地发生的战争中，通常看到的作战样式是：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一方，主要是在相对平坦的战场上。进攻一方可以使用坦克作先锋，步兵跟着一起发动进攻。防守一方必须要有反坦克武器，否则很容易被进攻一方攻破。甚至于，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作战时，大多也选择这种模式。飞机、火炮等也是在这种地形上发挥作用。

可是，志愿军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总是寻求将战壕挖在山顶上，这从陆战角度来说是“制高点”。所以，不仅白天属于美军，夜晚属于志愿军，而且：

美军拥有制空权，志愿军却占有制高点。

以同样是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松骨峰战斗为例，松骨峰也就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包。它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它北通军隅里，西北可达价川。其主峰标高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约100多米就是公路。但是，就是这么个小小的山包，距离美军坦克大炮可以到达的距离只有百米的极短空间，因为山地的原因，坦克就只能与步兵分割开，无法一起冲锋了。美韩军队只能在这最后与志愿军较量的战争维里，变成双方都是一样的轻步兵进行对决，而且美韩军只能是从山脚下往上冲，志愿军是躲在山顶战壕里从上往下打。美2师组织了五次轻步兵的冲锋，都被志愿军打下来。尽管志愿军也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个连最后只剩下7个人，但最后美2师却失去了攻占松骨峰的信心，带领军队在志愿军的火力袭扰下夺路而逃。

即使是坡度不大的山坡，也是崎岖不平的，只要存在很小一段坡度超过坦克爬坡能力的地方，坦克就上不去了。因此，我们很少看到美军能采用坦克在前、步兵紧跟的教科书式经典作战队形向志愿军发起攻击的，而只能是拿着轻武器的步兵发起冲锋，连抬着重机枪爬坡都很难。美军优势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在“战场上”，美军拥有远多于志愿军的坦克、火炮、车辆是一回事，但在最终决定战斗的“战争维里”，双方军队都是拿着轻武器的步兵，这才是关键所在。

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仅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居然能在下碣隅里以南挡住急于突围的美陆战一师主力部队8次轮番进攻，最后抱起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从而又挡住了第9次进攻。志愿军的坚强意志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客观上他们防守的是1071.1高地东南侧小高岭的山包地形。如果是在平原上设置一道防线，没有重武器和反坦克火器的一个排士兵，怎么可能挡住美陆战一师有坦克支援的主力部队哪怕一个波次的进攻？

小山包会使坦克和火炮增加射击死角，增加校正弹着点困难等，一定程度上会给其火力的发挥制造不小的麻烦。

坦克无非有三个优点：强大的装甲防护，坦克炮及机枪的火力，履带的机动力。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保护着士兵一起，一直冲到敌方的战壕里。在冲到战壕面前时，坦克的火炮可以轻易摧毁敌方的火力点，用机枪可对战壕里的敌军以最精准的快速杀伤，这也会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但如果只能停在几百米以外开火，虽然也能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持，但其机动性的优势就基本没有了，与一门普通的火炮和机枪就没有区别。在上述特定的战争维里，即使只剩最后一百米过不去，它就不能直接碾压到志愿军的战壕里，坦克的最主要战术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最初在一战中，坦克就是为摆脱堑壕战的泥潭，获得能够直接突入敌方堑壕的火力而发明的。如果不能直接攻入敌方堑壕，坦克就不再成其为坦克。

而志愿军只要找到一块几米厚的大石头，或者战壕挖得深一些，在后面找个地方架上机枪，其防护和攻击力与坦克就差不了太多。

当然，志愿军也是严格受到限制的。因为存在轻武器射程的问题，设置的防线不能离沟底公路太远。例如，假设设置的防线是距离沟底公路2公里外的一个山头，虽然更为有利于防御，但美军通过沟底时可能就根本不在意这个防线的存在了。因为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志愿军轻武器的准确射程范围甚至有效射程范围。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上志愿军的阻击战往往就是在距离沟底公路100米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这样，它就必然使志愿军不得不面对美军坦克、火炮、机枪的有效攻击。

如果是志愿军主动发起进攻，美军利用其武器优势进行抵抗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美军武器优势就会得到充分发挥。

以上这两方面的特点，在长津湖战役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7日晚发起的总攻，一开始就在长津湖地区用绝对优势的兵力把美军分割成了5个不同的部分，有效分割包围了对手。如果是在解放战争中，被这样分割包围的对手基本上就等同于被全歼了。但是，当志愿军向已经被分割包围的美陆战一师发起进攻时，军事素养极高的美军虽然已经陷入绝境，但迅速用坦克等形成环形工事，马上就给志愿军造成重大的伤亡。加上美空中的优势等，最终使9兵团无法完全吃掉已经被高度分割包围的敌人。这种情况，后来美军总结成了经验，只要遇到志愿军的进攻，就尽可能用坦克车辆等迅速形成环形防御阵地，阻挡志愿军的进攻，并等待白天美军空中优势和坦克远途增援的解救。美军的这一防御战术使火力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志愿军吃过很多亏，而且始终未能找到好的普遍解决办法，除非能够借助喀秋莎等重火力进行覆盖。

从长津湖战役的这个地图中志愿军的行军路线看，很难想象他们路途上会有大量雪山阻挡，似乎志愿军在任何地形条件下都是如履平地。而美军陆战一师和七师就只能沿着真兴里-水门桥-古土里-下碣隅里-德洞山口-柳潭里等西线，东线是从下碣隅里到后浦-新兴里这个Y字形的狭长山沟道路开进。在朝鲜的大山里，山沟大多非常狭窄。这就把只能在山沟里行动的美军自然地进行分割和分散了。在长津湖战役中，陆战一师居然被拉成120公里长的行军队伍，这就很难集中兵力进行作战。而志愿军习惯于山顶或山林间行军，可以最少受这种地形的约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作战。

尽管志愿军当时获得情报极为困难，而美军有空中侦察的支持。但是，只要志愿军摊开地图就有可能准确判断出美军行军路线和必经之地在哪里，因为山沟里的路线就那么固定的几条，美军被拿捏得死死的。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与聂荣臻拿着朝鲜地图也能对美军动向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但美军却对志愿军的进攻路线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一是志愿军用夜晚行军和夜间进攻避开了空中侦察，二是志愿军的路线是几乎没有地形约束的，地图本身无论多么精确，对美军做出判断帮助不大。后一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对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美军直到现在也没真正研究清楚——中国军队整体上就是一只山地战部队。当年在井冈山时期，李德等人说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有一个看似很小，但却产生本质错误的误差 —— 事实是：毛泽东思想是“山顶制高点上的马克思主义”，而美军才是“山沟里的军队”。

美军的这个致命弱点，直到今天也没有丝毫改变。这就是它今天最终败走阿富汗的根本战术原因所在。在阿富汗战场，美军经常受到汽车炸弹和路上的地雷袭击，这种境遇在攻入阿富的20年内始终没有改变过。但如果是中国军队的话，根本不可能让这个问题如此长期存在。对于一个习惯于走汽车根本不可能开上去的山顶和山林的军队，汽车炸弹怎么可能有发挥的余地？对于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前进通道的军队，地雷埋在什么地方才能起作用？况且是零散的塔利班人员只能极少量地埋设地雷。

这可以有效解释很多美军直到今天也无法理解的战例。如果是志愿军进攻的话，往往很容易就突破美军的防线。可如果是美军进攻的话，志愿军往往可以防守几天甚至十几天。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志愿军进攻的时候，很少是傻乎乎地只知道从正面进行硬攻，而是会绕道迂回穿插到敌人背后去，切断敌方的补给线与退路。一旦如此，对方就会迅速失去斗志。他们只习惯于和正面进攻的敌人面对面进行较量，并且一定要完善守护好作战线与后勤基地之间的通路，无法面对自己周围全是敌人的作战方式。在长津湖战役之前不到一个月，陆战一师第一次与志愿军42军交手，就被夜晚从四面八方进攻、并且迅速占领其退路的志愿军战术打得精神崩溃，当时就落下病根了。

“迂回”“穿插”这些词汇说起来容易，但它往往意味着翻山越岭。因为但凡好走的路肯定都被敌方设立防线卡住了。想绕到敌人背后去，只能走敌人走不了的路。

后来李奇微也想学志愿军迂回穿插的招数，并且用机动力更强的机械化军队进行穿插，那样速度不是穿插得更快、更迅速吗？的确是更迅速了，但它只能沿山沟行军进行穿插，那就意味着只要隔着一座山，它就迂回不过去了。

一个典型战例是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范弗利特率军采用著名的以他名字命名的“范弗利特当量”火力作支撑，从1951年5月27日开始，到1951年6月10日结束，整整硬攻了12天，虽然使63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却完全失去了围歼志愿军的战机。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是：美军为什么只知道正面硬刚，而不分兵派出一只部队饶过63军的防线直插铁原呢？原因不是当时、尤其在最初与63军遭遇时不存在绕过63军防线的通路，而是这种通路一定是得翻山越岭，并且还是可能在路途中遭受志愿军的阻击。而只要是这么做，所有美军优势的坦克、汽车、除迫击炮之外的所有火炮等全都得丢弃，变成与志愿军装备一样的只拿轻武器的军队才能做到。美军敢这么干吗？

如果回答说美军“不敢”，那是太过于高估他了。在美军的战术思维和军事词典里，压根就不存在这个选项，而不是不敢。这就是从战术上说美军与志愿军真正的致命差距所在。美军能走的所有道路志愿军都能走，而志愿军却有很多美军走不了的路存在，那这个仗还怎么打？借用美国人最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志愿军在一切地形上都是“自由”的军队，而美军是被机械化装备“专制”在山沟道路上。

抗美援朝最让人赞叹的是志愿军的强大意志力。但是，要科学地理解这个问题会存在一个巨大困难之处：意志是一个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心理上的东西，它怎么来进行科学的测量呢？

当美军进攻志愿军的阵地时，为什么常常很快就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假设有1000人的美军发起进攻，在进攻过程中有100人伤亡，当场只是死亡10人，受伤90人，那么就对应100人失去作战能力吗？可能不是。一般可能会认为被击毙了是最大的战斗力损失，但却并不完全如此。如果是死亡了，可能也就放弃救助了，但如果是受伤了，不仅会暂时失去战斗力，而且因剧烈的疼痛呼天抢地的叫喊声会极大影响其他未受伤的士兵。因此，一个士兵受伤可能需要一个甚至两个未受伤的士兵去救援，把他抬下战场，尽快送到后面有医疗救助的地方。虽然送伤兵的士兵完成任务后可返回继续加入战斗，但在运送伤员的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的时间内，他们的战斗力也短暂失去了。因此，一个士兵受伤很可能会导致2、3个士兵离开战争维。100名士兵的伤亡就可能会让总计近30%参加进攻的士兵暂时离开战争维。

但是，在战壕里防守的志愿军往往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接着干。这就是只要不牺牲，就还在继续战斗。战争意志力强度的不同会在特定的战争维里严重影响双方的战损率。这里所说的战损并不一定是伤亡了才是战损，而是只要因运送伤员而离开战争维，就是战争维里的战损。即使对方没有受伤，只要暂时离开战争维了就有效减少了战斗力，在这个特定的战争维里与战死是一样的效果。

长津湖战役是毛泽东亲自介入指挥的一场战役，9兵团入朝非常仓促，为此付出了因缺少补给而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为什么要如此仓促地入朝打这一仗？毛泽东本来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抓住战机一举歼灭美陆战一师。如果能在一开战就彻底歼灭敌方最精锐的部队，会从战争意志上给予敌方毁灭性的打击，基本就等于结束战争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核心的要点之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歼灭战”等，就是要通过歼灭战，摧毁敌方的战争意志。

但是，毕竟双方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因此，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意图在长津湖战役中并没有完全达成，除了歼灭北极熊团以外，不仅是长津湖战役，而且从此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再也没有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团及以上军队。但也正是北极熊团的覆灭，从心理上彻底震垮了东线的第十军，使其迅速全面撤退。

可以充分反映志愿军拼尽全力也无法全歼美陆战一师的，莫过于此次战役中的水门桥战斗。据介绍，《长津湖》的续集就是《水门桥》。水门桥是陆战一师撤退的唯一通道，一旦桥被炸毁，这个唯一通道就被切断了。12月1日，志愿军第一次炸毁了水门桥。第二天，美军工兵就用木头进行了修复，原址搭建了一座木桥。12月4日，志愿军第二次将水门桥炸毁。第二天，美军于残留的桥根部，架设了更为坚固的钢制桥梁，美军也吸取了教训，不仅是40辆坦克守桥，更是加强了防备。对于志愿军来说这就极其麻烦了。但是，12月6日，志愿军又派出了两个排的敢死队，将棉衣反穿，用里面的白色作掩护，悄悄接近水门桥，在被敌人发现后以血肉之躯迎着早有防备的美军的枪林弹雨攻上去，终于将钢制桥梁的根部与基座全部炸毁。可是，麦克阿瑟强令日本三菱重工连夜制作了8套M2型钢木标准桥梁，杜鲁门和美国防部也是几天几夜未合眼研究对策，最终以8架C-119运输机将预制的准桥梁结构件运往水门桥附近，用巨型降落伞将其空投至美军阵地。最后，依靠着这次搭建的水门桥，美陆战一师和七师残部上万人还是成功完成了撤离。

毫无疑问，志愿军做到了他们能做的最大极限，但架不住对方强大到如此地步的后勤补给能力。这个结果未免让当时的中国人和后人遗憾。但是，就算水门桥最终没有被修好，美军显然所有重装备全都得损失掉，但也并不是说美军就肯定会被全歼。因为水门桥所在的地方只是一个小河沟，如此低温下水面全都结冰，仅仅士兵要走过河还是很简单的事情。丢掉全部重装备和车辆的美军显然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和遇到大得多的困难，但还是不一定意味着它会被全歼。

这个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同样是在二次战役中的西线战场，38军113师14小时奔袭72公里，到达三所里成功封锁了美军，最后美军就是丢弃了数以千计的车辆、坦克、火炮等辎重后逃命的。事实上，在通过水门桥之前，利用在下碣隅里的简易机场，史密斯就已经完成了4000多伤兵的撤退，最乐观的情况就算在水门桥完全堵住了最后撤退的1万多人并且也只能是歼其一部，这也已经不能算全歼陆战一师了。史密斯能做到将陆战一师残部连人带装备撤退到兴南港，相比西线美军只能丢掉全部重装备撤退，的确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注定的。

可能更让人遗憾的是，即使桥被修好了，如果能提前在这里埋伏有一支中国志愿军，还是会让美陆战一师遭受重创。的确埋伏了一个连，但他们最后却一枪未放，成为冰雕连。此战中，志愿军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有三个连成为冰雕连，27军80师242团2营5连，在水门桥之前死鹰岭防守的20军58师172团6连，在过了水门桥之后的1010.7高地上的20军60师180团1营2连，除了2人以外，其他人全部冻死在阵地上，并且至死全部保持准备射击的战斗状态。

天气造成的影响远远不是“冰雕连”所能表达的。根据1988年公布的官方资料，长津湖东线的九兵团战斗死亡7304，伤员14062，冻伤人员30732。而根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开国第一战》披露的伤亡数字：冻伤减员28954人，冻死1000人，冻伤严重而不治3000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32.1%，严重冻伤达22%。虽然不同数据来源有所差异，但无疑都是惨烈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美陆战一师2.5万人，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阵亡604人，伤重死亡114人，失踪192人，伤3508人。战斗伤亡4418人。美国人本身大多处于高纬度地区，习惯于寒冷的气候环境，在有充分保暖装备的情况下，其冻伤的人数竟也高达7300多人。而9兵团大多是江浙一带温暖气候环境来的战士，由此可见志愿军遇到的困难达到何等严酷的程度。

陆战一师在过去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惨烈的战斗，在太平洋上经受过日军不畏牺牲的万岁冲锋，参加过惨烈的冲绳岛战役，甚至也经受过与日军夜战的洗礼。但长津湖战役让这个陆战一师的官兵和师长史密斯战争意志彻底崩溃了。

士兵在如此的严寒中被冻死在当时双方军队中都很常见，但是，至死都保持如此严整军容和战斗状态的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意志力才能做到？因为在他们冻死的过程之中，自己是会清晰意识到再这么下去是会被冻死的，人类的本能会驱使人放下枪卷缩起来以尽可能保持一点体温。但他们所有人全体保持着准备射击的状态。并且在冻死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留下的遗书中，充分表明了他们宁愿冻死也要在这里坚守阵地的明确决心。无论史密斯还是他的士兵们看到冰雕连的那一刻，他们都充分明白整个过程之中志愿军的意志力超越了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大极限。曾经是王牌中的王牌的陆战一师，从此失去与志愿军全力较量的勇气，在后来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再未充当过主力，沦落为主要在后方清剿游击队的打杂角色。

史密斯本人，是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担任的陆战一师的师长。应该说，他是非常专业和称职的指挥官，在联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其所属的东线最高指挥官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都过度乐观，不断催促陆战一师快速推进到鸭绿江边的时候，史密斯充分预感到了潜在的危机，并且坚持在下碣隅里修建简易机场。事实证明，这个简易机场在美军撤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飞机将4000多名伤员直接运送到了航母上。如果如此庞大数量的伤员与主力一起撤退，其行军速度无疑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当然，史密斯之所以会如此谨慎，也不完全是因为他有先见之明，而是在长津湖战役之前的11月2日，陆战一师就已经在黄草岭一线与志愿军42军交过手，被打得心有余悸了。

长津湖战役之后不久，1951年3月5日，史密斯就此离开了朝鲜，4月被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兵营，回到后方。战争期间再也未回到前线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陆战一师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表现算是拼尽全力创造奇迹了。一个王牌中的王牌师的主帅，正在战争用人之时却离开战场，如果不是完全失去信心又怎会如此？

此战之后，麦克阿瑟说出“谁要和中国陆军较量，肯定是疯了”的话。

陆战一师和七师撤退的路线被美军的军史称为“地狱之旅”“最艰苦的撤退”。

士兵空洞痴呆的眼神，很好地表达了其战争意志的丧失程度。

美陆战一师师长奥利弗·普雷因斯·史密斯

人们可能会有遗憾：如果冰雕连能活着阻击美陆战一师，一定会给对方造成重创，但是，仅凭一百多人的阻击部队显然是无法抵挡住上万拥有大量坦克和火炮等重火力美军的，他们最终可能还是全部壮烈牺牲。如果按1：1的交换比来算，他们能杀伤美军同等数量的军队已经算很好的战果。如果按1：n的交换比，好的情况下会造成美军数百人的伤亡，这还是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但是，此处我们希望告慰当年冰雕连以及其他无数志愿军烈士们，他们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用自己超越一切敌人想象的强大意志力，给敌方心理上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部分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用一战而打垮对手的战争意志。他们一枪未鸣，战术成果自然为零，但他们用强大到令敌人胆寒，对死亡全无畏惧的勇气彻底压垮了对手，他们让自己的敌人充分明白了 —— 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 从战前来看，中美双方绝大多数将帅对战局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偏乐观，而几乎只有陆战一师尤其师长史密斯最接近估计到了惨酷激战的战局走向。因此，陆战一师和史密斯战前估计更为准确。
• 从战役本身纯军事角度看，双方都有惨重伤亡，志愿军偏高一些，9兵团也未能达成全歼陆战一师的战役目标，但却全歼了美陆七师的北极熊团。因此，大致平局是说得过去的。
• 双方都未预计到朝鲜北部五十年一遇的极寒天气，因天气减员数量都大于战斗减员。因此，中美双方都输给了天气。对此，无论当年还是后来人，也都无话可说。以当时的气象科技水平，中国连自已国内的天气都还搞不清楚，美国也没搞清楚，中国哪能搞得清楚朝鲜的天气？
• 从后勤角度看，显然是陆战一师完胜，9兵团完败。
• 从战役结果看，志愿军攻占了大量地盘，包括陆战一师和七师的第10军大量退出东北部的地盘。这个胜负结果清楚无疑。
• 从战略角度看，美军快速占领朝鲜全境，圣诞节前到达鸭绿江的目标完全失败。中方出战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要一雪百年前耻，打掉美军的战争意志。无论此次战役还是后来，志愿军不仅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而且以一种“什么王牌不王牌，老子出来要打得就是你的王牌”的气势，把敌方阵营中曾在八国联军入侵过中国，欺负过中国的国外王牌基本打了一个遍。这次战役把曾在北平制造过沈崇事件的陆战一师战争意志彻底摧毁。后来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不仅把英军王牌“格洛斯特营”全歼，而且将其打到志愿军一个士兵刘光子可以俘虏其63名士兵的程度（还不包括中间有人想逃跑被打死的）。要打就打出一百年的和平。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要让所有敢于藐视和欺负中国的敌人心目中，留下一百年的敬畏感甚至是恐惧感。从这个战略角度说，长津湖战役基本达到了目的。

如果只是勇气和不畏死亡，无数的军队都可以做到。当年的国民党军队中不乏不畏死的军人、日本军队、美国军队中也都不乏不畏死的血性军人，美军中也有很多可以与对手同归于尽的勇士，甚至当年大清国的八旗军队也曾在八里桥对八国联军发起过毫不畏死的冲锋。但是，要让敌人真正的胆寒，还需要有能在各种条件下战胜敌人的高超战略战术。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各种极端不利条件下战胜对手，就是拥有将战争基本规律发挥到极致的战术手段。

这种高超的战术当然有很多，无法在一篇文章中尽述。只选最重要的作简单介绍，从中体会一下。其中之一就是突袭。

即使对手武器装备非常强大，如果他还在睡大觉，枪炮未上膛，坦克未开动……那在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限度内，其战斗能力就是零。如果利用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集中全力对敌发起进攻，就可获得“突袭型零伤亡作战”的效果。等敌方反应过来，枪炮上膛，坦克开动，我已经打完撤了，你再强大的武器装备也没用。因此，突袭是解决敌强我弱最重要的战术手段之一。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开始，一直都是在敌强我弱环境下锻造出来的极致战术手段。

为了有效达成突袭效果，志愿军可以说是绞尽脑汁。长津湖战役9兵团之所以未等补给完成就紧急入朝，并且15万大军在雪山里昼伏夜行，就是为了达成对敌突然袭击的效果。为了实现突袭，很多时候采用前一晚派一支军队潜伏在距离敌人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地方，整整潜伏一天，等第二天晚上大部队也接近时突然发起攻击。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为了在这样的潜伏中不暴露目标，被火烧死也不发出一点声响。他所潜伏的地方距离敌人前沿阵地居然只有60多米。在这么近的地方只要一开始发起总攻，冲到敌人阵地的时间会以秒来计算。长津湖战役中，因为部队到达攻击位置的时间先后不一，一些先期到达的部队在前沿位置的严寒中潜伏了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承受如此之多潜伏的困难，目的就是为充分地达成突袭的效果。这是要在进攻作战中化解敌方过于强大火力优势的近乎唯一途径。正因如此，志愿军才要为此付出各种今天看来太过惨烈的代价和煎熬。

如果不能达成这种极致的突然性，志愿军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加巨大。发生于1952年10月6日至14日的白马山战役就是一个对此情况典型的注解。此战我军是号称“万岁军”的38军，对手并不是美军，而是南朝鲜9师。但是，因为战前38军出现一个叛徒，突击部队的文化教员谷中蛟投敌，泄露了部分战役计划，这使进攻失去了突然性。最后此战打成胶着状态，虽然38军攻陷了除主峰外的大部分阵地，但因9天时间久攻不下，战况焦灼，双方伤亡都较大，最终38军被迫撤出了阵地。这是38军在朝鲜最后一战，留下小小的遗憾。

只要达成突然性，志愿军的进攻往往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敌人防线的突破。长津湖战役中，之所以能全歼北极熊团，突然性的达成也是关键性的原因。当志愿军攻入北极熊团火炮阵地时，发现其12门火炮连炮衣、炮口帽都还没有脱下，更别提炮弹上膛了。未受到其重火力反击，使志愿军可以迅速突入其阵地。

所以，可以见到很多志愿军打退敌人十几次、几十次进攻的战例，但很少见到对方击退志愿军十几次、几十次进攻的战例。因为志愿军的进攻一般都建立在准备充分、突然袭击、一战而成的基础之上。如果进攻几次甚至只要进攻一次不成功，一般就会在仔细侦察地形和敌情基础上，改变战术甚至放弃进攻了。只要第一次进攻不成，突然性就失去了，敌人一般都会迅速组织起强大的防御。此时再要进攻的话，往往就会面对巨大的伤亡代价，并且进攻也很难成功。典型的战例如砥平里战斗等，这也是对手一旦利用重装备形成环形防御阵地并开始全面反击，我军就很难对其继续有效进攻的典型案例。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志愿军只要两、三次进攻不成的话，就主动放弃、避免进一步损失的正确决策代表。很少像美军那样，居然在铁原硬攻63军12天，基本上同一套战术从头打到尾。在上甘岭，更是基本上同一套进攻战术一攻43天。

有很多人说抗美援朝使双方军队都产生了各自的恐惧症：美军产生了夜战恐惧症，中国军队产生了火力缺乏恐惧症。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客观地说，中国军队产生的恐惧症不仅是火力缺乏，而且还有后勤缺乏、制空权缺乏、制海权缺乏等很多。美军产生的恐惧症也远远不止是夜战。这些恐惧症显然对双方军队后来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有些恐惧症逐步地，甚至在朝鲜战争中就得到了相当大的治愈。而有些恐惧症则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略关系。

志愿军的火力缺乏恐惧症，促使中国军队对火力的极端追求一直持续到现在，开发出大量“变态级别”的火箭炮、DF-21D、DF-26、DF17等火力投送装备。事实上，到抗美援朝后期，志愿军在火力上就已经赶超对手了。尤其在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的炮火强度已经显著超越对手。这也可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当年志愿军对唯一可显著超越对手的喀秋莎火箭炮之喜爱达到何等痴迷的程度。这一战术手段成了其任何使用必须彭德怀亲自批准的战略级武器。

制空权缺乏恐惧症使志愿军在战争期间就大量引入了苏联的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喷气战机，至少在鸭绿江一线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因为战争初期表现出来的严重后勤问题，1951年5月19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邓华任司令。越是到战争后期，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不断获得巨大改善。从最初长津湖战役时只能吃冰冷的土豆，到后来可以吃上炒面，再到后来甚至能在战壕里吃上现炸的油条，冬装也获得极大改善。长津湖战役时并不是国内没有冬衣，当时国内没能力造飞机坦克，但棉衣还是做得出来的。只是当时战情太过紧急，并且对后勤问题的严重程度未充分预计到，在东北仓库里的冬装没能及时补给到9兵团。到后来往前线运送时，基本都被美国空军炸毁了。“普遍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30度严寒里埋伏”是长津湖战役中的一个极端的特例。这也是长津湖战役特别让人心痛的地方。所以，我们对抗美援朝的后勤状况也不能用单一的概念来描述。当然，因为缺乏制空权，后勤补给线受到美空军轰炸遭受的损失的确非常大。这个困难贯穿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始终。

今天，随着歼10、歼16、歼20、运20、新轰6系列、即将面世的轰20、大量无人机等空军装备的列装，航母和导弹驱逐舰等成军，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形成的几乎所有恐惧症已经逐步消散了。

夜战恐惧症带来的结果是美军后来开发了大量夜战装备，使得现在美军的夜战能力接近于和在白天作战差不多的地步。因此，今天美军的夜战恐惧症已经算是完全治愈了。

如果恐惧症是有具体、特定目标，可以从技术上清晰描述的话，无论最初的恐惧有多大，一般来说最后就总是有具体解决的办法，虽然难度高低可能不同。但是，如果是一种对未知的、无法描述的对象莫名恐惧的话，那就无解了。真正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直到今天，美军和美国内心深处一直对中国存在着一种莫明的、无法在技术上准确描述的恐惧，这是朝鲜战争留给中美两国最深远的遗产。

美国依然没有能理解，中国人是可以翻山越岭的。如果它能理解，就不会在今天做出通过芯片封锁来卡中国脖子的行为。他们以为山沟里的道路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只要卡死了山沟里的道路，就以为中国无路可走了。它完全不理解中国人本能的思维就是“我翻过山去，自己掌握芯片制造的所有技术不就得了吗？”。长征途中，红军翻越过无数的雪山和其他的高山险隘。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成功翻越过盖马高原上无数严酷至极、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雪山，这就是他们留给今天的中国人精神财富所在，他们依然让今天的中国受用不尽。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技术领域的雪山是不可翻越的。

而正是因为当年的志愿军给美军留下了无解的未知恐惧，不仅使越战时中国说美军不能过17度线，它就不敢不听，严守不过17度线的警告；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南海拜见毛泽东如小学生见老师一般；也使今天的美国在面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挑战时会各种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的昏招迭出。

美国不是在遏制中国，而只是在用各种神经错乱的行为，极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国莫名的恐惧。

这种无解的、莫名的恐惧感，正是当年的志愿军给他们留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想极力否定当年中国出兵的决定，总有人在讨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输赢，总有人想否定志愿军牺牲的价值......这种偷偷摸摸的小招数治愈不了美国的莫名恐惧症。只要是对战争历史稍有点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志愿军在三年的战争期间付出19万人的牺牲，获得如此之大的战果和附带的巨大效益。相比之下，在二战中的苏德战场，一场战役的死亡人数低于这个数字的能有几个？更别提三年时间的总和。10万人的数字几乎就是苏德战场每场战役伤亡人数的下限，一场战役伤亡以百万人计算的比比皆是。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不久，中国抗日战争付出3500万人的生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死亡人数的184倍，那是何等的惨烈？志愿军让中国从此终结了受人欺负的历史。打得一拳开，省得百拳来。他使中国在后来几十年依然贫穷落后的状态下，无人再敢藐视中国。拿志愿军牺牲人数来做文章，本身就证明了他们对人类战争历史无知的程度。

•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51年4月11日被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
• 马修·邦克·李奇微：1950年12月26日从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任上前往朝鲜，转任第八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接任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仅一年后，1952年5月，被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由马克·韦恩·克拉克接替。
• 沃尔顿·哈里斯·沃克：联合国军有两大集团，东线的第十军，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沃克是首任第八集团军司令。1950年12月23日在汉城北部的一次吉普车事故中丧生。他在二战时曾为巴顿将军部下，巴顿也是车祸丧生的。但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值得同情，除了再次强调一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之外不好再说别的。
• 爱德华·马洛里·阿尔蒙德：东线第10军军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马上免去了阿尔蒙德盟军总部参谋长的职务。1951年7月，阿尔蒙德再被免去联军第10军军长职务，离开朝鲜回国任陆军军事学院院长。
• 詹姆斯·奥尔沃德·范佛里特：1951年4月，接替马修·邦克·李奇微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马克·韦恩·克拉克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主要任务是谈判结束战争，与主战的范佛里特不时发生冲突。1953年1月，战争7月份结束之前半年，范佛里特年满60岁，以上将军衔退休。

• 若论投入产出比，获益最大的无疑是日本。基本没任何投入，却由此摆脱二战后惨败的困局。正如《超越战争论》一书中所说：现代战争，旁观者胜。
  
• 若论净获益绝对值，最大无疑是中国。—— 大量苏联工业科技建设援助，100个师当时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彻底改变国际形象、一雪百年前耻，奠定可在当时两霸之间操作获取巨额利益的空间和基础，将所有影响中国主权的国外势力都借此运作出了中国......
• 若论损失（也就是负收益），最大无疑是朝鲜北南双方。
• 若论负面政治影响，最大无疑是美国。
• 若论初始战略设计目标与结局的偏差程度，最大无疑是苏联！要客观理解到的一点是：一定程度上说，美国也是被动卷入这场战争的。但它对中国太过于轻视，过了38线迫使中国也卷入进来了。本应是有棋手实力的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变成了棋子，并且从一开始就是棋子。而本来只是棋局中“目标棋子”的中国，却运作成了棋手。做任何事情都要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清楚自己目的者，只有苏联与中国。唯一实现自己战略目的者，却只有中国。美国始终就没弄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这是它把仗打得一塌糊涂的内在原因。

所有中国人也会给出答案。